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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精密,格物之學使人深沈,道德哲學使人莊重,邏輯與修辭使人善辯”。培根的這段名言早為我國讀者所熟知。最近,我重讀培根的原著,雖感這段名言的中文妙譯足以再現培根的宏遠心思和智識慧見,但仍覺得有進壹步闡述的必要。

這段文字出自培根的“論學”(Of Studies),原文如下:

“Histories make man wise,poetswitty,themathematicssubtle,natural philosophy deep,moral grave,logic and rhetoric able to contend.”

培根對歷史素來重視,他本人就寫過《亨利八世史》以及《大不列顛史大綱》。這些作品所顯示的史識也使他有資格進入史家的行列。因此,“讀史使人明智”這句話可以看作他本人的治史心得。然而,我們不應僅僅出於個人的功利性動機去讀史。從客觀上講,歷史不但給我們提供殷鑒,而且承載著文化的基因。甚至那些嘲笑歷史考據的人也應該重視考據的歷史效應:在謊言盛行的時代,我們多虧了考據才維持著知識階層的求真意誌和求真能力。鄙人推重乾嘉學派,首要原因就在這裏。

“讀詩使人靈秀”這句話大概不會遭到多少人的反對,但在我們這個蔑視詩人的社會裏,重提這句話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海德格爾有言,“哪裏有貧乏,哪裏就有詩性”。有詩性,未必能產生詩人,但有詩人就能保有詩性。詩人是人格化的詩性。他們比常人更為敏感,因而更能體認壹個時代的痛苦與危機。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法國哲學家帕斯卡所說的“敏感性精神”的真正代表。但是,詩不但是文學的源頭,而且是微縮的文學。詩的雕敝映照出文學的衰落,因為我們通過詩來涵養靈性,滋潤心田,培養並提升壹個民族的想象能力。我們很難設想,輕視想象力的文學還配稱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數學壹直被視為壹切科學的皇冠。馬克思甚至說,“壹門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壹詞在古希臘早就有了,但在培根生活的時代這個詞的外延很廣,那時人們常用的壹個詞是“普遍數學”,樂理研究,天文和土地測量都算在廣義的數學之列。直到十七世紀末,“數學”壹詞才大致獲得我們今天所了解的那種意義。以幾何學為樣板的數學此後漸漸成為“精密科學”的代名詞和壹切科學試圖運用的基本工具。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時間裏,人們都相信數學的基礎是絕對穩固的,直到二十世紀出現“邏輯主義”,“直覺主義”和“形式主義”三大數學流派的爭論,人們才發現原有的觀念需要重新審視。培根的慧見在於,他不單單把數學作為科學的工具,而且發現數學具有修身養性的作用。他認為研究數學的壹個間接好處是,使心誌不專的人變得心誌專壹。上大學時,我曾懷著將哲學數學化的夢想去旁聽了三年數學系的課程。二十多年過去了,自己的夢想未能成真並且不可能成真,但研習數學對於收斂我狂野的心靈,培養精細的習慣確有好處。培根雖不是數學家,但他對數學的高論很值得我們玩味。

“格物之學”的英文原文是natural philosophy,直譯為“自然哲學”,在近代它指研究自然界的最壹般原理的學問,與今人所說的“自然哲學”有些不同。我們今天所說的“物理學”,“生物學”,“化學”等基礎學科都屬於近代的“自然哲學”之列。因此,水天同先生在譯《培根論說文集》時將此詞譯為“博物”。這種譯法大致可以接受,但考慮到培根旨在突出這門學問的哲理性質,也考慮到人們常用natural history 去表示我們通常所說的“博物學”,還考慮到我國先哲講“格物致知”之學,我姑且將“博物”改為“格物”,以突顯其“究物窮理”的特征。

至於培根所說的“道德”,我們應當看到它與“倫理”的差異與聯系。黑格爾曾對“道德”與“倫理”作了分疏,大意是說,道德是就個人修養而言,倫理是就社會風尚而言。用今天的話講,倫理是道德的外顯,道德是倫理的內化。Moral壹詞在英文中還有“精神”之義,在詞源上與拉丁文的mos,即,“習慣”有關,也與“心情”有關。“倫理”壹詞在古希臘本指“風尚”或“風俗”,到亞裏斯多德寫《尼各馬可倫理學》時,它已與“德性”真正地勾聯起來。現在,我們常將“倫理”與“道德”連用,這倒也切近我國古人對道德的解釋:外得於人,內得於己。

培根在此處所說的“邏輯”仍然指傳統的亞裏斯多德的邏輯,確切地說,是指三段論邏輯。在十八世紀之前,它與修辭學乃是所有學生的必修科目。但在萊布尼茲和弗雷格等人創立的符號邏輯以及由培根開其端的歸納邏輯獲得接受之前,邏輯的確像培根所言還只是“善辯”的工具。今天,邏輯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國外的許多大學非常重視學生的邏輯訓練。反觀我國,學術創新的口號響徹雲天,邏輯研究的隊伍卻日見其萎,邏輯教學亦不受重視,豈不悲乎!

培根也很重視修辭學,他的作品達到了思想與修辭技巧的完美統壹。但到十七世紀修辭學在西方已開始走下坡路。霍布斯,洛克和萊布尼茲等人對修辭學大加譏評,到十八世紀末,修辭學已接近衰亡。尼采後來講修辭學時只有壹個學生聽課,他幹脆把課堂開到家裏,邊喝啤酒邊講課。此情此景恐怕是修辭學的創立者高爾吉亞或提西亞斯(Tissias)未曾想到的。“修辭”壹詞在希臘的古義本指“流水滔滔”,想不到這滔滔流水竟然斷流了壹個多世紀,直到新修辭學誕生才有新流湧現。這與古典修辭學自絕於語言學、詩學和哲學的發展有關,也與它把自己局限於修辭格的研究有關,結果,修辭學淪落到了有術無學的地步。

培根的“論學”不乏卓見,為學亦可謂碩果累累。他的美文既是他為學的體會,也是他為學的指南。他既註意到學問可以增長才幹,也註意到學問可以鍛煉天性;他既註意到學問可以變化氣質,也註意到學問可以補救精神缺陷。他的學問寫在紙上,更寫在他輝煌的人生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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