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的改革措施由於著作的不存，已不可全知， 見於他書記載的只有關於經濟和刑法兩方面的措施。
李悝是重農主義的開山祖，他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使魏國因而富強。李悝的盡地力之教究竟如何，已不可詳，只能從《漢書》 “食貨誌”的記載略窺梗概。他指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頃，除山澤居邑三分去壹，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矣。” 李悝像
農夫因為始終無法擺脫貧困的生活而有怠耕的現象，造成糧食的減產，糧價因而上揚。然而“耀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商則國貧。”對於統治者來說，“甚貴與甚賤，其傷壹也。”也以，“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重農主義在商秧手中達到了極致，他承繼了李悝的辦法而加以擴大，他體認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農者寡而遊食者眾，故其國貧，危”；而且“農少、商多”的結果是“貴人貧、商貧、農貧”，因而極力抑制末業(特別是商業)，而使遊食者群趨於農，以達到“搏以於農”、“壹民於農的”的目的。史載商鞅的變法令雲： “大小戳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以免役的方式來獎勵耕織，並以收為官奴的方法懲罰工商和怠惰貧窮的人。行之十年，家給人足。為了達到地盡其利，乃“開阡陌封疆”以拓展耕地，任民自耕。此舉使土地私有制得到法理的承認，宣布舊田制的終結，而造就了秦國的富強。兵法說“帶甲數十萬，民有余糧弗得食也。”無論是經由重商或重農而求得國家富強，都必須在統治者的掌握中才能發揮效用。所以統治者在求國力整體富厚的同時，也都進行積聚。戎王聞秦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秦繆公號為賢主，尚且如此，中人以下，更無足數。戰國時代，各國之積聚以粟為主。蘇秦說齊宣王曰：“齊粟如邱山”；說楚威王、趙肅侯、燕文侯皆曰：“粟支十年”。積聚的結果，當然加重人民的負擔。由余在看了秦繆公的宮室積聚後，感慨地說：“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田制與賦稅改革後，地租由提供勞役(助、藉)改征實物(履畝而稅、租禾)，“相地而衰征”的結果，雖有使稅負公平的作用，卻也使稅率超脫了原有的限制。魯哀公喟歡“二，吾猶不足”，這“二”即便不是十分之二，也必定比什壹要來得重。春秋晚 《漢書》
年齊國的情況是：“民三其力，二人於公，而衣食其壹。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晉國也是“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饉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魏文侯更坦白地指出：“今戶口不加，而租入歲倍，此由多課也。” 因此，列國爭勝局面下的求富，是富了國君而農民依然貧苦，上下之間分配的不均益趨嚴重，求均的呼聲乃應時而起。
編輯本段政治主張
選賢任能，賞罰嚴明。李悝主張廢止世襲貴族特權，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的名言。李悝將無功而食祿者稱為淫民，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壹次對腐朽落後的世襲制度的挑戰。由於廢除世襲制度，—批於國家無用且有害的特權階層的人物被趕出政治舞臺，壹些出身於壹般地主階層的人，可因戰功或因其才能而躋身政界，此舉實際開創了地主階級對奴隸主貴族的鬥爭，為以後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開辟道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大大削弱了魏國的“世卿世祿”制度，以後的封君在封國食邑內沒有治民之權，只衣食租稅；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況較好。
編輯本段經濟政策
經濟上，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漢書·食貨誌》有較詳細的記載）。簡單說來， 盡地力就是統壹分配農民耕地，督促農民勤於耕作，增加生產。平糴法是國家在豐收時平價收購糧食儲存，發生饑荒時又平價賣給農民，取有余以補不足，以防谷物甚貴而擾民，或甚賤而傷農。此法的實行，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 李悝
李悝以為“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還要“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有賞有罰，唯才是用，這是戰國時甚為流行的法家主張，當時不少國家都因貫徹這些主張走向富強。 在經濟策略方面，盡地力之教是李悝的主要主張。他認為田地的收成和為此付出的勞動成正比，“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又認為糧貴則對士民工商不利，谷賤則傷農，善治國者必須兼顧士民工商和農民雙方的利益。他指出五口之家的小農，每年除衣食、租稅和祭祀等開支外，還虧空四百五十錢，這就是農民生活貧困和不安心於田畝的原因。他針對此情況作平糴法，即將豐年分成大熟、中熟、小熟三個等級，按比例向農民糴糧；把荒年也分成大饑、中饑和小饑，在大饑之年把大熟之年所糴的糧食發放給農民，其余則類推。這樣可使饑歲的糧價不致猛漲，農民也不會因此而逃亡或流散。由於能“取有余以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盡地力”是壹種“重農政策”。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他計算說：壹百平方裏之內，有土地九萬頃，除了山澤人居占三分之壹之外，可開田地六萬頃，“治田勤謹，則畝益（增產）三鬥，不勤，則損（減產）亦如之。”這就是說，百裏之地，每年的產量，由於勤與不勤，或增產壹百八十萬石，或減產壹百八十萬石。此數字關系重大，因此必須鼓勵農民生產。
編輯本段制定《法經》
李悝為了進壹步實行變法，鞏固變法成果，匯集各國刑典，著成《法經》壹書，通過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 《法經》兵6篇，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盜是指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戍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臏、刖之刑，表明即 商鞅
使僅有侵占他人財物的動機，也仍構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傷人罪的處洽條文，其中規定，殺壹人者死，並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內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關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④嬉禁。關於賭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關官吏貪汙受賄的禁令。如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 《晉書·刑法誌》曰：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域、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壹篇；……” 《法經》的編訂，是李悝在法律制度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春秋末年，晉、鄭諸國作刑鼎或刑書，以公布新的法律條文。到戰國時，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出現了更多的新的成文法典。李悝“撰次諸國法”，修訂出《法經》六篇，包括盜、賊、囚、捕、雜、具。盜是指侵犯財產的犯罪活動，大盜則戍為守卒，重者要處死。窺宮者和拾遺者要受臏、刖之刑，表明即使僅有侵占他人財物的動機，也仍構成犯罪行為。賊律是對有關殺人、傷人罪的處洽條文，其中規定，殺壹人者死，並籍沒其家和妻家：殺二人者，還要籍沒其母家。囚、捕兩篇是有關劾捕盜賊的律文。雜律內容包羅尤廣，包括以下幾類：①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③狡禁。有關盜竊符璽及議論國家法令的罪行。③城禁。禁止人民越城的規定。④嬉禁。關於賭博的禁令。⑤徒禁。禁止人民群聚的禁令。⑥金禁。有關官吏貪汙受賄的禁令。如規定丞相受賄，其左右要伏誅，犀首以下受賄的要處死。具律是《法經》的總則和序例。《法經》出現後，魏國壹直沿用，後由商鞅帶往秦國，秦律即從《法經》脫胎而成，漢律又承襲秦律，故《法經》在中國古代法律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編輯本段重農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