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價值觀 四大核心理念 仁者無敵 安身立命 以和為貴 天人合壹
中國人代代相傳的傳統價值觀，是凝聚全民族的載體，也是中國人有別於他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思維特性，尤其是傳統價值觀的核心理念，是中國從秦朝自清朝二千多年的時間裏，社會形態保持超穩定的深層結構因素。
壹、仁者無敵?
“仁者，人也”—— 中國文化對“人”的定義，孔子說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意思是有仁心仁義的，才成其為人。從象形字的意義來看，“仁”是“人”字旁壹個“二”字，也就是說，只有在“二人”對應的人倫關系中，才能對人下定義。在古代社會，這類“二人”的對應關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五倫關系。這個對“人”的定義，到了現代，五倫關系就被擴充為社群與集體關系，但在“深層結構”的意義上，這個在人際關系中才成其為人的定義基本沒有變。也就是說傳統文化對人的定義，相對來說就比較模糊，主要在社會關系中由他人定義。這就決定了“個體”在傳統文化當中的弱化和隱而不彰。中國人經常講“做人應該怎麽怎麽樣”， 主要是指做壹個符合世俗標準的人，即使這些世俗標準有別於他個人的思想、理性、意誌和判斷。否則，在世俗眼裏就是不會做人。這個世俗標準，就是孔子用來定義人的“仁”字。
“仁”的涵義——處處為對方著想的做人方式，用“仁”字給人下定義，可見“仁”是儒家倫理道德最核心的理念。孔子說：“上下相親謂之仁”“溫良者，仁之本也”孟子說“仁者愛人” 這種處處為對方著想的做人方式使中國人顯得特別富有“人情味”。以至於有些人在人情面前不好意思拒絕對方的過分要求，往往失去原則性，徇私枉法，破壞典章制度。對壹般人來說，仁愛是相互的，只有雙方都具“體”地感覺對方的“心”“有到”自己“身”上時，才去“做人”，壹旦越出了人情磁力場的溫暖包圍，或者雙方撕破臉皮了，就不知該怎樣去“做”了，難免有失風度，比如在公***場所出現不守秩序、亂扔垃圾等不文明行為。那麽怎麽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壹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對於聖人和傳統士大夫來說，盡管他們把仁做為個體存在的基礎，但是這個高層次的原則仍然是以人倫關系之間衍生出人情作為內容，反映了中國文化濃厚的道德倫理色彩。它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就形成以下這樣的理念：
內聖外王，仁者無敵——道德與政治的合而為壹“內聖外王”就是孔子在《大學》經典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用現代的話講就是：格物深入研究事物的規律和本質，致知將其上升為理論，誠心實意，端正思想和態度，壹日三省吾身，克己復禮，使家庭和睦，推己及人，使人人都成為和自己壹樣的仁人君子，然後施仁政管理國家，使天下太平，這個過程體現了道德與政治的統壹，成為中國歷代士大夫階層由內而外的人生進修階梯。內聖，是德治；外王，是人治，內聖外王就是壹種德治加人治的社會治理模式。但是在高度集中的權力面前，德治對集權者的約束總是十分有限，充其量是壹塊光鮮的遮羞布。所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也只能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德治加人治要求作之君者，必須同時作之師，作之親。儒家的天地君親師這五個角色，作為統治者身兼三職，做老百姓的領導、老師、和父母。這樣以來，人的思想意誌以及國法以外的私人領域自然也成為管理的對象，個人就沒有多少空間可言了。
二、安身立命?
身的含義，中國人是用“身”這個詞來指稱自己的，比如本身、自身；同時，還用身來代表生命。比如終身，就是指人的壹生；人壹生的事業，就是安身立命，除了形象化地安置身體之外，還有去符合命運靜態地去養護它的意思。除了用身這個詞指稱自己和生命之外，還用它來形容壹些在其他文化中不屬於“身”的場合。比如，壹個人的背景與起源，叫出身；名下的資產總額，叫身家。違背自己的意誌而被迫去做壹件事，叫身不由己；屬於思維和理解力範圍內的事，也用體會體驗壹類的詞去表達。像身體力行、言傳身教這類屬於道德範圍的事，也在劃入身的範疇內，用身字來表達。所以，從身的含義來看，安身立命的身不僅是指身體、肉身，還指人生、生活，把這些安頓好了，有飯吃，有衣穿，生命就可以生根發芽，傳宗接代了。
食的文化——身體化的表現，中國烹飪技術之精致，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發達的。中國人特別註重食的養生功用和食的社交功用。這說明的傳統文化將人更多的看成是壹個身體化的存在，比較忽視它是壹個具有完整形態的精神主體。當然，士大夫階層和老百姓對身的理解是有層次和境界之分的。古代道德和政治統壹的傳統，決定了士大夫階層天生肩負“以民為本”的使命感，也就是讓天下蒼生皆能安身，皆有壹口飯吃。因此他們提出的口號“解民於倒懸”“措天下於衽席之上”等等，雖然也是充滿了身體化的想象，但這個身指的是社會，是天下民生，而國家則是照顧這個身的壹顆心。至於老百姓的安身壹般只顧及其家，而且這個身必須放在縮小了的人情磁力場中，互相取暖才能安心。這種安身與安心的需求，造成了他們壹方面十分現實，物質化，就連求神拜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才臨時抱佛腳，完全是實用型的、世俗化的；另壹方面也容易造成精神和感情上的麻木。
安其身，則得其心——民生觀，安身立命的身體化傾向，使老百姓的要求基本只限於“有口飯吃”就行，就不會造反。所以安其身，則安其心，解決好民生問題，就天下大治，天下太平了。中國人最高的政治社會理想是《禮運?大同篇》中的大同境界，那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孟子》壹書的大半部都在討論如何施仁政，施仁政的中心就是民生問題；壹直到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民生的觀念像壹條紅線貫穿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思想。 《漢書》中說“民以食為天”，食的確是密切串連中國文化、百姓生活、政治理想各領域的同心軸。老子甚至把治理國家比喻成烹調術。他說“治大國，若烹小鮮。”《周禮》這本書排列的百官當中，冢宰既是宰相，又有大廚子的形象。總之，安身立命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吃飯問題。即使到了現代，的生存和發展的範圍更廣了，要求更高了，但是有飯吃才能生存始終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理念的首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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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和為貴?
陰陽調和論，中國古代哲學認為，宇宙的本源就是陰陽在太極中的互相調和。陰陽本就是同壹事物兩各方面，陰陽調和則基本上排除了“邪惡”的因素。因為這樣的本體論中，所謂邪惡的因素並不是必須由善去克服的惡，而是陰陽失調，因此，如果出現動，也是動亂，是壹種變態，最後也必然用和合的方式恢復結構的平衡，回到原樣。同樣，傳統文化對待自然的態度也是和合式的而不是抗爭式的。表現在人際關系中，就是妳中有我，我中有妳的“人情味”。人際關系以保持和諧為最高目的。禮尚往來，恥於斤斤計較，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不提倡訴訟，所以公然為自己爭利益的言行也就為人所不齒了。正如孔子所說“禮之用，和為貴。”?
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為貴就是壹種放棄對抗的態度，表現在政治生活上，就容易形成安定的局面。即使已經僑居海外的中國人，也大多是只謀壹口飯吃，對政治漠不關心，很少自發組織壓力團體維護自身利益。所以，上世紀90年代東南亞排華和洛杉磯黑人暴亂，最倒黴的就是華人，盡管華人人數眾多，但是懦弱和冷漠使他們之間不善於組織和團結，壹盤散沙，毫無還手之力。根據辯證法和歷史經驗來看，以和為貴這條傳統價值觀的核心理念，還可能帶來壹種可能性，就是它的對立面——亂。逆來順受慣了的人，壹旦忍無可忍發泄起來的時候，很容易壹發而不可收拾。而且由於平時不擅於利用合理渠道宣泄自己的攻擊性，所以當這種攻擊性終於爆發的時刻，是不受理性控制的、盲目的、極具破壞性的，而且是沒有遊戲規則的、是鬥死方休的。
四、天人合壹
天人合壹的哲學思想源於春秋時期的莊子，經過孟子和董仲舒的發揚光大，最後由宋代的張載、二程整理成熟。天人合壹就是認為天道與人道的是統壹的，以人倫外推天道，以天道比附人倫。很明顯，中國的這個天和世界上任何高級宗教的“天”都不同，的天並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這個世界系統內在的組成因子。
世界上其他高級宗教都認為天和人之間有壹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人盡管可以向往超越界，但永遠不可能達到神的地位，唯有中國的天道觀主張天人合壹。而且，這個天人合壹是將天道拉下來去符合人道的。並且認為“天道遠，人道邇”。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也就是把眼光完全集中在這個人世上。
中國人的天道就是人道，它是人間理想化了的和諧關系的映照。也就是說，人如果能夠保持和諧，就是符合天道，否則的話，就會令天道失常，因此，人有參天地化育之功。那麽，怎麽“參”呢？宋朝的理學家朱熹認為，用“存天理、滅人欲”的方式，把自己的七情六欲都導入公式化的人倫渠道中獲得中和化的效果，以便能夠永恒地維持“和合”狀態。正如同天地之陰陽調和是為了化生萬物壹般，人倫關系中被渠道化的七情六欲，也必須是為了養育以及延續身體化的存在服務——養雙親，養妻子兒女。這樣，人道就和天道真正的統壹了，人也就達到了天人合壹的境界。
以上四大傳統價值觀的核心理念作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保持社會形態超穩定的深層因素，在國民心理和國家社會層面都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在現代化的世局當中，如何有意識地反省之、引導之、改造之，是當代中國人需要肩負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