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們提到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首先必提的是《第八個是銅像》，筆者曾經對此作了壹點分析。
幾乎是同時，當年的觀眾還要提到另壹部看不懂的阿爾巴尼亞電影，這就是《腳印》。
這是壹部什麽樣的電影，竟然在觀眾那裏得到眾口壹詞的感受？
《腳印》這部電影是在1971年在國內公映的，算是比較早期的阿爾巴尼亞電影。
據《上海文化年鑒 1992》後附錄的“上海文化史大事記（1966 1976）”記載：1971年11月28日，為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27周年，上海即日起上映阿爾巴尼亞故事片《腳印》和《勇敢的人們》。
在浙江的壹本文化誌裏，也提到：1971年12月17日，為配合阿爾巴尼亞解放27周年紀念活動，杭州市上映阿爾巴尼亞故事片《勇敢的人們》和《腳印》。《浙江日報》發表評論文章《廣闊的天地經風雨，矯健的山鷹在翺翔——<勇敢的人們>觀後》和《壹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爭奪戰——<腳印>給我們的啟示》。
更早壹些的評論，出現在全國的大報上，我們看看當時的評論標題。
1971年12月2日《解放軍報》：前進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1971年12月5日《北京日報》：光輝的道路。
1971年12月7日《文匯報》：前進的步伐。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報》：永不停止的腳步。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報》：知識分子的光輝道路。
從這些文章的標題來看，電影應該是主題積極，黑白分明，簡單幹脆，怎麽會生出“看不懂”之說？
而實際上，對這個電影“看不懂”的呼聲，可以說在我們的耳邊不絕如縷，時有所聞。
這部電影受到中國觀眾的廣泛歡迎，在《話說周曉文》（毛果著）壹文中，介紹中國導演周曉文的電影啟蒙歷程，引述了周曉文的回憶： “《多瑙河之波》看得最多，不下十幾遍吧!《腳印》看了七，八遍。”
看了多遍，應該有看不懂的因素在內。
再看《“文革”記趣》（作者：鐘利戡）壹文，作者就直指：“阿爾尼亞有部《腳印》的影片，放映看完，多數人不知所雲。”
在《劃痕的歲月：表述我們難忘的記憶》（高峰著）壹書中引用了劇作家金作人的壹封信，提到：“‘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這是觀眾在看完《腳印》之後得出的結論。該片采用了大倒敘和時空交錯的結構方法，看慣因果式線狀結構影片的中國觀眾很難適應，當然，阿爾巴尼亞其它電影中鏡頭的快速切換，人物及細節交代的簡練也是壹個重要因素。”
而在葉聖陶與葉至善合著的《葉聖陶家書》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記載了對這部電影的評價。
錢鐘書當年在《圍城》裏諷刺：名人寫信，有壹種表演欲在內，都考慮日後發表的。
不能說葉氏父子當年連篇累牘寫的通信，沒有想到日後會出版。我們今天在兩個人的書信中，正看到父子倆在 歷史 的孤寂中，作出熱鬧的雙簧式表演。
因為是表演，所以，他們之間寫的書信並不壹定是心中所想，不過，也能大體看到壹點時代的印痕。
在葉至善的信中，提到了阿爾巴尼亞的這部電影。
1972年5月10日葉至善的信中寫道：“類似的故事，有阿爾巴尼亞的故事片《腳印》講的是壹位醫生思想的轉變。這位醫生出身是好的，手術非常高明。他認為救活過不少人，受人感激、尊敬，都是應該的。後來他醫治壹個工人。這個工人在壹次事故中為了搶救他的同事，炸掉了兩條腿。手術過後，醫生去查病房，正好那幾個被救的同事來探望那個工人。他們壹見面就談技術革新的事，醫生感到非常奇怪：這些人不是這個工人不顧自己的死活，把他們救出來的嗎？怎麽連壹句感謝的話也沒有呢？真出於他的意料。他就把這件事對壹個朋友說了，那個朋友回答得很好，說因為他們在同樣的情況下，也會像他那樣幹的。這個醫生才悟到，自己離開勞動人民已經很遠了，於是主動要求到邊境去接受改造。這張片子就思想性講，是相當高的。可是他們習慣於用倒敘手法，還有些不必要的穿插，使人不容易理清頭緒。”
葉聖陶回信，如果有票，他是會去看的。可見對兒子的推薦，他還是感興趣的，並沒有歧視這是壹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從這裏可以看出，阿爾巴尼亞電影對中國的文化融入與介入，要比我們後來避而不談、佯裝不知的鴕鳥狀態要復雜得多。
兒子看到父親對他上壹封信中所提及的阿爾巴尼亞電影有興趣，在5月16日這封回信中，進壹步闡述了電影的內容，這是所有先期看過電影的觀眾，都喜歡表現出來的心理趨向，他寫道：“《腳印》那個電影，要看懂得花點腦筋。他是從壹個暗殺案開的頭，就是這個醫生被暗殺了，有人懷疑他是自殺，處理這案件的公安人員認為必須經過調查才能定案。於是他訪問了醫生的父親、妻子、同事、朋友，這些人都敘述了醫生生活的片斷，裏面還插進了這些人自己的生活，因此看起來頭緒很亂。爹爹去看之前，最好叫三午把故事大概說壹下。這個主題用偵探片的形式來表現，實在沒有必要。”
這裏提到的“三午”是葉聖陶的長孫。其實按照葉聖陶的文字功底，看這樣壹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完全能夠自己消化電影裏的迷津，用不著別人指手劃腳，但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腳印》確實有壹點“燒腦”。
與葉聖陶大師被懷疑成看不懂，倒是不少民眾在這個電影裏讀到了他們需要的理解。
據交通技工教育研究會編《交通技工教育優秀文集》所收錄的《師德在學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作者：林景輝、魏雪芬）卻把《腳印》作為文章的論據：“阿爾巴尼亞影片《腳印》中有這樣壹句話：和樸實的人在壹起，可以純潔靈魂。”
可以看出，這部論文集是把《腳印》作為壹個經過時間考驗的經典言論來引用的。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仍然沿用阿爾巴尼亞電影裏的論點作為支撐自己理念的信息源，確實有壹點不可思議。
在畢熙東著《足球老納:從德國到中國》中的壹篇文章“足球不是輪盤賭——第十四屆世界杯足球賽之我見”中，作者也涉筆成趣地提到了《腳印》帶來的記憶：“ 倒底誰造就誰?在十年動亂期間，只有阿爾巴尼亞的故事片有資格進口。我卻記住了影片《腳印》中的壹句名言：是醫生造就了手術室，而手術室不壹定就造就醫生。本屆世界大賽呈現出的紛亂現象，真個兒是觸及了人們的靈魂。”
只是作者在這裏發生了記憶錯位，其實文中的這句話，並不是《腳印》裏的臺詞，而是另壹部阿爾巴尼亞電影《創傷》中的對白。這兩部電影表現的都是醫生如何離開大城市，來到缺醫少藥的偏遠地區，矛盾沖突也主要來自於夫妻之間，都是丈夫積極，妻子拖後腿，主題構思非常接近，所以才造成了作者這種張冠李戴的錯誤記憶。
而《腳印》當年就對那個時代的年輕人產生了強烈的思想撞擊。
我們在《雷鋒式的好戰士黃觀順》（1973年出版）壹書中，看到傳主的壹則日記，對《腳印》給予自己的教育沖擊力，作出了記錄與記載：“壹九七二年三月六日看了阿爾巴尼亞故事影片《腳印》以後，我感到對我的教育極為深刻。它是教育我們青年人的壹部好影片。它告訴我們：壹個人的生活不能貪圖安逸，更不能驕傲自大。要知道壹個人的進步應歸功於黨和人民，而決不能把同誌們幫助的結果看成是自己驕傲的資本。”
而更多的記載，出現於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作者的筆下。上海作家殷慧芬在《夢中錦帆》中把電影《腳印》融入到主人公的生活經歷中，小說中寫道：“李小蓉說也挺欣賞《腳印》裏的那個外科醫生，他瀟灑才華出眾，可惜他死了，他被人殺害了。錦帆說影片裏的腳印象征了人生的足跡。李小蓉說哎喲我怎麽沒想到，我還覺得這片名文不對題我真傻。”
在毛寄萍所著《欲罷不能》（2007年版）中也寫道了阿爾巴尼亞這部電影給人物帶來的牽動效應：“她想起了小時候看過的壹部阿爾巴尼亞叫《腳印》的電影，女主人公向別人傾訴和丈夫的感情的那句話：結婚已經五年了，可是我們還像剛戀愛那樣。她完全沈浸在壹種幸福的感覺之中，開始的因為偷情而產生的忐忑，因怕別人發現而產生的恐懼，因行為越軌而產生的隱隱約約的罪惡感蕩然無存。”
連環畫也沒有放過《腳印》，這本連環畫標明根據阿爾巴尼亞電影改編，由王佩家改編，向群等繪，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於1974年1月出版第1版，印數達到驚人的280000冊。
這本連環畫將電影裏產生弄不懂的回憶場景全部刪掉，理清了頭緒，而且把無關的人物回憶也給省略掉了，倒是理解電影的壹個比較好的通俗讀本。
而就是這樣壹部不入今日電影界名流法眼的阿爾巴尼亞電影《腳印》竟然也成為早年的電影教科書的成功範例，而今天這些範例，則大多數是唯好萊塢電影馬首是瞻的。
在蔔召林主編的《電影學簡編》（1992版）中介紹“對話蒙太奇”這壹技巧的時候，寫道：
對話式蒙太奇也是比較經濟、比較簡要的處理方法。這樣的畫面組接，既推進了電影故事情節，又合情合理。這也是在中外電影史上大量運用的壹種手法。下面是《腳印》中的情節。
護士：“阿爾丹大夫祝妳成功。”
阿爾丹：“謝謝”。
“成功和失敗往往是毫厘之差”，說這話的已是在另壹個場景裏的教授。
那麽，贊聲壹片的《腳印》為什麽叫人看不懂呢？
這壹點，在葉至善給父親的信中，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就是電影通過回憶介紹了犧牲在敵人槍口之下的阿爾丹大夫的生平事跡。
這種表現手法，與《第八個是銅像》如出壹轍，甚至在《寧死不屈》裏，也是通過主人公米拉被捕之後不斷閃回的回憶，來表現過往的經歷。
看來，阿爾巴尼亞電影很喜歡這種大面積的回憶手法，而正是這種手法運用較多的電影，就是中國觀眾看不懂的“重災區”。
《腳印》裏，開始是壹個懸念的結局，阿爾丹大夫在邊境地區行醫時，突然死去，手上發現槍支，最容易作出的判斷，是他自殺身亡。於是警察展開調查，通過走訪他的父親、妻子、同事及病人，來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動向，與《第八個是銅像》不同的是，《腳印》裏的阿爾丹醫生更具有《羅生門》的“視角決定觀感”的色彩。
《第八個是銅像》是人物事跡互不幹擾的並列式的拼盤式組接，而《腳印》則是人物事跡的因果式拼盤式組接，各組回憶裏因回憶角度的不同，必然會有沖突的地方，這形成了《腳印》裏的人物形象處於壹種撥開雲霧、移顯換影的狀態。
阿爾丹大夫在別人的多角度回憶中，性格與思想都是遞進的，最後落腳點是證明了他是壹個好大夫，而不是壹個可能叛國未成的自殺者。
正如葉至善在信中所說，《腳印》采用了壹個懸疑式的結構，並不壹定是成功的。因為整個電影裏，並沒有什麽刀光劍影的部分，而最後突然來了壹段神秘的死亡事件，把壹起思想沖突的電影非要拉扯上兇殺事件，這兩者之間顯得有壹點不倫不類。
實際上，整個電影的回憶，就是說明了主人公如何從壹個虛榮、自私、滿足於個人幸福的醫生，如何實現了價值觀的轉變，投身到服務 社會 的更有意義的人生之中。
這顯然在後來的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的轉型變革中，證明這是壹條非常難以實現的道路，而當下的阿爾巴尼亞民眾，卻把選擇方向放在意大利、希臘這些二戰中與阿爾巴尼亞為敵的國家，也就是電影裏的叛逃者亟欲前往的國家。
也就是說，《腳印》裏的大夫的思想轉變，恰恰是逆行著現實中的民眾的思想趨向的。
因此，《腳印》這樣的影片，反過來可以看出，當時的國內民眾卻是想出國的，而不是像電影裏歌頌的大夫那樣，壹心意圖紮根基層。
所以說，英雄們的行跡與行蹤，總是逆行著 社會 的趨向與思潮的。
電影裏還通過壹位姑娘之口，對那個時代作了總結：“我們的後代會羨慕我們這個艱難的時代，這個時代壹年就等於壹個世紀。”
其實事實上恰恰相反，現今的阿爾巴尼亞恰恰忘記了那個時代。
在電影裏，英雄們被樹立為榜樣，告訴民眾與世俗的選擇的另壹種相反的可能。這就是英雄法則的存在價值，好萊塢電影也概莫例外。
影響《腳印》裏的大夫思想轉變的因素，是電影重點表現的區域。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阿爾丹從開始時沈湎於個人主義與家庭小圈子裏，發生思想轉變，來自於以下幾個因素：
大夫與同事外出遊玩，遇到了童年小夥伴的媽媽，當年他們在鄉裏，得到過這位農村大娘的照顧，後來小夥伴犧牲在抗擊法西斯的戰鬥中，這給了阿爾丹以傳統教育，覺得自己不應該忘了本。這是促成他回鄉行醫的壹個重要因素。
大夫在收治病人的過程中，有壹位工人因為保護同事，而自己受了傷，斷了條腿，大夫本來是救治病人的，但反過來也被病人所救治，這壹點，使他改變了高高在上的觀念，扭轉了醫患關系中醫生的上帝般的存在。
影片裏，阿爾丹的父親是壹個軍官，後來解甲歸田，他對兒子的變質有著深刻的認識，指出：“妳把人民給予的榮譽看成是理所當然的，脫離人民，忘記是誰培養了妳。”而同事也直指阿爾丹脫離現實，搞純粹的理論研究，熱心於維護自己的威望，而不是服務於民眾。這些觀念，在主人公觸碰到病人的感人行為之後，迅速由理論轉化為行動實踐，從而實現了思想的轉變。
《腳印》壹片，雖然是局限於壹個醫生的生活，但是 社會 廣度還是超乎尋常的。影片裏，還提及了蘇聯中斷了的援助，工廠通過自力更生，來應對突襲的困難。包括當時嚴酷的 社會 環境，邊境地區的復雜形勢，都能夠映射出國家面臨的現狀。在這樣的形勢下，醫生放棄大城市的生活，來到邊境地區服務鄉民們，便使他的這種選擇具有了整個 社會 背景支撐的縱深力道。
而影片裏的兇手，正是那個曾經送吊燈給醫生的所謂好友，影片在最後結尾中，略去了推理與偵察，直接把兇手給推了出來，這也是阿爾巴尼亞電影不屑於進行邏輯分析導致電影讓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之壹。
《腳印》在壹部簡單的主題電影中，加入了那麽多元素，壹定程度上沖淡了它的主題意旨，也讓電影七岔八岔，枝節太過繁復，最後就讓人得出“看不懂”的印象了。實際上，電影的主題還是非常鮮明的，當時報紙上對它的概括是很壹錘定音，毫無歧議的，正說明它並不難被看懂，至少看過電影的觀眾，可能不壹定梳理出電影敘事的脈絡走向，但電影傳達出的內容，還是壹目了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