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方言屬於吳語太湖片杭州小片，吳語太湖片有多大呢，大體包括浙江省北部，江蘇省南部，上海，***67個縣市，人口六千多萬。那麽杭州小片有多小呢，其所轄的10個區中，只有西湖、上城、下城、拱墅、江幹這五個，面積六百多平方公裏，人口壹兩百萬，只占太湖片人口的5%左右。
看這張地圖，杭州小片四周包圍著臨紹吳語等小片區，似是其中壹個小小的孤島。杭州十區中濱江、蕭山、富陽屬於臨紹小片，余杭、臨安則屬於苕溪小片，古話常說“十裏不同音”，在這裏被完美地演繹。
杭州方言為什麽單獨成為吳語小片，第壹大原因與杭州古都的稱謂有關。沒錯，說的就是趙構。金軍入侵後，他逃難到臨安定都。大量的北方人也隨之南遷，其中大多是攜家帶口的北方宗室、官僚士大夫、豪門商紳，還有駐紮臨安城的禁軍士兵也多是“北人”。而文人學士更是不計其數，當時就有“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之說。有史書記載從南宋建炎年間到紹興年間，短短二三十年，流入臨安的居民人口暴增，此中人口以當時開封籍為最。進入杭州定居的外籍人數早已超過了本籍，有學者推測當時本地戶與外地戶的比值甚或在壹比八。
外籍人口不僅在數量上有優勢，且在政治上也有著高人壹等的地位。這些官紳與豪門遷徙到杭州後，使通常意義上講的主客現象發生了轉變，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經濟上的強勢入主。他們的聚居地在杭州十個城門內，雖然臨安四周都被其他說吳語的區域所包圍，不過在城中卻是官話的天下，因它有著權威的地位，從而把土著方言演變成了官話。這就是前文說的，柳三變的詞壹百年後在杭州用官話傳唱的原因。
而與之相比，紹興又是另外壹個例證。紹興當時是南宋皇室的陵寢所在，還是趙氏宗室的聚集地，外籍人口也超過了本籍。但此時紹興既不是政治中心，又沒有懸殊的人口比例，所以紹興話沒有受到北方官話的影響，依舊保持著吳語原汁原味的本來面貌。
其他附近州縣也類似紹興的情況，唯獨杭州話受官話影響，在語音、詞匯、語法上產生了很大變化，雙方相互融合了幾百年。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在人數比例上的懸殊差距，如果不是在政治地位上有著特權的優勢。現今的杭州話地理範圍不會這麽小，可能與周邊的余杭話會非常接近。由此可見在南宋時期政治、人口的劇變對杭州的深遠影響。也正是因宋室南渡，使官話與杭州方言演變與融合後，成為了壹支帶有北方官話色彩的吳語，也就是現在杭州話的由來。
到了清朝，杭州湖濱壹帶駐防著八旗營時間長達兩百多年。民國初年八旗營解散，這其中五萬多的官員、士兵與家屬，都散入了普通百姓中。而這些旗營中人為了融入本地，也開始學習杭州話，而他們本身的北京官話又與杭州話發生了影響，如此互相滲透形成了現在杭州方言的特色。在地名上就有著滿語的遺留，杭州有條街道叫作“河罕上”，從前的街名其實是“河岸上”，這明顯是漢語發音。而“罕”字是滿語的發音，意思是河沿或河邊上。而這條街正是沿運河而建，當年這裏是人聲鼎沸，水運繁忙之處。
徐誌摩有壹次在蘇州演講時說到“寧願聽蘇州人吵架，不願聽杭州人談話”。當然這句名言，也從此演變了很多版本。雖說“下有蘇杭”但兩地話語的腔調則完全不同，如果蘇州話是吳儂軟語，杭州話確是實骨鐵硬（讀昂）。
宋室南遷杭州後，城內人人講“官話”，於是形成了杭州話在語音表達上多是文讀，簡單來說文讀就是書面語，所謂的說話文縐縐就是這意思。白讀是指早期本地固有的語音，同官話差別較大。直觀感受如果用杭州話讀書，基本不會出現文讀音還是白讀音的糾結。而吳語方言中，文白兩讀的字很多，杭州話卻是例外，基本沒有白讀的方言，這是它壹大特點。其中的演變過程可能是這樣的：宋室南遷後，本地的白讀音與官話有著很大的差異，逐漸被排斥。而文讀音與北方官話相似則取得了主導地位，在後來幾百年裏就取代了白讀。到了民國時有學者對杭州話做了調查，發現當地幾無文白差異。就語音來講，像家、花、街、交、間、江、等很多詞匯，杭州話文讀音和白讀音都是壹致的。而在其他的吳語小片區，依舊保持著文白讀不同的特點。
杭州話與周邊吳語相比，主要表現在詞匯系統與普通話類似，例如在杭州話中人稱代詞用“我，妳，他”表示，復數則加“們”這與普通話是壹樣的。但在上海話裏是“我，儂，伊”，復數是“阿拉，?，伊拉” 。紹興話裏是“我，儂，伊”，復數是“捱，乃，野”。而杭州余杭區則是“我、爾、伊”，復數是“捱，乃，茄”。人稱代詞其實是語言學中最穩定的基本詞匯，從這就可以看出杭州話的獨特之處。所以要判斷對方說的是不是杭州話，只要聽他怎麽說人稱代詞就可以了。在其他的很多詞匯使用上，杭州話也與普通話是壹致的。例如洗臉，在吳語中有用潮面，汰面的。女兒這個詞會用囡，發音雖不同但用字壹樣。否定用語“不”，吳語更多的是勿或者勿格。杭州話的用詞與周邊吳語相比，官話色彩更濃厚。
壹方面杭州話的很多吳語詞匯被北方語所覆蓋，另壹方面周邊吳語對杭州話形成的包圍態勢，又使得吳語的影響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滲透。兩者融合後組成了官話壹半吳語壹半的詞匯。例如普通話臉這個詞，周邊吳語區多用面孔，杭州方言說臉孔，這明顯是兩者結合產物。新郎這個詞，杭州話用新郎倌，也是受到新倌人這個吳語詞匯的影響。
這其中對杭州影響比較大的是紹興話。有壹句老話，叫做杭州蘿蔔紹興種。很多杭州人翻翻家譜，說不定三代前多有紹興籍的老祖宗，究其原因是近代歷史上的戰亂所造成的。第壹次是1861年，太平軍圍城兩月，本地人死傷無數，造成了人口數量大減，急需填補，紹興移民杭州就由此而來。第二次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日寇經常對紹興地區轟炸、掃蕩，民眾飽受戰爭之苦，為了躲避戰亂就有不少人來到杭州討生活。
正因此杭州話受到紹興話的影響，也讓某些文白讀音也發生了變化。例如杭州話中的“說”字，老派發的是suo這個音，現在多用wuo音，這又與紹興話壹致。再比如大這詞，杭州話中有固定讀da的，大家，大衣。也有讀do的，大塊頭（身體壯實的人），大腳髈（大腿）。還有兩種讀音都可以用的，大阿哥，大老板。而在紹興話中大字則都發do音，這些就是鮮明的例證。
很多朋友都知道杭州人喜歡用“兒”，且用處非常豐富，“兒”字加其他詞根形成了壹大批詞語。這是和南宋“官話”融合演變而產生的壹大特色，也是與周邊吳語的差異之處，不過它跟北方話的用法有很大不同之處的。
在讀法上，杭州話中的“兒”是壹個獨立音節，而北方話的“兒”卻是依附在字根後發的卷舌音。比如“小孩兒”，那麽杭州話是xiao hai er ，北方話是xiao hair，在這裏“兒”發的是輕聲。杭州話的“兒”是作為獨立音節來使用，所以北方人聽起來就顯得很生硬，而周邊吳語區又覺得它格格不入。就拿壹江之隔的蕭山來說，杭州說凳兒（凳子），蕭山話就沒有“兒”，只說“凳”。在詞意上，北方話裏的“兒”有虛化的，去掉綴詞也不影響。杭州話有與此相同的，比如“老頭兒”、“花兒”、“魚兒”、“包兒”。也有與此不同的，如果妳聽杭州人說“他們在打打兒”，這表明他們開玩笑的成分居多。但如果說“他們在打”，那就是在打架。如果說孩子在哭，會聯想到孩子被打哭了，罵哭了，受到什麽傷害哭。但說孩子在“哭哭兒”，卻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大體是孩子在耍賴皮。
往上追溯壹千年，漢語“兒”的讀音也是從“兒尾”向“兒化”發展。唐宋詩文中的“兒”字不論是本義還是兒綴詞，都是獨立音節的，並不像現在北方話的兒話音。由此可見，南宋的“兒”是獨立的音節應無疑義。宋元時反映錢唐生活的筆記《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史料，記錄著很多那時杭州話的兒綴詞。如籠兒、蝦兒、香袋兒、八哥兒、餅兒、帽兒、碟兒、盆兒、罐兒、擔兒、等詞。這些迄今有幾百年的詞，仍在杭州人的口頭上流傳著，說明市井階層杭州話的“兒”由來已久了。到了明代時白話小說的興起，如《水滸傳》，《金瓶梅》，《西遊記》等記載著很多當時的市井百態，裏面也有著大量的兒尾詞。再對比南宋史料發現兩者互有重復，且這些詞在結構、語意方面大體壹致，這可以推斷出明時小說的兒綴詞正是上承宋元，後續現代杭州方言。
在歷經變遷的歲月裏，也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和地理條件，受到南北兩方既融合與又制約的演變中，杭州方言也幾經微妙的變化。雖然杭州話在吳語中的確只是占比很小的壹部分，卻也是蘊含內容非常豐富的壹部分。他積澱在語言中的文化因子，就像是慢慢展開清明上河圖的畫卷，在這千年的歷史長河裏浮沈奔流。最後借用徐文長的妙聯來作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