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居註是中國古代帝王的言行記錄，從漢代開始，幾乎每壹位帝王都有起居註，這壹記錄由註官當時記載，很少有修飾成分，因此材料比其他史料更顯真實，是修撰國史的重要材料，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康熙朝從康熙十年九月開始，到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之間，***記載有982冊起居註，語言分為滿、漢兩種，其中漢文正本486冊，稿本7冊，余者皆為滿文版本。這些記錄是後世研究康熙朝的重要史料，其中記載了多次康熙帝頒賜禦書的活動。康熙帝這壹活動的目的是為了用儒家思想教化臣民，也是以這種形式鼓勵大臣，是康熙壹朝政治風格的縮影。
入主中原之初，滿人並不十分重視漢文化。對於漢語、漢字，清朝統治者持有排斥態度，而將其滿文化視為主流，在全國硬性推行，並引發了剃發、圈地等民族色彩強烈的政治活動。在受儒家文化教化數千年的中原，這些壓迫、奴役的政策引起了強烈的沖突，在清王朝建立之初，政權尚不穩定時，順治帝感到危機重重。
在滿漢沖突來帶的政治危機中，順治帝被迫重新審視文化差異，接受中原的傳統文化。為了加強政治穩定性，他提出了“興文教、崇儒術”的大方針。不過在清初，各方戰事尚未評定，順治帝無暇過多顧及文化方面，因此這壹方針沒有被很好地落實。問題延續到康熙壹朝，矛盾更加尖銳。
在處理滿漢沖突的過程中，康熙帝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重新迎回中原傳統文化的宗主地位，才能結束滿漢相爭的局面，中原人士才會在內心裏接受滿人的統治，從而化解民族危機。因此，作為統治者，康熙帝帶頭提倡、學習漢文化，苦練漢字書法並大量頒賜禦書。在康熙帝的引導下，八旗子弟、滿洲貴族均已學習漢文化為風尚。至此，執掌中原文化領域多年的中原傳統文化再次回到中心地位。
唐代張懷瓘在《字體論》中這樣說道：“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中進壹步解釋道：“正書法者，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者，所以閑聖道也。”從以上言論中可以看出，書法這種抽樣藝術，在幾千年的儒家文化中已經深受影響。具有使用功能的書法表達已經成為表現儒家的道德規範和倫理信條。
書法影響人心，人心影響聖道，這是儒家思想關於書法的核心部分。因此，在清朝統治者慎重審視漢文化時，書法就在這壹過程中充當重要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康熙帝大量頒賜禦書的行為，正是借助這種實用性很強的藝術形式，來與漢族官員親近與溝通，從而變相維護了清政府的統治，使得滿人在中原的統治局面更加穩定，從獨特的角度促進了清初社會的發展。
康熙帝通過多次頒賜禦書的行為，將原本就處於中原文化領域中心數千年的儒家文化重新推上至高無上的地位。比如二十三年十壹月十八日，康熙帝在孔子故裏曲阜詔諭：“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雲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
康熙二十五年十壹月十六日，康熙帝又禦書匾額“學達性天”賜予宋朝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周敦頤、張載、程頤、朱熹等人的祠堂，已經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康熙帝禦書“闡道醇儒”匾額，賜予景州知州，命其將匾額懸掛在董仲舒廟。類似的行為還有很多，康熙帝通過頻繁的禦書賜匾等活動，授予儒家文化至高無上的地位。
康熙帝是壹位文化修養很深的帝王，他自幼飽讀儒家典籍，對於“四書”、“五經”之類的儒家經典相當熟悉，有自己的領悟。其中的很多名句常常被他信手拈來，引用於禦書創作之中。因此，由崇尚儒家文化的康熙帝頒賜禦書，就相當於頒賜“聖賢之道”。
比如康熙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賜予吏部尚書庫勒納的禦書匾額“冰鑒堂”，就出自於《周禮.天官.淩人》“祭祀***冰鑒”，意思是潔凈如冰的鏡子，寓意為教化庫勒納，身為執掌人事的官員，應明察秋毫，謹慎用人。
賜給戶部尚書馬齊的禦書匾額“九式經邦”出自於《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寓意希望戶部身為為大清國理財的部門，應“量入為出，略有貯蓄”。賜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事常書的禦書匾額“掌司綸”壹語出自《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指意思為其草擬詔書、聖旨的職責非常重要。
起居註中對康熙帝禦賜匾額有相對詳細的記載，當時他連書十幅，每壹幅中都蘊含對官員的期望、鼓勵，或者巧妙的提醒、教育的意義。這就反映出康熙帝對儒家文化十分熟悉，在儒學領域相當博學，並且運用得當。
康熙帝還常常頒賜禦書，來教育或者提醒，或者訓誡官員。根據起居註的記載，他曾經給17位大臣賜過書有“清慎勤”的匾額。這句話出自宋朝呂本中的《官箴》壹書，取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之句。其中盡是對官員的要求，可謂十分清晰。康熙帝禦賜此匾額的目的十分明顯，就是希望大清的官員能做壹個“請慎勤”的好官，清正廉明，謹慎勤勉。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康熙帝禦書《督撫箴》壹篇賜給巡撫李光地，二十四日又禦書《督撫箴》壹篇賜給巡撫王國昌，二月十二日再書《督撫箴》壹篇賜予巡撫宋犖。前後時間不超壹個月，康熙帝連續書寫三篇《督撫箴》，分別賜給三位不同的督撫，可見康熙帝用意之深和用心之切。
康熙帝還將頒賜禦書、推行儒家文化的做法推行到處理與屬國的關系上來。比如康熙二十壹年八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命翰林院檢討汪揖攜“中山世土”四字禦書前往琉球冊封。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書“忠孝守邦”四字禦書頒賜安南國王。大臣們紛紛上奏說，海外屬國通過康熙帝頒賜禦書，感受到康熙皇帝的震懾之威，和大清帝國的實力之強，於禦書中盡可見康熙帝的懷柔之意。這種說法雖然是清朝官員的壹廂情願，但是也反映了康熙帝頒賜禦書的目的，希望天下臣民***同尊崇儒家文化的願望。
康熙帝頻繁地給部院大臣、封疆大吏頒賜禦書，目的是希望以此促進君臣關系，加強與大臣的溝通。比如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康熙帝賜牛鈕禦書並囑咐：“此朕機務余暇所書之字，雖未甚佳，以爾職在幾密之地，特以賜爾。”牛鈕回奏：“臣壹介豎儒，仰荷聖恩，薦拔今職，唯恐謬誤多端，深切悚懼。乃過蒙皇上優眷，賜以禦書手卷，益覺不克負荷。唯有敬捧宸翰，虔加珍藏，傳之子孫，永為世守之寶而已。”於此類似的還有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禦賜索額圖的禦書。
康熙帝通過頒賜禦書給這些大臣，希望他們為朝廷盡忠。對於那些有功德的大臣，康熙帝也常常通過頒賜禦書對他們加以獎賞和鼓勵。比如二十三年十壹月初四日，康熙帝頒賜於成龍禦書，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康熙帝頒賜巡撫宋犖禦書，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熙帝頒賜江蘇鄉官禦書，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康熙帝頒賜江寧通省司道等八名官員禦書。這些大臣都是於朝廷有功之臣，康熙帝給他們頒賜禦書，目的是鼓勵他們繼續為朝廷盡忠。
康熙帝還常常頒賜禦書給壹些忠臣良將的後代，以示撫恤之意。比如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頒賜原任湖廣糧道葉映榴之子葉勇禦書，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康熙帝因其父功績，特頒賜禦書與浙江湖州府知府。此類情況，在起居住中還有很多記錄。康熙帝這壹舉動，體現了康熙帝對忠臣良將的贊許，和對他們後人的鼓勵之意，達到教化臣子成為為大清效忠的人的目的。
作為人臣，不論是出於何種原因，受賜禦書都是光宗耀祖之事。很多人將受賜的禦書制成匾額或者刻碑勒石，甚至作文紀念，表示感受皇帝之恩，和紀念之意。根據起居註的記載，康熙帝施政期間頒賜禦書800多福，而由於起居註記載的並不完全，因此實際數量應大於這個數字。
有的人認為這些禦書中，有壹部分是太子或者其他皇子代筆，其實在起居註中，這類禦書都被特別標註，因此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康熙帝大量頒賜禦書，壹方面是展示自己的儒家文化修養，另壹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方式教化自己的臣民。他以身作則，希望倡導勤勉之風氣。康熙帝通過頒賜禦書的形式，提高漢文化的宗主地位，使得中原人士從內心接受滿人統治，從而達到清政府的穩定政局的目的。滿漢文化相爭，必然影響政局，從起居註看康熙帝頒賜禦書的行為，他尊崇儒家文化的舉動，大大緩解了滿漢矛盾，為開創盛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