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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陳北李是指哪兩個人

中***黨史上有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之佳話。 “陳”是指陳獨秀,“李”是指李大釗。兩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並非單指陳為安徽安慶人,屬南方;李為河北樂亭人,屬北方;而主要是指建黨時期陳獨秀在上海、廣東,而李大釗在北京從事壹項***同的偉大事業。兩人壹南壹北,交流往來,最終建立起了中國***產黨[1]。

壹百年前,中國還掙紮在軍閥混戰的泥淖裏;壹百年前,列強虎視眈眈,百姓生活惴惴不安;壹百年前,中國政局動蕩,人們還未看清出路在何方;壹百年前,星星之火悄然在嘉興南湖小小紅船上點燃……無數愛國仁人誌士為國家的興亡奔走呼號、四處宣講,他們不顧自身安危,甚至為此獻出生命。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同誌,在那段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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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五四運動總司令。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啟蒙思想家、革命家與改革家。是中國***產黨第壹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領導人,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壹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驗、教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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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樂亭人。中國***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壹,是中國***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20世紀我國思想界的領軍人物。魯迅先生曾這樣稱贊他:他的遺文將永駐,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歷史上的豐碑。

早在日本期間,兩人作為章士釗的好友,都參與過章士釗《甲寅》雜誌的編輯。二人因章士釗結識,李大釗的《厭世心與自覺心》是對陳獨秀所寫《愛國心與自覺心》壹文的回應,針對陳獨秀“中國並未形成國家觀,國民也未形成愛國的自覺心,國家前途黑暗,中國還不如亡國好。”的觀點,李大釗寫文章進行了溫和的批評:“厭世之辭嫌其太多,溫和之義嫌其太少”,並呼籲國人振奮起來,堅持愛國主義信念,應該“求壹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二人雖對當時中國國情和對愛國主義信念有不同理解,但他們有著同樣的愛國主義追求,這壹論戰也為之後二人***事奠定了基礎。

陳獨秀於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發起了新文化運動。聽到陳獨秀吶喊聲後,李大釗也於1916年從日本回國,主辦《晨鐘報》,擔任《甲寅日刊》編輯,成為其有力的支持者。1917年1月13日,陳獨秀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文科長後,便將《新青年》雜誌搬到了北京大學。李大釗經章士釗介紹,於1917年底受聘於北大,之後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並兼任教授。北大期間,二人團結壹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組成新文化運動陣營,探索救亡圖存的道路。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釗先後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的勝利》三篇文章,系統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巴黎和會上中國被列強欺侮的消息傳到中國後,舉國震驚,群情激憤。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攜手發動下,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爆發了。他們二人密切關註著運動的動向,積極指導著學生運動,努力營救被捕的學生。他們始終和學生們站在壹起,同他們交流運動進展情況,為五四運動的順利進行做出了重要貢獻。

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在北京新世界大樓的屋頂花園散發傳單時不幸被捕,隨後被押解到了京師警察廳。李大釗得知後,立即組織人員探討營救辦法,大家將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造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從而使北洋政府有所顧忌而不敢輕舉妄動。9月16日陳獨秀終於被釋放,李大釗十分激動,在《新青年》上發表熱情洋溢的長詩《歡迎獨秀出獄》。在得知北洋政府準備二次拘捕陳獨秀時,李大釗毅然決然擔起護送陳獨秀的重任,冒著寒冬臘月的冷風,不顧生命危險,雇了壹輛騾車並親自護送陳獨秀順利到達了天津。在路上二人還秘密商定關於建立中國***產黨的壹系列事務。從此他們壹人在上海,壹人在北京,相約建黨。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開天辟地的壹幕。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並於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產黨早期組織。在關於黨的名稱問題上,陳獨秀曾詢問過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所定的“***產黨”壹名也最終被陳獨秀采納。此後各地先後成立了黨組織,當時國內外有了8個黨的早期組織,50多名黨員。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關註和領導下,黨的第壹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開,標誌著中國***產黨的誕生。

中國***產黨成立後,陳獨秀擔負起中***中央局書記,領導全國黨的工作。李大釗負責指導北方地區黨可能就會有壹個發展的工作。1925年,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直接領導下,五卅運動獲得勝利。給予帝國主義以巨大打擊。

國內政局持續動蕩,大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奉系勢力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勢越發險惡。李大釗同誌按照中央指示安排大批同誌南下,自己卻堅守北方陣地,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堅持黨的工作。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和“京師警察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率領300多名反動軍警將李大釗等***產黨員非法逮捕。李大釗對於北方鐵路工人組織的營救行動表示堅決反對,並表示:”我個人為更名、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4月28日李大釗等同誌英勇就義,陳獨秀對李大釗的犧牲十分悲痛,他這樣評價李大釗:“守常是壹個難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表達了對李大釗的深深懷念和高度贊揚。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離開了黨中央領導崗位,抗戰爆發後輾轉來到重慶江津偏僻農村,於1942年5月27日病逝。

從北大紅樓走出來的兩位革命領導人,以超人的氣魄和膽識,沖在革命前列,擔負著改造中國的崇高使命,開創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實踐。對於兩位革命家的豐功偉績,當時有人寫詩稱贊道:“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於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南陳北李的故事,至今仍被人們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