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六百多年前,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壹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說過這樣壹段話：“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當時的齊國經濟得到了傲視其它各路諸候的飛快發展,為齊桓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以食為天”也成為了壹句流傳千古的名言,特別是在饑荒的年代,這句名言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而在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後,饑餓與窮困逐漸離我們遠去,“民以食為天”的現實意義也隨之減弱.
漢朝司馬遷在寫《史記—貨殖列傳》時引用了管仲的另壹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如今的形勢之下,管仲這段有關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論述再次受到關註.有人面對社會上出現的許多怪現象與不良風氣發出了“倉廩實未必知禮節,衣食足未必知榮辱”的感嘆.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裏,這句話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史記》在引用的過程中改動了壹個字：“則”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詞審慎,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改動,這裏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處的時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諸候蠢蠢欲動.當時仍然是壹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社會公約仍然能夠對各諸候國的民眾形成有效的約束.當時全民的倫理觀、道德觀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戰,對各諸候國而言,“天下”的大環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則”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管仲敏銳的政治觸覺使得齊國占得了稱霸諸候的先機.
而在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武帝時代,環境則大相徑庭.經歷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漢武帝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漢武帝元朔五年有個特別的詔書,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鹹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在西漢早期,有“壹朝兩制”的政體結構：即周朝“封國土,建諸候”的傳統封建體制與秦朝開創的中央集權制並存於漢.而到漢景帝時期,社會高層逐漸認可了中央集權制,著手改革並引發了諸如“七王之亂”的社會動蕩.漢武帝時期盡管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但舊的社會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還沒建立起來,社會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自己也覺得當時仍然是壹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不難體會漢武帝時期社會發展遇到的困惑：經濟發展的勢頭樂觀可喜,但整個社會看起來卻總是很不和諧,橫豎不對勁.
從這個詔書我們可以知道：漢武帝已經意識到“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並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倉廩實、衣食足”是“知禮節、知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也就是說“倉廩實、衣食足”只是個前提.
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改動了管仲的原話,用“而”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從上至下,最高統治者與史官之間的默契反映了當時的高層形成的壹種難得的***識,打造了壹個至今仍然被人稱道輝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