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2001年5月進入《三聯生活周刊》，任社會部記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任編輯，2000年10月，在《中國青年報》報業發展中心任記者、編輯。
大學畢業後，我在壹家名頭算響的大公司扮演禦用文人的角色，但養尊處優的生活過得越久，心裏越沒來由地空虛。奉獻了五年的青春之後，毅然決定投入"圍城"外火熱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個酷愛讀書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聯書店掃書。因他的發現，辦公室便多了壹本《三聯生活周刊》。那時工作清閑，每期都看得極為細致，連那兩頁的美國圖書排行榜都壹字不落地看完（編輯部後來有過壹次是否繼續保留這個欄目的爭論，我鬥膽支持了壹下，但也沒挽回它的命運）。2001年4月在網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會部記者時，我心裏怦然壹動。
也許是看走了眼
見面那天李鴻谷大人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已想不起來，只記得在他那壹句緊似壹句的追問之下，我內心壹腔悲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沖動，覺得從上學那天起，就沒被如此刁難過，暗下決心與"三聯"就此了斷。但李大人好像渾然不知我對他的咬牙切齒，沒過幾天，打來電話問我何時再來，我支吾半天，終是不好意思凜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給了自己壹個臺階，誰知就這樣稀裏糊塗地呆了下來。
我至今仍對見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於懷，以至現在每有機會我還跳出來控訴他。李大人像個無辜的孩子壹樣喃喃自語:"我真的有問題嗎?"偶爾也會不無委屈地解釋，是想借此知道每位應聘者"認知的邊界"。後來經常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三聯"信徒，懷著無限向往走進辦公室，跟李大人談話過後人仰馬翻、痛不欲生的場景，難免心生同情。雖然經李大人確認，我是目前在職的社會部記者中惟壹被正式招聘進來的，但我始終認為那是他壹時昏頭看走眼的結果。
與社會部眾多"好孩子"出身的記者相比，李大人是個後進青年變先進的典型。我常開玩笑說李大人之所以對新人百般刁難，很可能是自己做學生時是常被好學生告狀的壞孩子，雖然後來壹不小心變成好人，但看到"好學生"，潛意識仍有挑戰和征服的欲望。
與李鴻谷相處久了，發現他其實算是寬厚的人。社會部的頭頭，有時是個兩邊受氣的角色，壹面要率領麾下寡男眾女（目前社會部只剩下朱文軼壹男丁）承擔"硬新聞"的那壹部分，在"國泰民安"的時候也要搜腸刮肚地找到足夠"硬"的東西；另壹方面，還要兼任"指導員"壹職，應對我們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動，承擔我們不敢對主編發泄而轉嫁到他身上的怨氣。每個新來的記者起初莫不是對李大人唯唯諾諾，不敢造次，時間壹長便知他當初的"刺"原來只在業務層面生長。平素在辦公室裏，我們經常當眾編排他的笑話，李大人也不急，說多了，他頂多無奈狀地長嘆壹聲:"妳們這幫壞人啊!"不過偶爾，他還是有幾分懷戀地講自己當年當古惑仔、壹腳（還是壹拳，記不清了）擊落對方兩顆門牙的輝煌，每聽到此，我總倒抽壹口涼氣，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沒幾天，便又蠢蠢欲動。
行萬裏路識萬般人
我到"三聯"正經做過的第壹個稿件是關於"大舜號"海難的審判。之前對發生在家鄉的那場海難印象深刻，於是主動提出做這個報道。後來家人幫助找到壹遇難者家屬，我暗自慶幸運氣好，在電話裏壹口氣和他談了三個小時，聽筒從左耳換到右耳，再從右耳換到左耳，聽他講他的哥哥在"大舜號"沈沒之前壹直和他保持通話、冷靜交待自己的後事、托他照料年邁雙親的細節，以及他們對海難營救及處理方式的不滿。他講得悲切，我記得詳盡，直到兩耳和太陽穴都神經性地疼痛起來，才掛下電話長舒壹口氣。我強按心頭的喜悅向李大人做了匯報，想就此動手開寫。不料李大人面無表情:"很好，不過壹個不夠，繼續找，至少要采訪8個家屬!"
我壹聽就懵了。采訪壹個尚且不易，還要再找7個!茫茫人海哪裏去找?心裏千萬個不滿，但初來乍到，也不好發作。只得硬著頭皮拿著電話本把大連的同學、朋友悉數打壹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們又在周圍發動了"地毯式搜索"，勉強搞到7個人的電話號碼，其中兩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絕了采訪要求，待輾轉聯系上這5位家屬、采訪完他們後，我覺得快要虛脫了。
很長壹段時間，都是這樣的日子。為了壹個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幾人、甚至幾十人。名單列了長長壹串，壹個壹個地騷擾，真有寧可錯殺千萬，也決不漏掉壹個的感覺。那段時間心理壓力極大，連晚上做夢都在打電話找人。醒來暗想，這樣的日子可不能久過。但我後來意識到，這種采訪方式幾乎成了每個社會部記者的入門訓練。扛過這壹道關口之後，面對壹個新的選題時，就可以有效率而準確地切入，不再會有茫然無措之感。
到"三聯"後聽說社會部記者要經常出差，我心裏壹陣暗喜。小時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歡的壹句是：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後來又加上壹句"識萬般人"。那時整天幻想著像三毛壹樣，背起行囊四處周遊。長大之後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數人壹樣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借出差之機實現我"行萬裏路"的心願，是我那時壹個小私心雜念。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麽可笑，我的第壹次"崩潰"也就是來"三聯"半年後的壹次出差。2002年春節之前，我被打發到四川寫壹樁冰毒案。 "出差"--壹旦坐上飛機離開北京，很大程度意味著"只可成功不許失敗"。後來我不止壹次被問到"萬壹"采訪不到怎麽辦，我不知該如何解釋我們的壓力正在於如何絞盡腦汁不讓這"萬壹"發生。
南方冬天的陰冷潮濕讓我這個北方人極不適應，我壹邊咒罵著小城賓館沒有暖氣的房間，壹邊滿臉堆笑地與推說"敏感"絕不應承采訪的警方軟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還在掩飾自己的心煩意亂，照例做淑女狀和刑警大隊長周旋。這邊，李鴻谷的電話已催過來，告訴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須周日壹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邊陰暗又煙霧繚繞的網吧裏，在又臟又粘的鍵盤上惡狠狠地敲出幾個字:"警告信"。將"我警告妳，不要再逼我，否則我要起義了!"發給李鴻谷後，再沖出去，繼續與警方糾纏。也許是我眼神裏的絕望還是誓不罷休的糾纏精神打動了他們，最後壹天晚上，終於有人坐在我的對面，踏踏實實地跟我講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飛機。到達時，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輛富康在機場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錯，壹頭撞向路邊護欄，萬幸的是，雖然車頭撞得稀爛，我和司機除了嚇得說不出話來，都沒受什麽傷。後來回想起車撞向護欄的那壹瞬間，我竟不無惡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編大人第壹個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幾頁稿子。
連夜趕到辦公室，沒想到辦公室比平時還熱鬧，采訪偷渡事件的雷靜也剛從福建回來，都準備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靜少言寡語，安靜得像個女孩，但那壹晚，他顯得焦躁不安，不時站在窗前，壹邊看遠方的天空壹點點變白、三環路上的車由少增多，壹邊喃喃自語:"不想活了!這樣的日子沒法過!"雷靜被逼要跳樓的段子也由此誕生。回武漢過了春節，任李鴻谷怎麽勸說，雷靜還是毅然拋下了我們，不肯再回京。
那時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後哀嘆:"沒材料啊!"經常覺得自己已經黔驢技窮搞到這點材料卻被他輕薄，頓時萬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時間長了，也能慢慢體會李大人的壹番苦心。在社會部的稿件上，主編大人也堅定地支持"李鴻谷路線"，我後來經常能發現這樣的改動:"×××感到很欣慰。"被主編改成:"×××（跟記者）說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聯"幾年，收獲之壹是培養了很多"線人"。但有時很內疚地發現自己很功利，經常壹忙，便無暇與朋友聯絡寒暄；但如若采訪需要，即便十年沒聯絡，最終也能將人家挖出來。直到後來我經常騷擾的幾個線人，壹接電話便壹把將假笑撕下:"又什麽事，說吧!"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電話壹通便直奔主題。
我曾跟李大人說，我們的工作就像特工，經常被"空投"到壹個與自己無任何關聯的地點，短短幾天之內完成任務。李大人冷冷打擊我:"妳也太美化自己了!"不過後來真的有機會采訪壹個身份類似"特工"的人，短短幾天"交手"，他半開玩笑地慨嘆:"妳們完全可以做我這壹行了!"
初到"三聯"，時常覺得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頂多三年!我暗自給自己定下期限。壹晃眼，已超過這個"大限"半年了，無數次想過放棄，但最終又留了下來壹壹或許就是那種永遠無法預料明天會出現在哪壹個地方、和什麽樣的事件發生關聯、與什麽樣的人打交道的感覺讓我留下來的吧，這種奇妙的感覺的確令我迷戀!
忐忑著跨出國門
2002年4月,"國航"釜山發生空難。周二上班，李鴻谷或是苗煒試探著說了壹句,"韓國那麽近，我們可以去壹趟啊!"然後目光在社會部裏巡視壹番，落到了惟壹有護照、遊過新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妳試壹試，行的話，咱們就去壹趟!"
我開始狂打電話。查號臺查出使館電話，撥過去永遠是語音報讀"簽證須知"，好不容易有人接聽，卻說這類事情不知該找誰。又打了N個電話後，終於誤打誤撞地找到壹個簽證官。當天簡短的英文面談之後，他讓我第二天再帶齊所有證件等簽證。
簽證搞定，興奮不過幾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諸多細節：到那裏住在哪裏?上哪兒找翻譯?……實際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從使館裏拿到簽證，我只有半天的時間便要啟程。絲毫找不出頭緒，只能拿著電話本壹個壹個打電話試運氣，但是輾轉找到的留學生都在漢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繼續尋找壹壹我戲稱這樣的舉動為"撒下漫天大網"，不知哪條線上會有魚上鉤。
二三個小時後，有好消息傳來，終讓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幫我聯系到釜山壹家商社的會長柳富烈，只是在來中國談生意時由我姐姐為他做過英文翻譯，由此"不幸"而無端地要為壹個他從不知道的中國雜誌服務。據說姐姐剛剛聯系到柳會長時他還莫名其妙:"中國記者到釜山采訪，找我幹嗎?"後來才明白這算是私人之請。
周四壹早，當我坐上了去韓國的飛機時，心裏滿是對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懼，外帶不知如何完成任務的壓力。"三聯"的壹貫作風是：任務派下來，到時只等著收活，該花的錢花到，至於怎麽申請簽證、到那邊吃住行的問題怎麽解決、如何展開采訪，則壹概不管。
因為承擔著"三聯"第壹次自己出錢派記者出國采訪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兩個晚上我住在MOTEL（汽車旅店）裏，並非有多高尚，思想動機只是怕花錢太多，萬壹任務完成不好，反倒給自己增加心理負擔。MOTEL其實也是情人旅館，燈光昏暗，門口散了壹地騷首弄姿的色情廣告，各路神色曖昧的人進進出出。晚上壹回去，我立即將自己緊緊鎖在房間裏，捏著鼻子躺在艷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會長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請進了四星級賓館（連續三天，柳會長的司機開著豪華車拉上會說韓語的中國員工，和我壹起
奔波於出事現場、各家醫院、政府，提起他們，我永遠感激不盡）。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壹家醫院尋找幸存者，接待處的護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閱住院名單，說醫院裏有兩個中國人並告訴了房間號。我興奮地推門而入，兩個中國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勞務輸出韓國做船員，都是朝鮮族。瘦的姓吳，見到有中國人來意外之余由衷地興奮，不待我細問就迫不及待地傾訴他第壹次出國、第壹次坐飛機就趕上的遭遇；對面床稍胖壹些的姓樸，也許是勞務輸出之前對"外事紀律"之類的概念印象深刻，壹直警惕地看著我，盤問我為何不同大使館的人壹起來。我覺他事多，便不與糾纏，專心詢問吳某那壹瞬間的諸多細節。吳某談興正濃，對床的樸某突然吐出壹長串朝鮮話，我雖聽不懂，但大致猜出對方的意思壹壹不讓吳跟我講。很樸實的吳遲疑了壹下，又陷於他生平第壹次坐飛機就趕上的災難的回憶中。
此舉沒奏效，樸某掏出手機，撥了壹串號碼後毫不避諱地大聲說:"餵，是大使館嗎?我們這兒來了壹個女的，自稱是記者……"我壹邊在采訪，那只耳朵卻在捕捉他越來越低沈的聲音，心裏越來越惱火。"好，妳放心，事故原因我不會說的!"樸的聲音突然又提高，然後鄭重其事地掛下電話。
"國航"的第壹次空難發生在韓國，使事件陡增許多復雜，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韓方抓住中國機長不放，中方則認為釜山機場控制塔臺存在失誤。雙方各執壹詞，當時的確十分敏感。但是，壹個普通的幸存者會知道事故原因嗎?即便他能對我說上什麽，我還未必引用，我也要對我寫上的話負責呢!樸某大約把我當成女特務了，我惱火的同時也在心裏無奈發笑。
雖然覺得被人這樣當面"檢舉"很傷自尊，但我還是盡力不受他幹擾，專心於對吳的采訪。但那邊突然又猛喝壹聲:"餵，妳的證件呢?!妳有證件嗎?!"那壹瞬間，我覺得壹股熱血湧上腦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過頭對他:"妳有什麽資格看我的證件?!我跟妳說話了嗎?我根本沒有采訪妳，妳也沒有資格看我的證件!"
我後來想，這個小"刁難"若在平時，我也不會在意，但在那種情境下，從決定派我去韓國的那壹刻就積蓄的壓力壹下子到達頂點，肆意釋放出來。雖然我知道樸某看到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難的概率還小，但我還是想借此機會向他道聲歉吧!
憑心而論，這次采訪完成得並不好。畢竟經驗不足，到達現場沒有針對性地四處出擊，很多信息和國內已有的報道相重疊，很多有價值的細節又被忽略掉。回來後，李大人毫不客氣地說我采訪不夠細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對他漫不經心地提了壹句：在釜山壹下飛機似乎就能聞到海水的鹹味。李大人說我采訪中沒有好好地利用"嗅覺"，經他提醒後，我才回憶起現場的那股消毒水和許多物體燒焦的味道混在壹起，是多麽刺鼻。
我後來將社會部劃分為兩個階級：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李大人是腦體皆可，我們則清壹色的是體力勞動者，當然我們的豬寶寶後來也曾壹度由體力勞動者晉升，專攻國家政策，從諸多小事探出背後的宏大意義，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體力勞動者"而演化為"民工"，而社會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殺人放火，風吹草動，拿包就走。出差回來大家聚在壹起，各自把壹路上受了氣的遭遇添油加醋地傳播壹下，泄了私憤後第二天"又是壹個好漢"。
生命是壹場經歷
我們可親可敬的莊山大哥離開之後，壹次社會部聚會上，李鴻谷痛心疾首地說對不起屢被打發到礦難或洪災現場的莊山，兩個大男人都有點喝高了，有點淚眼婆娑的意思。我們幾個陰陽怪氣地嘲笑他們，但心裏都有些酸楚和沈重。出去采訪時，經常要費力地解釋"三聯"--壹二三的"三"，聯合的"聯"；對方經常壹臉困惑地問:"'生活'周刊?那寫我們這些事幹什麽?"或者幹脆還以鄙夷的目光。後來看到有人批評"三聯"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喪，覺得做社會部記者實在是出力不討好。從不敢說社會部的記者做得多好，但"敬業"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經常用"偉大的媒體"或"偉大的記者"之類的說辭，讓我拋掉招之即來的猶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訪"神舟五號"。和壹湧而上的諸多"中"字頭"大媒體"相比,"三聯"顯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幾次都被拒絕，編輯部這邊選題已定，沒有退路。被逼無奈，只好壹次又壹次去航天城。直到壹天被暫時安排到壹個辦公室等人，壹下子在辦公桌玻璃板下發現了關鍵人物的聯系方式，心頭壹陣狂喜。趁人家回來之前，趕緊掏出紙筆壹個壹個抄下來，情景活像當年電影裏的女特務或女地下黨。這壹招果然奏效，當妳直接把電話打到對方家裏時，他們的戒心就小了許多，由此才算打來壹個突破口。
記得拖著壹身"鬥智鬥勇"後的疲憊從航天城出來，遠遠看見龐大的CCTV的電視轉播車，悻悻地想:"人家這才叫記錄歷史呢!"垂頭喪氣地回來，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論，但李大人用他無庸置疑的口氣告訴我，我采訪到的那些諸如楊利偉戴尿不濕升空、早起來三兄弟喝紅酒的細節，其實有著同樣的份量。對此，我壹直將信將疑。或許要等到20周年的回憶錄裏再做評斷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偉、典型的北京大爺苗煒，再加上中國的"肚臍眼"武漢來的李鴻谷，成了"三聯"的三個支點，精明粗疏，細致散淡，軟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們喜歡從事件中看出宏大以顯示其對時代的把握和參透；而我，猶自喜歡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覺得悲天憫人才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經常想，自己是個生性懶散的人，如果不是這份工作，我這輩子都不會寫這麽多字。之所以做了記者，壹是我對壹切新奇的事情都有興趣；二是喜歡和別人分享我的感覺。少年或學生時代，唐德剛、陳香梅、王贛駿或者何振梁，這些名字與我而言曾是另壹個世界，但後來終有壹天他們都成了我的采訪對象時，我由衷地感覺到那種叫做"奇妙"的快樂。"國航"空難、巴厘島爆炸、神舟五號升空、巴基斯坦人質事件--這些於我，成了刻錄我生命寬度和厚度的標尺。
我壹直相信，生命就是壹場經歷，擴大足下的界限，與擴大腦中的疆域壹樣，都是壹種快樂。"三聯"的三年，賜予我領略別樣風景的獨特機會。對此，飽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卻永遠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