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意思——想用它來研究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的關系，通曉從古到今的變化，形成壹家的學說。
1、究天人之際：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繼承了先秦以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傳統，他反對以天道幹預人事，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屬於自然現象，與人事沒有什麽必然的聯系。這種觀點與漢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正宗的所謂 “天人感應”學說相對立。
2、通古今之變：
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通過歷史的發展演變，尋找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之理。這裏涉及兩種思想：
①歷史進化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中表現的歷史觀與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歷史是通過各種改革向前演進的。因此他對於歷史上出現的政治改革，總是采取稱贊的態度，如對戰國時期吳起的改革，商鞅的變法促進歷史前進的作用是有壹定認識的。說吳起改革的政績是“諸侯患楚之強”；商鞅變法的政績是“行五年，秦人富強”，“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對秦始皇的問題也是如此，司馬遷曾稱“秦為暴秦”，“無道秦”，“虎狼之秦”，但對秦始皇實行改革的功績還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反映出壹種厚今博古的思想和壹個歷史家“通古今之變”的眼光。
②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辯證思想：
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就是透過壹些歷史現象，來觀察壹個時代或壹項具體制度由盛而衰之理。歷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跡可尋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淮書》中記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著衰敗的因素——富貴者役財驕溢，爭於奢侈，“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說明司馬遷在研究歷史時，註意歷史事實的因果關系，註意說明歷史的轉化，帶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3、成壹家之言：
所謂“成壹家之言”，就是借寫這樣壹部歷史著作，來表達他的某些獨到的歷史見解，表達他的某些社會、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當時人們普遍這樣認為，孔子“因史記（魯史）作《春秋》，以當王法”，這部王法“記天下之得失，而見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孔子之所以借歷史來寄寓理想，是因為孔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馬遷寫《史記》，竊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於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歷史事實的敘述來體現的。
作品出處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出自《報任安書》（也叫《報任少卿書》），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壹封回信。司馬遷以激憤的心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內心的痛苦，說明因為《史記》未完，他決心放下個人得失，相比“死節”之士，體現出壹種進步的生死觀。行文大量運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壹氣呵成，對偶、引用、誇張的修辭手法穿插其中，氣勢宏偉。這篇文章對後世了解司馬遷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創作背景
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當霍去病漸漸受到漢武帝的寵信，逐漸淩駕在衛青之上的時候，衛青的故人、門下都投靠霍去病了，並因而獲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於衛青。
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戾太子派人持節到他那裏要求發兵助戰，他受了節，但仍閉城門，不肯接應太子。
事件平息後，漢武帝賞賜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隨太子和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以重罪。關於任安，漢武帝對他的做法認為還可以，沒有責怪他。可是後來有人進言，說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盜父兵”，其實並無造反之心，使漢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於是，先前所做的處置，又重新檢討，變成了與太子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當漢武帝心理轉變的時候，便對任安對待太子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他怪任安不幫太子，卻坐持兩端，準備看誰勝了就依附誰，於是就判他腰斬。
任安自認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寫信給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
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他的心裏相當為難。他了解漢武帝，自己就曾嘗過漢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實在不願意再遭到第二個“李陵之禍”。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雙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壹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判，覺無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並請求他原諒。於是，在征和二年十壹月，五十五歲的司馬遷寫了壹封長信給任安。
任安終於被腰斬了，司馬遷也在感嘆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後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漣漪。顯然前者是狂風暴雨式的，而後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來平靜而又清澈見底，卻又讓人沈思。
作品原文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作品賞析
這篇文章是司馬遷在自己生命遭受極端摧殘之後寫的。
“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認識到生與死的價值，並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釋。這種人生觀發揚了孟子“生”與“義”的精神之髓，並將其發展到了壹個更高的境界。作者從生命歷程與創作的關系上揭示了壹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憤怒出詩人”的文學創作規律。他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寫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用詩壹般的語言，高度評價屈原的壹生，是寫屈原，也是在寫自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些話體現了作者對統治者有清醒的認識，看透了這個社會。
司馬遷是敘事的高手，《報任安書》這篇作品把事件敘述得淒婉動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於連戰十有余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壹國***攻而圍之。轉鬥千裏，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這段敘述，激烈悲壯。敘述是抒情的基礎，情生於事，敘事以抒情；事隨情陳，寫情以染事。本文把敘事和抒情融合在壹起，“是以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這既是敘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本文是書信體。書信最適合任意揮灑，不受羈絆。在信中，司馬遷借任安要求其“推賢進士為務”，陳述了自己不能聽從的理由，由此引發了壹大篇憤激之詞。他寫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雖然沒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處處暗含著怨懟之氣，表現了作者骨子裏不認為有罪的倔強性格。本文寫了自己對人生價值的探索，點明了中華仁人誌士生死觀的內核。本文寫了作者身殘誌堅的英雄氣概，在恥辱中寫完了煌煌巨著《史記》。本文寫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既有對世態的感嘆，也有對任安的委婉責備，都通過書信的形式，向朋友道來，激越雄壯，如江海波濤，洶湧澎湃。
本文所表現出來的超越時代局限的歷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對漢武帝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全文無壹處盛贊之語，處處是怨尤憤懣。“未能盡明，明主不曉”；“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蔔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這些語言實際是對漢武帝的控訴。作者寫《史記》不是為帝王樹碑立傳，也不是為將相歌功頌德，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壹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為“二十六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