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壹條顛撲不破的馬克思主義真理。然而,剝削階級卻總是千方百計地歪曲事實,把歷史說成是少數剝削階級的“英雄”人物所創造的,《三國演義》的作者也同樣如此。作品所著重塑造的兩個藝術形象——劉備和曹操,是統治階級內部兩個對立的人物,如劉備告訴龐統所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強烈的“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描寫在同壹事件上曹、劉兩種截然相反的表現,這種描寫充滿全書。然而,無論是贊揚還是鞭答,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揚了“英雄”史觀。
《三國演義》把劉備描寫為壹個理想化的統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被大量虛聲美詞掩蓋著。《三國演義》否定黃巾起義推動歷史發展的偉大作用,而那些殘酷鎮壓黃巾起義、向農民進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統治者,卻被當作歷史的創造者來吹捧。在陶謙把徐州讓給劉備而劉備固辭不受時,作者安排了這樣的情節:“次日,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劉備軍隊於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師回新野”時,作者又安排了這樣的情節:“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曰:‘吾屬生全,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這種顛倒歷史的描寫中,封建統治者劉備就成了救世主。為了表現劉備如何受到人民擁護,竟寫了獵人劉安殺妻獻肉這樣的情節。劉備兵敗徐州時,人民“皆爭進飲食”,獵戶劉安“ 欲尋野味供食,壹時不能得,乃殺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這種不真實的對地主階級的吹捧,加重了劉備形象的虛偽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是最切當的批評。作為劉備對立面的曹操,卻是《三國演義》描寫相當突出的人物。
歷史上的曹操是壹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在分裂混亂的三國時期,對統壹我國北方,曾起過相當的作用。《三國演義》沒有肯定這些作用,把他作為破壞“正統”、違反“綱紀”的亂世奸雄來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觀點,“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然而,《三國演義》在曹操的形象中,卻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狡詐的特點,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曹操也是農民起義的死敵,鎮壓黃巾起義軍的劊子手,他在豪強大混戰的過程中,壹步步擴大勢力,最後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和權勢。曹操的人生哲學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是剝削階級處世哲學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極端的損人利己的特性,具有無窮的貪欲和權勢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統治階級全部惡劣品質。對於這個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三國演義》是通過豐富具體的細節和心理活動的描寫,把他突現出來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復雜的性格特征。作為壹個群雄割據的強者、勝利者,在風雲突變的年代,曹操能認識各個集團的長處和弱點,了解事變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善於發現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沒有被寫成淺顯的、壹眼可以看穿的壞蛋。在他身上,狡詐和殘暴得到特別深刻的表現。如上所述,曹操有謀略,也有才幹,但他的所謂“謀略”和“才幹”是為他的極端的唯我主義服務的,因此,“謀略”使他更狡詐,“才幹”使他更殘暴。曹操出於恐懼猜忌,殺了呂伯奢壹家;因為要引誘呂布,卻將擄來的群眾當炮灰;為了報父仇,在攻打徐州時,軍隊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第十回),真是壞事幹盡。然而,他又千方百計地把自己裝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義和小恩小惠來洗滌沾滿兩手的鮮血。他打著漢獻帝的旗幟發號施令,北討南伐,明明是發展自己政治、軍事勢力,取代劉漢王朝,卻標榜為“與國家除兇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軍糧,卻借倉官的頭來安定軍心;為了防範行刺,殺死侍者而佯裝不知;表示軍法嚴明,還耍出“割發權代首”的把戲。如此種種,不壹而足。
很清楚,作者對曹操是持否定態度的。然而,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人民創造歷史?封建地主階級思想家都認為是前者而不是後者,《三國演義》作者以為曹操既是“亂臣賊子”,但又是人類歷史和人民群眾命運的主宰者,征張繡時,命令軍士不準踐踏麥田,“百姓聞諭,無不歡喜稱頌,望塵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劉備壹起消滅呂布以後,“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百姓叩謝。”(第二十回)總之,在劉備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眾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兒,他們被作者歪曲成了毫無作為的“群氓”,而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漢賊”還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運、支配歷史進程的“英雄”。盡管作者對劉備和曹操的褒貶非常明顯,但這兩個人物的塑造,卻***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觀。
與此同時,《三國演義》還大肆吹噓這些封建統治者的天賦才能,把他們之所以能夠創造歷史,歸因於他們的“天賦”。如寫劉備,說他生下來註定要成為“貴人”,從小就有“大誌”,與眾不同,“非常人也”(第壹回)。寫曹操,則說他幼時就“有權謀,多機變”,從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壹回)。並在《鄴中歌》裏評論曹操說:“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茍爾化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進壹步把他寫成山川靈氣所鐘、超群出眾的“異人”。總之,在作者筆下,這些主宰歷史、驅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
《三國演義》還借助“天命”來頌揚作者理想的“英雄”。據作者說,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來創造歷史,統治人民,全都是執行上天的意旨,所謂“受命於天”。曹魏之所以破滅豪強,統壹北方,固然是“天命”;劉備之終於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歸”(第三十五回)。因此,這些“應天而生”的封建統治者是受上天保護的。第三十四、五回,寫蔡瑁要害劉備,但由於“天意”、“神助”,劉備所騎的馬竟然“壹躍三丈”,使他脫離了險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寫曹操在華容道之所以大難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書中還壹再聲稱“順天者逸,逆天者勞”,“逆天而行,乃自取敗亡也”(第三十七回、壹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稱帝者,總有“鳳凰來儀”“黃龍屢現”的征象,而每壹重要將帥戰死,都有“帥旗忽折”“將星流墮”的預兆。作者宣揚這種“天命”思想,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會裏,“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三國演義》的這種描寫,就正是利用神權思想為封建政權服務,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這些被吹捧為“天生”“超人”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的統治;並警告人們說,誰要敢於起來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滅亡。這也就進壹步暴露了,“英雄”史觀到最後總是不得不乞靈於“天命”之類的唯心主義的幽靈。
《三國演義》塑造了壹些性格鮮明、影響深遠的藝術形象。這些屬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形象,具有鮮明的階級烙印,並在不同程度上宣揚了作者的社會、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還有:郭嘉、夏侯敦、黃蓋、呂蒙、張飛、趙雲、黃忠等等,其中尤以諸葛亮描繪得最為突出。
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來歌頌的,作者對他傾註了強烈的愛和崇敬,把他作為“忠貞”和“智慧”的化身,特別對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盡筆力,大肆渲染。
馬克思主義深刻指出:認識來源於實踐。從歷史事實來看,諸葛亮在當時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中,是壹個看問題比較敏銳、處事比較有膽識有謀略、能隨機應變的人,他具有這些長處,原因之壹,是因為他重視實踐。例如,在曹操取得荊州、領兵南下時,諸葛亮曾向孫權分析當時形勢,預計到曹操必敗,就正是因為諸葛亮已經在曹操下荊州的過程中,經歷過戰爭的實踐,對敵我雙方的長處和弱點都已作了比較的緣故(見《三國誌·先主傳》和《三國誌·諸葛亮傳》)。而就《三國演義》看,在有些章節中,作者寫到諸葛亮之所以取勝,是由於他對具體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的結果。如在有幾次戰爭中,諸葛亮事先實地觀察地形,調查對方兵力部署,根據地形和客觀實際情況,制定了有利的作戰方案,擊敗了敵人。又如諸葛亮敢於使用“空城計”,就是因為他對敵方將領的情況作了分析,知道司馬懿了解自己“生平謹慎,必不弄險”(第九十五回),從而利用司馬懿對自己長期形成的認識,采用了十分“弄險”的疑兵之計,解除了危機。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到,諸葛亮的正確判斷,是在他長期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節裏,作者卻把諸葛亮寫成了“先知先覺”的人物,宣傳了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諸葛亮壹出場,他就告訴劉備:“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於帳中祈禳北鬥。若七日之內主燈不滅,吾壽可增壹紀;如燈滅,吾必死矣”。結果魏延飛步入告軍情,“竟將主燈撲滅”(第壹百三回),真個能“知兇定吉,斷死言生”。為了突出諸葛亮,作品還壹再寫他的“ 錦囊妙計”,每逢重要事件,他總要把裝有“妙計”的錦囊交給執行任務的人,吩咐“到時開看”,不但根本不跟別人商量,而且也不讓執行任務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壹切都只是他那種能夠“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餘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驅策的、被動的工具。至於“七星壇祭風”裏,寫諸葛亮登壇作法、呼風喚雨等,更是荒誕不經的描寫。類似這樣的問題,還可以在“巧布八陣圖”、“班師祭瀘水”、“五丈原禳星”、“定軍山顯聖”中看到。魯迅批評《三國演義》 “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是極其確切的評價。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合成壹個諸葛亮”,也正說明了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於鬥爭實踐的是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具有無限的聰明才智,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體的智慧和才能。
對於諸葛亮的所謂“忠貞”方面,小說也給以多方面的描寫。諸葛亮忠於劉備,劉備死後,繼續盡忠於阿鬥(劉禪),為了報答“三顧草廬”和“臨終托孤”的知遇之恩,他“親理細事,汗流終日”,以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第壹百三回、九十七回)。諸葛亮“忠貞”的出發點,既有封建的“正統”觀念,也有“ 士為知己者死”的“義”的思想。在三國鼎立的形勢下,小說描寫了成批的謀臣策士,諸葛亮也是其中壹員。屬於知識階層的這支隊伍,盡管他們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從封建統治階級立場出發,以個人恩怨依附於某壹個政治集團,與某壹個統治主建立君主臣屬關系;有時用兄弟、朋友等形式來表現這種關系,但並沒有改變階級關系的實質。因此,作為蜀國“賢相”的諸葛亮,他是矢忠於劉氏天下的。然而,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義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過刻劃他的所謂“謹慎”、“謙遜”、 “嚴於責己”等個人品質,通過壹系列經過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來突出這壹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會“完人”的典型。在社會動亂、政治黑暗的年代裏,作者把希望寄托於所謂傑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們來實施“王道”和“仁政”。
關羽也是《三國演義》著力描寫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劃他“神威勇武”的壹面,在眾多的戰將中,他出類拔萃的氣概最為突出。“溫酒斬華雄”、“誅顏良、文醜”表現他萬人敵的“勇武 ”,“臨江會”、“單刀會”突出他凜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療毒”寫他沈著的“大丈夫”氣概。總之,作者力圖通過許多誇張傳神的描繪,使關羽成為壹個 “英雄”人物。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的“惟於關羽,特多好語”,也是指他的“豐采”和“勇力”而言的。
《三國演義》如此美化關羽,完全是為提倡封建的“忠”“義”思想。在關羽身上,“忠”和“義”是結合在壹起的。關羽之與劉備、張飛“桃園結義”,具有明確的政治企圖。他們“聞黃巾倡‘亂’,有誌欲破‘賊’安民”,所以“結為兄弟”,以便“同心協力”地“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並發誓說,決不“背義忘恩”(第壹回)。這就清楚說明了,他們所標榜的“義”,是以反對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治作為首要內容的,階級性十分鮮明。然而,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很尖銳,劉、關、張“桃園結義”以後,不但***同鎮壓了黃巾起義,而且還以“誓扶漢室”為旗幟,跟地主階級內部其他派系進行了妳爭我奪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關羽“義不負心,忠不顧死”,“披肝瀝膽”,效忠劉備,最終為劉備而“斷首捐軀”。《三國演義》的作者對此十分贊賞,稱許他為“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雲”(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見,《三國演義》大肆吹捧關羽的“忠”“義”,不過是要人們效法關羽,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前提下,為某壹個封建主賣命而已。
正因如此,關羽也就為地主階級所特別重視。在陳壽的《三國誌》中,關羽的地位,不過同張飛、趙雲相等。宋、元的統治階級雖已先後尊關羽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關羽的程度和規模來說,都遠遠不及明、清兩代。自從《三國演義》把關羽寫成“忠”“義”的化身以後,他就成為完全符合統治階級理想的人物,隨著《三國演義》的傳播,關羽在民間的影響就越來越廣。明、清的統治階級曾幾次封他為“大帝”,到處為他立廟,享受著跟孔丘同樣隆重的祭禮。這就清楚地說明,通過關羽鼓吹“忠”“義”的這種描寫,是多麽適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
也是為了提倡給封建主子賣命,《三國演義》還塑造了壹系列所謂“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們為了盡忠漢獻帝,誅除“國賊”曹操,“雖滅九族,亦無後悔”(第二十三回)。後來因事情敗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殺。作者對這些人極盡歌頌之能事,說他們“捐軀報聖明”,“千秋仰異名”;“忠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這些人吹捧為流芳千古的模範人物。此外,在寫姜維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寫孫夫人等人物時,鼓吹了封建的“節烈”。由此可見,《三國演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貫穿了作者的社會、政治觀點的。通過這些形象,作者宣揚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觀、唯心的先驗論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們對於這些藝術形象,也必須首先認清其思想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