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祥森
確定客觀實在的研究對象，是壹門科學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礎。[1]欲建立史學評論學科，亦必先從本體論的角度確定史學評論定義的內涵。而要確定史學評論的定義，必先確定史學（亦稱“歷史學”）的定義。史學究竟是什麽？這是史學史、史學理論研究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史學評論理論研究亦不例外。因為，它雖然歸屬於史學本體論範疇，而非史學評論本體論要回答的問題，但是，不先確定史學的定義，史學評論實踐的對象和史學評論理論的研究對象等基本問題就都無法說清楚。
壹 “史”有二義
因取義的廣狹不同，史學的定義從內涵上可歸納為兩種。廣義的“史學”是對“史”進行同時合訓而產生的“史有二義”的統壹體，包括：（1）完全獨立於人們的意識之外的人類過往社會的客觀存在及其發展過程，和（2）歷史學家對這種客觀存在和過程及其規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狹義上的史學不包括前者，而專指後者。
狹義上的史學是壹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的屬於觀念形態的東西的統壹體。就其性質而言，因歷史學家們考察的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而有“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知識體系”說、“科學”說、“藝術”說和“壹半是科學，壹半是藝術”說、“整合”說等等不同的界定。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誕生之前，人們壹般從廣義上來界定史學，即對史學的定義與對歷史的定義往往是同壹的，很少有人對兩者進行嚴格的概念上的區分。英語中“歷史學”和“歷史”是同壹個詞：History。根據第四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History第壹義項即指“歷史學”——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第二義項才是“歷史”——過去的事件，尤指從整體意義上來認識的過去事件；第三義項實際上是從第壹義項中引申出來的——對過去事件的系統敘述。可見，“歷史學”和“歷史”是其本義。在西方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的定義或解說中，History具體所指為何，壹般應視具體的文本語境而定。
中西方對史學的認識所經歷的過程基本相同。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亦從對“史”的認識發展而來，或者說它最初也包含在“史”中。據瞿林東先生的研究，大體說來，中國古代“史”的含義經歷了史官、史書、史事、史學的發展過程。史學概念可能始出於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石勒稱王之年——公元319年（東晉太興二年）。在當時和其後壹個半世紀間，人們並未對它的內涵作出明確的解說。但是，史學擺脫對經學的依附地位，並與傳統的經、律兩學鼎足而立，成為官學中壹個完全獨立的部門，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上還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後來它有了編纂學、文獻學的內容；至清代乾嘉時期，人們又賦予了史學以歷史敘述技巧和歷史認識方法等內容。[2]要而言之，在中國古代，人們對史學概念的解說所達到的最高認識水平是：史學是壹門關於如何認識、敘述或編纂過去的事件的專門性、技藝性的學問。這種認識與西方近代歷史學家“歷史學是藝術”的界說有異曲同工之妙。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上，作為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的“歷史”與作為壹種專門性學問的人們對它進行認識、描述的活動及其結果的“史學”，最後實現了初步的分離，這是古代歷史學家經過數千年探索的結果，亦是他們在史學認識上的最大成就之壹。
正因“史學”從“史”的硬殼中脫胎而來，所以，盡管在當代歷史學家看來，“歷史”與“史學”是兩個內涵和本質均不相同的概念，對於它們各自是什麽的回答分屬於不同的本體論範疇，但是當人們定義它們時，它們就像是壹個雙面怪——兩者交互使用、互相糾結在壹起。正如“易”因背出分訓、並行分訓和同時合訓而“壹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3]，——“史”因壹字多意同時合用亦總有二義，這種情況在近代依然頑固地維持著。因此，近人對史學的定義，並不比古人高明多少，亦往往不能徹底分割克麗歐女神的雙面性。當他們在定義“史者何”或“歷史何謂”的時候，實際上不是在確定“歷史”的定義，而是在確定“史學”的定義；有時則同時合訓而兼具兩義。如果從歷史本體論角度來分析，人們難免會把他們的定義當做是從觀念形態上來界說“歷史”概念，從而得出他們的歷史觀本質上屬於唯心主義歷史觀的結論。如果我們從他們解說的實際內容和文本的整體語境來分析，則不難看出，他們正是從狹義上確定了史學的內涵。例如，近代國學大師、“新史學”革命首倡者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壹書中，就開宗明義地寫道：“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壹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4]這裏的“史”，很明顯是指“史學”；而且，《中國歷史研究法》壹書所闡述的內容，亦是如何研究歷史的方法問題，而不是論述歷史是什麽的問題。當然，多數史家則采用傳統的同時合訓的方法。例如，杜維運說：“壹般來講，所謂歷史，不外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簡言之為往事），或者是以往實際發生的事件的記錄（往事的記錄）。”[5]
二 “史學”在當代的歧義
今人對史學的定義或解說，可謂各家紛紜，莫衷壹是。
“活動”說。瞿林東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綱》壹書中說：“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的認識、記載與撰述的綜合活動，這便是史學。”[6]瞿先生的定義，與他這本書的內容是相適應的。因為史學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以附屬於政治活動的壹種文化積累活動的形式存在的，史官和史館制度充分證明了這壹點。史學雖然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成為壹門專門的學問，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雖然亦不乏私人撰史行為，但兼具文化活動和政治活動而主要作為政治活動的壹種表現形式的“綜合活動”特性，並沒有改變。
“學問”說。吳澤先生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壹書“緒論”中，給史學確定的定義是：“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學問。”[7]
“歷史學壹半是科學，壹半是藝術”說。這種說法的由來比較復雜。歷史學究竟是壹門科學還是壹門藝術，或是兩者兼而有之，在西方史學史上，這壹爭論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紀古羅馬帝國。第壹個對這個問題進行辨析的，是當時的修辭學家、諷刺散文作家希臘裔羅馬人盧基阿努斯（Loucianos，約120—180年左右。壹說約125—192年。舊譯琉善，現又據英譯Lucian而譯盧奇安）。盧基阿努斯以傳統對話體寫過約80篇雜論，內容涉及文學藝術、哲學、修辭學、宗教等命題，其中有壹篇史學評論專論《論撰史》，“可以定位為西方史學史上第壹篇史學理論專論”[8]。盧基阿努斯從歷史學的任務或目的、本質、價值、認識方法，歷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結構，史料收集與處理，歷史著作的表現形式，判斷歷史著作優劣的壹般標準等等方面，提出了史學本體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揭示了史學與文學藝術（如頌辭、詩歌、戲劇等表現形式）相比而具有的真實性本質特征，認為歷史學雖然外加有欣賞的成分，也需要借助適當的文學藝術的表述技巧，需要“華而實”的“風格之美”、“真實美”和“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等表現形式，但是，這些都不是構成歷史學的本質的東西；歷史學按其特性、本質和目的來講，是壹門實用之學，而非壹門有如詩歌那樣的欣賞之學。盧基阿努斯《論撰史》所表述的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要點如次，文中“歷史”是“史有二義”中的“歷史學”之義：
“歷史家的首要任務是如實敘述。”
“歷史必須努力盡它的本分，那就是寫出真實。”
“歷史只有壹個任務或目的，那就是實用，而實用只有壹個根源，那就是真實。歷史中可欣賞的成分無疑是外加的東西，不是歷史的本質。”
“如果在通向真實的道路上存在無法克服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家應始終註意的不是現在的聽眾（古代史作是要當眾朗讀給聽眾聽的——作者註），而是今後將讀到他的史著的人。”
“歷史則惟恐混淆是非，歪曲真相。歷史有如氣管，據醫生說，氣管不能容忍壹點點食物進去的。”
“歷史如果是誇誇其談，就連欣賞的價值也沒有了。”
“歷史家的氣質不能不有壹點詩人的風度，歷史正如詩歌壹樣，是需要運用壹些高昂脫俗的調子的。”
“歷史是可以歌頌的，但是歌頌要安於本分，要用得恰當，不要使讀者討厭。”
“歷史家在歌頌的時候務必著眼於後世的讀者。”
“如果歷史家認為加上壹些修飾是絕對必要的話，他應該只求風格本身之美；只有這種美是華而實，可惜今日的史家往往忽略了這種真實美，卻舍本求末，魚目混珠，販賣無中生有的浮詞。”
“歷史家的能事也是如此：他的藝術在於給復雜錯綜的現實事件賦以條理分明的秩序之美，然後以盡可能流暢的筆調把這些事件記載下來。如果聽眾或讀者覺得有如親歷其境，目擊其事，而且稱贊作者的技巧，那麽歷史家的雕像就算達到完美的境界，他的勞動就不是白花了。”
“我們既然認為歷史精神的目的在於坦率誠實，從而歷史風格也應該相應地力求平易流暢，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奧奇僻的詞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隱語。我們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賞。詞藻應該雅而不濫，毫無雕琢的痕跡，才不使人有濃羹烈酒之感。”
“妳不要給讀者這樣的印象，以為妳舞文弄墨，誇誇其談，而不顧歷史的發展。”（這裏的“歷史”，指的是歷史客觀存在。——作者註）
“歷史家務使自己的頭腦有如壹面明鏡，清光如洗，纖塵不染，照見人臉，絲毫不爽；這樣，他才能如實反映出生活的現實，既不會歪曲真相，又不會使之失色。”
歷史家“搜集材料不應粗心大意，而必須慘淡經營，反復調查；如果有可能，歷史家應該親臨其境，目睹其事；不然的話，他也應該采用不偏不頗的報告，選擇那些不會因偏見而誇大或貶抑的口證。”
“我的模範的歷史家是這樣的人：他無所畏懼，清廉正直，獨立自主，坦白誠實，是非分明，不為壹己的愛憎所左右，不因憐惜或敬佩而筆下留情；他是大公無私的判官，對誰都不懷恨，但是對誰都不徇私；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無帝皇將相，絕不考慮他們的喜怒，而如實記載他們的事跡。”“他可能懷有個人仇怨，可是他更加重視國家的利益，視真理重於私仇宿恨；他可能有所喜愛的人物，可是，他不會饒恕他們的過失。”
歷史家“必須是壹個有獨立精神的人，無所畏懼，不仰賴他人，否則他就會優柔寡斷，易受不正當的影響”；“必須只對真理馨香頂禮，絕不膜拜其他神靈；壹切神靈都不在他眼內，他的惟壹原則與堅定信仰是：絕不考慮今日的聽眾，而只想到未來的讀者。”
“我的理想歷史家必須具備兩種才能：壹是政治眼光，壹是表現才能。前者是天賦的才能，不可學得；後者是後天的修養，只要熟讀典籍勤學苦練，便可以學到。”
“歌頌者的惟壹任務是頌揚與取悅他的對象，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即使言過其實，也在所不計”。“詩享有無限的自由權，詩只遵守壹條法律——詩人的想像。”
因此，在盧基阿努斯看來，“不能區別詩與史，確實是史學之大患”。[9]
盧基阿努斯關於“詩與史”、“實用的歷史”與“欣賞的歷史”之間異同關系的辨析，開啟了後世歷史學家關於歷史學是壹門科學還是壹門藝術的論爭之門。近代西方無論是客觀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壹門“如實直書”的實證科學，“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還是相對主義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學是壹門藝術，“歷史學壹半是科學，壹半是藝術”等等表述形式不盡相同的史學本體認識，就其關於治史原則、史學本質的認識，以及討論的題域、思考的路徑而言，其實均未超出盧基阿努斯所達到的認識水平和劃定的疆界。
在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界，史學理論工作者們接過了盧基阿努斯的問題。堅持歷史學是壹門科學的歷史學家，壹方面沿著盧基阿努斯開辟的認識路徑，從歷史學與文學的區別中把真實性確定為歷史學的本質特性之壹；另壹方面，沿著馬克思和恩格斯開辟的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認識路徑，從歷史本體論和史學本體論的高度，深刻闡述了歷史學研究對象的客觀實在性，從而為歷史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壹些持相對主義甚至折衷主義史學觀的歷史學家，同樣延續了盧基阿努斯的認識路徑，所不同的只是把已經被盧氏排除在外的“無疑是外加的東西”又偷運到歷史學本質特性的內容之中，使之成為內涵於歷史學本質的東西，然後以此為據，重彈了實質上是“壹半……壹半”的老調。何兆武先生的歷史學是壹門“既是科學又非科學的超科學”人文學科之說，可以看做是“壹半……壹半”說的當代中國版。
20世紀80年代末，何兆武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命題，認為“要使歷史科學現代化”，“歷史學界應該對過去壹切似是而非的假問題進行重新批判並做出壹番澄清”[10]。此論在中國歷史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第壹個被他當做“假問題”來澄清的，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性、或停滯性、或長期停滯性問題。進入90年代，他的這種澄清工作很快就溯源到了歷史學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範疇領域，把“歷史學是科學嗎？”作為壹個準“假問題”——何先生沒有直接認定它是壹個“假問題”，而只是認為它是“唯科學觀點”的壹種表現，故我們用準“假問題”來稱之——來清理。從他發表的壹些文章中，如《對歷史學的若幹反思》、《歷史學兩重性片論》、《歷史兩重性片論》、《歷史學家、歷史學和歷史》[11]，以及被他收入自己的“學術文化隨筆”集中的《〈歷史與歷史學〉自序》，等等，不難發現他的歷史學作為壹門人文學科是“超科學”之說：
“人們對歷史的研究和認識則構成為歷史學。”
“……人們對歷史的體驗（歷史學）……”
“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壹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壹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
“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壹個‘實’，即壹個大家壹致（或可以達成壹致）的看法……歷史學Ⅱ本質上是壹種思維構造過程……”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
“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
“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否則，“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上，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
“歷史學不能單純考慮物質方面，也不能單純考慮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綜合為壹個整體；思想史則是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思想史的對象則是壹切人文動機（人們的思想、理論、見解、願望等等）如何參與並形成了歷史的整體”；“思想史所論述的是人們的想法和看法，包括最廣泛意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貫穿著人的全部物質的和精神的活動的是人的思想的整體，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史”；“人類的思想文化不妨劃分為兩類，壹類是積累的，壹類是非積累的……歷史中……屬於人文範圍的成分，大抵也可以分為兩類：壹類是涉及知識性的和技術性的，壹類是涉及非知識性和非技術性的。前壹類是可以積累的，後壹類則否”；“思想和現實構成為壹個整體，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及其內涵。”
“歷史學並不是壹門實證的科學，妳無法進行可控的實驗來證實它或者證偽它……就物質層次的歷史而言，事物的發展有其必然的規律；但就人文層次的歷史而言，則其發展並沒有物質事物發展那種意義上的必然規律……現代化的歷史學正在要求人們放棄前壹個時期近代化史學思想所要求於人們的對所謂歷史規律也像對自然科學規律那樣的無限崇拜和無限信仰”。
何兆武先生“對歷史學的若幹反思”所獲得的關於“歷史學兩重性片論”，要點即如上述。他的“歷史學Ⅰ”、“歷史學Ⅱ”兩分法提出後，有的青年史學理論工作者從中獲得了靈感，進而又區分出了所謂的“歷史學Ⅲ”。可見，兩分法對於歷史學的“精細化”是做出了貢獻的：它開出了壹條史學本體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或者說層次化研究之路。至於歷史學概念本身是否能夠做出如此精細化的涇渭分明的層次區分，則尚無人去深究。
綜觀何先生的有關論述，不妨概括為：歷史學是以思想史為其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由人們對歷史的研究、認識和體驗所構成，壹門兼具科學、哲學、藝術而又非科學、非哲學、非藝術，不是實證的人文學科。
這種史學解說，實際上是新盧基阿努斯之辨，不同於盧氏的是，何先生把盧氏的“實用的歷史”和“欣賞的歷史”用折衷主義的手法捏合在了壹起，使歷史學改性成了壹個兩性人。或者說，通過變性手術，歷史學從20世紀末的科學時代又返回到了它的素樸的不定性的童真時代。
按照何兆武先生的相關論述，歷史學的這種既是又非的兩重性，根源於歷史的兩重性。所謂“歷史具有其兩重性的論點，即作為自然人，人的歷史是服從自然和必然的規律的，但作為自由和自律的人，他又是自己歷史的主人，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取向的”[12]。
這樣，通常人們所理解的歷史定義的壹般內涵——人類社會的客觀進程，——就被大大化約為人的歷史，不僅“類”沒有了，而且“社會”的內涵也被抽掉了。無論是所謂歷史的兩重性，還是所謂歷史學的兩重性，其實都根源於個體屬性意義上的“人”的兩重性。在解說歷史學是什麽時，何先生又過於強調已經被他完全個體化了的“人”的“自由和自律”性；在探討歷史學的特性時，則把人文學科所具有的壹般特性等同於歷史學的特性。“原來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科學”說。1902年，英國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劍橋歷史學派重要代表人物柏裏（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又譯柏雷、布瑞）繼阿克頓爵士（Sir 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欽定教授，在就職演說《歷史科學》中，以如下壹句話語作為結束：“歷史學是壹門科學，不多也不少。”[13]這是歷史學家們探討歷史學是什麽的問題時引證得較多的壹句名言。在當代中國歷史學界，“科學”說目前大致有三種代表性意見：壹般“科學”說；“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整合學”說。
壹般“科學”說是最普遍的對史學的定義的確定。例如，1999年出版的新版《辭海》“史學”條：“亦稱‘歷史學’。社會科學的壹個部門。研究和闡述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規律性的科學。”[14]又如，吳著《史學概論》壹書“前言”中確定的史學的定義：“史學是壹門反思的科學，是對各種具體歷史研究及其內在規律的探索的科學。”[15]
“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真實性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說。李振宏先生在《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壹書中辟專章，從“歷史學是科學的根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以及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等方面，探討科學的歷史學是什麽及其與壹般歷史學的根本區別問題。根據他的論述，歷史學可區分為兩種：壹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產生之前的壹般歷史學，它還不成其為科學，充其量不過是描述和研究人類過往社會客觀存在及其過程的壹種專門的知識體系；壹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它是迄今為止惟壹科學的歷史學。確切地說，科學的歷史學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壹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壹門具有特殊性、綜合性、整體性和真實性等顯著且重要特征的具體的和實證的科學。[16]
與以往大多數歷史學家不同的是，李振宏先生從研究的對象、任務和特性三個方面，正確地區分了歷史科學與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壹般社會科學、文學等學科之間的不同，從而為歷史科學確定了客觀實在的特殊研究對象，規定出了其所應承擔的特殊任務。
大多數歷史學家給出的關於史學或歷史科學的定義，總是混淆歷史科學與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研究的對象和任務。例如，後於李著出版的、比較全面系統地反映新時期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成果的《史學理論大辭典》“歷史科學”條目。該辭條吸收了李著“歷史學是科學的依據”、“歷史科學的特性和任務”兩章中的有關歷史科學概念的內涵。但是，與此同時，它依然把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完全等同於、且當做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惟壹的研究對象。李著中的歷史科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供的壹般規律指導下，通過[對]世界各民族、國家的無數歷史現象，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研究，以理解它們的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和特點”，——在表述方式上略事變動後，被當做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壹；本應屬於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任務，——“揭示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經過各種階級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指明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和***產主義方向，為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根據”，等等，——也被統統歸入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中。[17]這個辭條的內容，其實是以《辭海》中“歷史科學”辭條的內容為基礎、糅合了李著中的有關內容的“混血兒”。科學的歷史學在承擔自己特殊的任務和進行特殊性範疇研究的同時，完全越俎代庖地包攬、包辦了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全部任務和研究對象。歷史科學何堪其重負？
“整合學”說。新時期史學界關於究竟什麽是歷史學問題的討論中，壹種最新的、且頗具特色的定義，是蔣大椿先生確定的。在《當代中國史學思潮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發展》壹文中，有鑒於“通常人們認為歷史學就是歷史論著，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這些歷史論著中所表達出來的歷史知識”這種對史學的直觀的“卻是有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現狀，他從“廣義理解的”角度，為歷史學確定了壹個全新的、“全面和深刻的”、明晰的定義：“歷史學乃是作為研究主體的歷史學家通過壹定的思維認識方式、手段與歷史客體發生互動作用的歷史研究這種精神生產實踐及其創造出來的產品，即歷史知識。”[18]在這壹表述中，蔣先生沒有涉及“歷史存在”概念，但從蔣先生的全文來看，他是從“歷史存在”的意義上來使用作為進入歷史學家認識對象範疇的歷史存在的“歷史客體”這個概念的。因此，根據他在文章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就可以得出：“歷史學家”和“歷史存在”，是構成作為精神生產實踐的歷史研究活動的兩個前提性要素；“歷史思維認識方式”、“歷史認識手段”、“歷史客體”、“歷史研究精神生產實踐”（“歷史研究活動”）和“歷史知識”，是構成歷史學的五大基本要素。蔣先生確定的史學的定義，的確比現有的關於史學的定義都要全面。蔣先生把它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史學”，並根據它在歷史認識方式上的整合性及其對象領域上的綜合性特征，在性質上把它規定為“壹門以科學性為基礎的內在地融合了實證性、抽象性、價值性、藝術性的整合學”。
三 史學究竟是什麽
以上關於史學的定義或解說，雖然在文獻史上大多是近人或今人確定的，但是從邏輯序列上講，它們其實與歷史學自身演進的自然歷史過程和人們對它加以認識的思想史過程是基本相符的。“史有二義”和今人的“活動”說、“學問”或“學術”說與“知識體系”說、“超科學”或“壹半是科學，壹半是藝術”說、“科學”說，可以看作是分別對應於歷史學在其發展歷程中的第壹、第二、第三、第四個時代的客觀存在事實在歷史學家思想上或理論上的表現形式。其中，“科學”說中的壹般“科學”說和其他兩種史學解說，分別反映了歷史學第四個發展時代中的前後兩個不同時期；至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