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君來到北京，抱怨這裏沙漠壹樣的寂靜，沒有生命的韻律。在壹年的“冬末夏初”，他購進了蝌蚪、小雞、小鴨，放養在窗外的池塘裏，仿佛，春天擠進了冬天和夏天之間。
我們離大自然已經很遠了，居住在城裏的人，仿佛喪失了回歸自然的能力。如果說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響應“盧梭”，不如說，在回歸童心。那麽，作為童話家的愛羅先珂，和那些關註自然變化的孩子便有了意義。而魯迅，的確翻譯過愛羅先珂的童話《桃色的雲》，算是給這片文化的沙漠壹點滋潤吧。
《社戲》
仿佛寫完《鴨的喜劇》後意猶未盡，魯迅在《社戲》裏真的回歸了童年。他先是寫成年後在北京兩次看戲，聲音嘈雜，人擠人，很不適應。便回憶起童年時候的那場社戲了。那次看社戲也許並非是重點，而鄉村生活的自然與健康，沒有任何雜念的友誼，甚至看戲不過癮轉而去偷豆子吃，都那麽讓人愜意。
《社戲》裏的小夥伴們，讓人依稀看到少年閏土的身影。這是沒有被文化侵擾的凈土，有著《好的故事》壹樣的溫馨與恬適，是《百草園》壹樣的樂土，也許是魯迅可以躲避的最後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