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凝聚力和生命力來自其基本精神。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大體歸納如下幾點：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崇尚氣節的愛國精神、經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勝天的能動精神、民貴君輕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等。這些，對我們民族優秀傳統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氣節即誌氣和節操，指的是為堅持正義和真理，寧死不向邪惡屈服的品質。氣節之中，民族氣節為重。民族氣節是愛國主義的道德基礎，它以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表現出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和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在這壹點上齊魯諸子是有***同特點的，是他們***同鑄就了齊魯文化尚氣節的愛國精神，但是最突出的還是儒家。兒子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的名言，孟子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公孫醜》)的壯語。孔、盂是說到做到的。孔子周遊列國，到處碰壁，窮於宋、困於鄭、呃於陳蔡之間。“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衛靈公》)，繼續彈琴唱歌。在強暴面前，孔幹表現出大無畏的精神，如公元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齊有司黎彌以獻舞樂為名，欲劫持魯君(定公)。在千鈞壹發之際，孔子“歷階而登，不盡壹等，舉袂而言”，以禮嚴辭痛斥齊國君臣，挫敗了齊人的陰謀，保衛了魯君安全，維護了魯國的尊嚴。(見《史記，孔子世家》)在真理面前孔子是“學而不厭”，“敏以行之”。他創辦私學授徒三幹，整理文化遺產，進行思想文化的創建，為我們民族文化的建設，作出了永不磨滅的貢獻。孔子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其思想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的光輝。
孟子則善養“浩然正氣”，以充塞天地的氣概，推行其王道主義，把治理天下作為己任，提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孟子·梁惠五下》)的主張，為追求真理，維護正義，可以舍生忘死。
管仲，自古有爭議。他與召忽輔佐公子糾，公子糾死難後，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反事其仇公子小白，也就是齊桓公。因此，有人非議他。孔子的學生子路、子貢就提出管仲“非仁乎?”的問題。孔子對管仲以仁許之，說：“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壹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管仲自己解釋這件事，不死於公子糾之難，是因為他“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功名”是與治天下連在壹起的。他相桓公，霸諸侯，壹匡天下，尊王攘夷，救邢，存衛，立曹，北逐戎狄，捍衛了中原和平和文明。這與死於壹人、壹姓的主人相比，是大局，是民族國家的大節。孔子以仁許之，正是對他這種大節的肯定，故管仲的愛國主義是深層的，壹般具有忠君忠主思想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其他齊魯諸子及其思想也都表現出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愛國行動和愛國精神。曹劌自薦，領兵敗齊，保衛魯國，孫臏用兵敗魏於桂陵、馬陵，保衛了齊國，信陵君竊符救趙，既救趙，又強魏，這些是壹種類型的愛國行動。魯仲連義不帝秦，用三寸不爛之舌解楚南陽之圍，退趙伐高唐之兵，卻侵占聊城的燕國10萬之眾，淳於髡“數使諸侯，未嘗屈辱”；子貢出使，不辱君命，並有“壹出而存魯，滅吳，弱齊，強晉而霸越”的奇跡；晏子長於辭令，善於人交，使楚舌戰群敵，增齊國威，墨子日夜奔走，消弭戰爭等外交活動，又是壹種愛國型類。稷下先生“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並進行文化思想創造，又是壹種類型的愛國表現。孔、孟、墨稷下先生等都辦教育，育人才，傳播科學文化，也是壹種類型的愛國之舉，總之，愛國是多種形式的，關鍵是在生死關頭能不能全節，“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在這方面齊魯諸子為我們留下了光輝的思想、模範的行動，齊魯文化的這壹基本精神，對我們國家的統壹鞏固、民族的團結凝聚，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也成為我們民族的基本精神之壹。 中華民族崇尚集體主義，講合群，講和諧，講統壹，強調大公無私。
群體主義精神，是齊魯諸子、各家學派的又壹***同主導精神。首先，管仲道家學派對合群、團結、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視的。他們認為合群、團結、萬眾壹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敵制勝的根本。盡管管仲及管仲道家學派傾向於霸道，其學術思想基本是從霸業出發的，但是對“人和”“同心”等是強調的。
墨家以天下為己任，強調：“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無我”為極限，可說是大公無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論的全面系統上則比儒家大差壹籌，首先，孔子把“和”、“同”分開，強調：“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論基礎。其次，孔子在總結前人關於群體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並繪制了他那理想社會的藍圖，即《禮記·禮運》所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那段話。這種理想社會，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卻把“大公無私”的群體主義精神發揮到了壹個高度，使人們向往，並把它作為壹種高尚的追求，為之奮鬥不已，吸引著、凝聚著我們民族的群體，在他設計的現實的“小康”之目標下不停地前進。
繼孔子之後，另壹位集大成儒學大師荀子把群體主義提到了人類理性的高度。《荀子·王制》雲：“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壹，壹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群”，“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對我們民族的群體精神或集體主義觀念，在文化討論中時常受到否定性的批判，認為它束縛子個體人性的發展。但是，我們認為，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形成決非無因，是我們民族在數千年文明歷史發展中總結出的思想，早已成為我們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之壹，它對我們民族的心理心態、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有深刻影響，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所起積極作用是巨大的。首先，我們民族的凝聚、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壹，雖歷盡外來民族和外來文化的沖擊而顛撲不破，群體精神起了不可忽視的作。其次，大公無私的集體觀念，激勵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誌士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克己奉公，舍生忘死，成仁取義，英勇獻身。再次，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雖不科學，但與未來***產主義理想在精神上是有內在聯系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產主義理論能在中國這塊古老文化哺育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結果，是與二者之間內在的精神聯系分不開的。深入發掘中國民族大公無私的群體精神，對我國現代化事業也是有意義的。 齊魯古代文化之所以興旺發達、人才濟濟、聖賢輩出，優越於其他地區，除了上文我們講的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民族聚居融合的動力以及上述基本精神之外，還有壹點，很值得深入研究，那就是常被人們忽視的齊魯文化中勤謹睿智的創造精神。這壹精神不僅表現在先秦齊魯諸子百家，而且表現在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
史前東夷人的發明創造很多，小至弓、矢、舟、車的發明，中至魚、獵、農、牧、釀造、冶煉技術的創造，大至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制度的發現和創建，據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大多無出東夷者。征諸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是大體可信的(具體見下編)。因為東夷民族是勤勞、勇敢、聰明睿智、善於發明創造的民族，而又以仁厚、遜讓、謹慎著名。勤勞則聰明技巧，謙遜則進取向上；仁厚則寬容，善於和易於吸納外來文化、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故史前東夷人發明創造居多。
春秋戰國時代，齊魯地區似乎再現了史前東夷文化繁榮的時代，管仲是偉大的政治家，管仲改革，就是壹次宏偉的創建工程，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軍事等，都有重大的創建，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過去人們受“述而不作”夫子自道的束縛，認為他只是文化的繼承和傳授者，其實，他的思想文化的創造革新是全面的，無與倫比的。拿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來說，壹般認為是周公的創造，孔子只是“從周”、“繼周”者，是的，周公是禮樂文化的首創者，但是周禮文化到春秋時期早巳崩壞，雖然孔子自己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但周公的禮樂是個什麽樣子，恐怕孔子自己也說不清，只是為自己的創新找個權威性的依托而已。孔子的禮樂文化思想完全是他的創造。後世流傳的禮樂文化傳統實際是孔子的壹套。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是恰當的。
齊國兵學獨樹壹幟，其他各國無與倫比。孫子集其大成，著成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影響的兵典——《孫子兵法》。
在科學技術方面，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成就也多出齊魯。魯班不僅是能工巧匠，被尊為土木工匠的祖師，他也是壹位發明家。傳說鋸、傘等是他發明的。
在天文學方面，齊人甘德在全國是首屈壹指的。他的天文著作與魏人石申的著作合為壹本，叫《甘石星經》。二人各有所長，但總的看甘氏早於也高於石氏。
在地理學方面，鄒衍的大九州說，雖是由近及遠、“由小推大”地推測加想象推出來的，但征諸後來的地理發現，不能說他不是壹項科學的推測。同時，他深觀陰陽的變化，作“五德終始”論，也是有天文學深厚基礎的。
在醫學方面，神醫匾鵲——秦越人出於齊地鄭陽，在當時也是無人可與他比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