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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薩洛特的小說在藝術形式上有什麽特點

薩洛特的文學觀貫徹於她所有的作品中。最早的《向性》裏就包含她的壹些主要思想:“壹些無可言狀的活動飛速劃過意識的邊緣,這是我們的言談舉止,我們表現和感受的感情的來源之處,只能確定它大概的樣子,而我覺得這正構成我們存在的秘密源泉。”這種感覺,她稱之為向性,“因為這種內心活動就如同植物的向光性,朝向光,或是背棄光。”這本處女作包括壹組緊湊短小的敘述文。它壹反傳統的寫法,在技巧上進行了大膽的探求和嘗試,取消了情節和人物,甚至取消了姓名,文中的稱呼只是“他”、“她”、“他們”或“她們”。這本用詩樣的筆觸寫成的作品只有兩人叫好,壹是雅各布,稱她為“偉大詩人”,另壹個是薩特,被她“自然而準確”的筆調吸引。然而當時正出於二戰前夕,這部作品和薩特的短篇小說集《墻》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甚至更慘,並未引起輿論界的註意。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它才被公認為新小說的先鋒。 薩洛特

小說《壹個陌生人的畫像》全篇是壹雙窺視的眼睛和窺視者內心的獨白。書中父女的關系實際上代表著人類關系的普遍性:彼此需要又彼此逃避。這種象征性即使在刻意松散無秩序的文字下也能讓人察覺出來。在為這部寫的序言裏,薩特提出了“反小說”的說法:“反小說保留著小說的表面和輪廓:這些想像的作品向我們介紹虛構的人物和他們的故事。但卻是為了更使人失望:它正是要以小說來反小說,好像是要寫小說,其實是在我們眼前將其毀滅,寫作壹部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小說的小說,它想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梅瑞狄斯集大成,就像米羅想用《繪畫的謀殺》將倫勃朗和魯本斯集於壹身。這些古怪的、難於界定的作品並不說明小說的衰落,只標誌著我們生活在思考的時代,而小說正在對自身進行思考。”“不必指望在娜塔麗·薩洛特的書中尋找她不願提供的東西;對她來說,人首先不是壹種個性,也不是壹個故事,甚至也不是各種習慣的交叉組合,而是壹種在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無止無休。軟弱無力的來來往往。”薩洛特後來進壹步說明了這壹觀念:“任何小說只要言前人之未言的現實,用前人之未用的手法,便是反小說。我認為,雖然說我們現在所寫的書在短時期內還不超過‘有效期’,但對於以後更年青的小說家,我們的作品也將成為傳統小說,他們將寫作反小說。” 薩洛特1956年出版的論文集《懷疑的時代》被公認為當代法國文學的重要文獻。在這裏引用論文中的兩段廣為引用的文字,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她對巴爾紮克式傳統小說的看法以及對新小說的觀點: “在那全盛的時代,小說人物真是擁有壹切榮華富貴,得到各種各樣的供奉和無微不至的關懷。他什麽都不缺少,從短褲上的銀扣壹直到鼻尖上的脈絡暴露的肉瘤。現在,他逐漸失去了壹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從地窖壹直到頂樓,塞滿了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最細小的小玩意)、他的資財和地位、衣著、身軀、容貌。特別嚴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寶貴的所有物:只屬於他壹個人所特有的個性。有時甚至連他的姓名也蕩然無存了。 “今天出現了壹股不斷擴大的新潮流,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信作品。這些作品自以為是小說,不過,小說的主要人物是壹個無名無姓的‘我’,他既沒有鮮明的輪廓,又難以形容,無從捉摸,形跡隱蔽。這個‘我’篡奪了小說主人公的位置,占據了重要的席位。這個人物既重要又不重要,他是壹切,但又什麽也不是;他往往只不過是作者本人的反照……” 從《天象儀》開始,薩洛特越來越註意對藝術創作的條件、作品及其被接受可能的研究。這種研究成了她以後作品的首要主題之壹。在《金果》中,作者關心壹本書問世後的命運,壹本不知其內容,只知道它的審美觀已過時的書,在報刊編輯和學究們的大力推薦下大家都讀,可成功很快過去,因為那只是表面上金光閃山的東西。而在《生死之間》中,作者則給我們展示作家從童年到辭世的生命旅程,說明對壹個作家而言,成功的條件或環境究竟是什麽。 無論是《天象儀》還是《金果》,或者《生死之間》(1968)、《妳聽見了嗎?》(1972),《傻瓜們說》(1976),作者不是在講故事,也不是在塑造性格,而是探求集體關系(如家庭、階層、文化等等)中的人的意識和心理,探求語言和技巧。在薩洛特後來創作的那些劇作裏,其中的人物也像小說裏壹樣不確定,仿佛在嘗試用口語或對話進行心理剖析。和某些新小說家壹樣,薩洛特在1980年發表的《語言的應用》,是繼《生死之間》之後對信息的發出和接受的又壹思考。她拋棄了小說的連續形式,如當年寫作《向性》時壹樣,采用壹組短文來探索語言的價值,來描述壹個浮動不定的朦朧的感性世界,表現出她越來越執著地挖掘語言的潛能。 不同於其他新小說家,薩洛特著力於淡化情節,模糊人物形象,而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心理研究和分析。然而她的心理分析不同於莫裏亞克,她抓住的是心理活動的前期感覺,明顯受著普魯斯特的影響。但不同於普魯斯特的是,為了突出心理活動,她筆下的人物往往連性別、年齡、家境、身份都看不出來。 薩洛特的所有作品都保持著新奇性,比如《妳不喜歡自己》就完全由簡單對話寫成。也許是曲高和寡,她的作品不能吸引廣大的讀者。她甚至被看作是晦澀難懂的作家。有人曾提出把她的創作稱為“抽象文學”,薩洛特當即回答:“您還是多讓我活兩年吧!”當時雖然是半開玩笑,但薩洛特對於被看作是艱澀難讀的作家還是很介意的。不過薩洛特並不想討好評論家,也不想討好讀者,這壹點倒是和幾乎所有的現代派作家壹脈相承的。 薩洛特生前討厭別人對她定位總結,把她納入壹個框框。她不認同任何文學派別,甚至不承認屬於“新小說”。不過她也說過:“人們說我們組成了‘視線派’。把我劃進去是錯誤的。我們只是都同意人物、情節已經是過時的東西。”而今為了紀念她,把她歸入“新小說派”,卻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言語和思想,希臘人稱為“邏各斯”,對於薩洛特卻是壹種不懈的追求,甚至於有些絕望的追求。因為她所要用語言來傳達的是那種先於意識和感受的東西,這是壹種趨向性的東西,它使我們趨向於人,而非別的什麽。薩洛特是要從語言中開發出原本不具有的功用,表現某種非理性的,而超於理性的東西。她稱之為“向性”。薩洛特已經完成了壹些不可能的事情,首先是非同壹般的高壽,再就是壹生的掙紮,直到死前她仍保持著創作的熱情。 小說的寫法千姿百態,但作為壹個小說家只需具備壹種特色也就可以了。薩羅特的創作如同她文章中所描寫的:“她極其小心地接近目標,又由於羞怯或在復雜事物面前的畏縮而突然離開,最終又通過形象的神奇功效猛地把那渾身流涎的怪物丟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