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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什麽意思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意思——想用它來研究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的關系,通曉從古到今的變化,形成壹家的學說。

1、究天人之際:

所謂“究天人之際”就是要探討天道和人事之間的關系。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繼承了先秦以來天人相分的唯物主義傳統,他反對以天道幹預人事,認為社會現象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屬於自然現象,與人事沒有什麽必然的聯系。這種觀點與漢武帝所提倡的儒學正宗的所謂 “天人感應”學說相對立。

2、通古今之變:

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要通過歷史的發展演變,尋找歷代王朝興衰成敗之理。這裏涉及兩種思想:

①歷史進化思想:

司馬遷在《史記》中表現的歷史觀與董仲舒“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觀點不同。他認為歷史是通過各種改革向前演進的。因此他對於歷史上出現的政治改革,總是采取稱贊的態度,如對戰國時期吳起的改革,商鞅的變法促進歷史前進的作用是有壹定認識的。說吳起改革的政績是“諸侯患楚之強”;商鞅變法的政績是“行五年,秦人富強”,“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對秦始皇的問題也是如此,司馬遷曾稱“秦為暴秦”,“無道秦”,“虎狼之秦”,但對秦始皇實行改革的功績還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反映出壹種厚今博古的思想和壹個歷史家“通古今之變”的眼光。

②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辯證思想:

所謂“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就是透過壹些歷史現象,來觀察壹個時代或壹項具體制度由盛而衰之理。歷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跡可尋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淮書》中記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著衰敗的因素——富貴者役財驕溢,爭於奢侈,“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說明司馬遷在研究歷史時,註意歷史事實的因果關系,註意說明歷史的轉化,帶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3、成壹家之言:

所謂“成壹家之言”,就是借寫這樣壹部歷史著作,來表達他的某些獨到的歷史見解,表達他的某些社會、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說他的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為第二個孔子。當時人們普遍這樣認為,孔子“因史記(魯史)作《春秋》,以當王法”,這部王法“記天下之得失,而見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孔子之所以借歷史來寄寓理想,是因為孔子說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馬遷寫《史記》,竊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於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歷史事實的敘述來體現的。

作品出處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出自《報任安書》(也叫《報任少卿書》),是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寫給其友人任安的壹封回信。司馬遷以激憤的心情,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發了內心的痛苦,說明因為《史記》未完,他決心放下個人得失,相比“死節”之士,體現出壹種進步的生死觀。行文大量運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壹氣呵成,對偶、引用、誇張的修辭手法穿插其中,氣勢宏偉。這篇文章對後世了解司馬遷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創作背景

任安是司馬遷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將軍衛青門下。當霍去病漸漸受到漢武帝的寵信,逐漸淩駕在衛青之上的時候,衛青的故人、門下都投靠霍去病了,並因而獲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於衛青。

在巫蠱之禍中,任安擔任護北軍使者,握有兵權,戾太子派人持節到他那裏要求發兵助戰,他受了節,但仍閉城門,不肯接應太子。

事件平息後,漢武帝賞賜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隨太子和為太子助戰的人都治以重罪。關於任安,漢武帝對他的做法認為還可以,沒有責怪他。可是後來有人進言,說太子在“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盜父兵”,其實並無造反之心,使漢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於是,先前所做的處置,又重新檢討,變成了與太子戰、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當漢武帝心理轉變的時候,便對任安對待太子的態度產生了根本的懷疑,他怪任安不幫太子,卻坐持兩端,準備看誰勝了就依附誰,於是就判他腰斬。

任安自認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寫信給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司馬遷,請他設法援救。

司馬遷接到這封信時,他的心裏相當為難。他了解漢武帝,自己就曾嘗過漢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實在不願意再遭到第二個“李陵之禍”。論交情,李陵與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雙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馬遷也非常明白漢武帝壹心為太子報仇,任安的死判,覺無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見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說明,並請求他原諒。於是,在征和二年十壹月,五十五歲的司馬遷寫了壹封長信給任安。

任安終於被腰斬了,司馬遷也在感嘆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後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漣漪。顯然前者是狂風暴雨式的,而後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來平靜而又清澈見底,卻又讓人沈思。

作品原文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作品賞析

這篇文章是司馬遷在自己生命遭受極端摧殘之後寫的。

“人固有壹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認識到生與死的價值,並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釋。這種人生觀發揚了孟子“生”與“義”的精神之髓,並將其發展到了壹個更高的境界。作者從生命歷程與創作的關系上揭示了壹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憤怒出詩人”的文學創作規律。他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寫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其誌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誌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遷用詩壹般的語言,高度評價屈原的壹生,是寫屈原,也是在寫自己。“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些話體現了作者對統治者有清醒的認識,看透了這個社會。

司馬遷是敘事的高手,《報任安書》這篇作品把事件敘述得淒婉動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於連戰十有余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鹹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壹國***攻而圍之。轉鬥千裏,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這段敘述,激烈悲壯。敘述是抒情的基礎,情生於事,敘事以抒情;事隨情陳,寫情以染事。本文把敘事和抒情融合在壹起,“是以腸壹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這既是敘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本文是書信體。書信最適合任意揮灑,不受羈絆。在信中,司馬遷借任安要求其“推賢進士為務”,陳述了自己不能聽從的理由,由此引發了壹大篇憤激之詞。他寫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雖然沒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處處暗含著怨懟之氣,表現了作者骨子裏不認為有罪的倔強性格。本文寫了自己對人生價值的探索,點明了中華仁人誌士生死觀的內核。本文寫了作者身殘誌堅的英雄氣概,在恥辱中寫完了煌煌巨著《史記》。本文寫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既有對世態的感嘆,也有對任安的委婉責備,都通過書信的形式,向朋友道來,激越雄壯,如江海波濤,洶湧澎湃。

本文所表現出來的超越時代局限的歷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對漢武帝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全文無壹處盛贊之語,處處是怨尤憤懣。“未能盡明,明主不曉”;“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蔔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這些語言實際是對漢武帝的控訴。作者寫《史記》不是為帝王樹碑立傳,也不是為將相歌功頌德,而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作者簡介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夏陽(今陜西韓城南)人,壹說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中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敗降之事辯解而受宮刑,後任中書令。發奮繼續完成所著史籍,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

司馬遷早年受學於孔安國、董仲舒,漫遊各地,了解風俗,采集傳聞。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繼承父業,著述歷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為“二十六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