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好”這個字眼是個歧義頗多的抽象詞，我們必須先對其進行定義。質疑者對名言中“好”的認識過於片面。怎樣的學生算是“好”？“好”又是指哪些方面？指學業成績，還是指品德行為？這裏陳鶴琴先生沒有明說，但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會是質疑者所說的考分高低。如果僅以考分高低來衡量，名言就會立刻顯示出它的局限性。正如眾多質疑者所說，學生是壹個個復雜的生命個體，他們之間是存在著差異的，其中有些差異是不可改變的。簡單否定這種差異，認為每壹個學生通過教師的“教”必然達到某種劃壹的標準，顯然是不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些差異？是承認差異，還是去努力縮小差異，最終達到“整齊劃壹”的局面？這才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所在。在我們看來，正因為存在著這些差異，學生的生命世界才會多姿多彩，才會個性飛揚。這就要求我們對學生要區別對待，因材施教，因人而“評”。只用壹把尺子去衡量，結果必然是片面和不合理的，這樣的事例在我們身邊並不鮮見。“好”的標準應該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道德品質方面的，如建立了正確的道德觀念，養成了良好的行為習慣；也可以是知識技能方面的，如學習潛能得到了充分發揮，達到了應該和可能達到的目標等。而尤以道德品質方面為甚！同時，“好”的標準也應該是相對的，應該是在學生潛能的基礎上達到了應該達到的和可能達到的目標，學生成為了“最好的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充分發掘學生的潛力，對學生進行因材施教，教好每壹個學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須的。就學生的學業成績來說，如果把“好”看成是壹個相對的標準，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對壹個學生來說，五分是成就的標誌，而對另壹個學生來說，三分就是了不起的成就”，試問，我們還會有“教不好”的學生嗎？“好”的標準在今天被異化為考分的高低，這大概是陳鶴琴先生當年所沒有料到的。
其次，學生的成長是壹個動態、漫長的發展過程，我們不可以“壹時成敗”論英雄。畢業後取得成就的，很多是上學期間並不起眼，甚至壹度是被老師認為“不好”的學生。作為壹名教育工作者，我們要戒除浮躁心理，要學會等待，切勿“壹棍子打死”，“任何時候都不能急於作最後的結論：這個孩子無可救藥了，他命該如此”（蘇霍姆林斯基語）。“沒有教不好的學生”，當年陳鶴琴先生提出這樣的口號，我想，大抵也就是強調教育過程中，提醒教育者不要輕易對學生喪失信心，提倡壹種“永不放棄”的精神吧。這句話是壹句勉勵性的話，不能從純邏輯理解。眾所周知，愛迪生被自己的老師拋棄了，但愛迪生是壹個失敗的人嗎？陳鶴琴對孩子無限的熱愛，自然會講出勉勵教師的話。
因此，把這句名言當作自己的教育信念，強調自身的責任和使命，提倡壹種“永不放棄”的精神，相信並努力把每壹個學生“教”好，這或許是我們對待這句名言的應有態度。我想，這與陳鶴琴先生提出此說的初衷應該是壹致的。
糾正名詞的歧義，許多爭論可以休矣。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之我見
（本版中很多人爭論“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這句話的是非對錯，但我發現，有的爭論是建立在缺乏相應知識的基礎上。因此，我寫了此文）
“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是出自中國教育家陳鶴琴之口。陳鶴琴是何人？考慮到某些讀者對此人陌生，先對其進行簡介：
陳鶴琴，中國近現代教育家。1892年3月5日出生。浙江省上虞縣百官鎮人。6歲喪父，8歲入私塾，15歲由姐夫資助入杭州蕙蘭中學。1911年2月（清宣統三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年秋轉入北京清華學堂（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14年（民國3年）8月畢業。同年考取公費（“庚款”）留學美國，與陶行知同行，就讀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碩士學位，
1919年8月回國。回國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1921年出版了陳鶴琴、廖世承合編的《智力測驗法》，對智力測驗作了詳細的介紹。陳鶴琴是邊知、邊行、邊寫、邊講，即把研究、實踐或發表互相結合在壹起的壹位學者。他同時研究兒童，同時辦幼兒園，同時在自己的家庭裏實施幼兒教育，同時宣講兒童心理和幼兒教育。1922年出版《語體文應用字匯》，為第壹本漢字查頻資料，開創了中國漢字字量的科學研究。對編寫小學課本和普及教育起了推動作用，也為陶行知、朱經農編寫《平民千字課》課本提供了用字依據。 1923年任東南大學教授兼教務主任，創辦南京鼓樓幼稚園。1925年，他根據教學、研究、觀察、實驗中所積累的材料，寫成《兒童心理之研究》（上、下冊），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第壹章“照相中看壹個兒童的發展”，發表他的兒子陳壹鳴從壹個半月到兩歲七個月的生活照片86幅，展示嬰兒的發展進程，引起讀者極大的興趣。這在當年可算是先進的研究方法。兒童心理的測驗研究引進我國是比較早的。 1927 年他在東南大學任教期間，兼任陶行知創辦的曉莊試驗鄉村師範學校第二院(幼稚師範院)院長，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學校教育科科長，建立南京教育實驗區制度。 與陶行知合力創辦櫻花村幼稚園，開辟鄉村幼稚教育基地。與張宗麟壹起發表《我們的主張》壹文，提出創辦適合我國國情和兒童特點的幼稚園15條意見。又發起成立中國幼稚教育研究會，創辦專門研究幼兒教育月刊《幼稚教育》。
1928 年至1939 年任上海公***租界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1928.9），創辦多所小學、幼稚園和中學。1939年任中華兒童教育社主席。1940 年創辦江西省立幼稚師範學校，並任校長。抗戰開始，在中國***產黨抗日民族統壹戰線號召下，投身於進步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工作，任上海市難民教育委員會及國防救濟會難民教育股主任，創辦救濟會中學、兒童保育院、報童學校。 次年，創辦《活教育》月刊。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導處主任督學。 1945 年回滬任教育局督導處主任督學，接管外國人所辦中小學，創立上海市立幼稚師範學校、後改名上海市立女子師範學校）。 1946 年兼任國立幼稚師範專科學校校長，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理事長。並先後擔任中***創辦的上海省吾中學、華模中學和報童小學校長、校董事會董事長。1948年4月，赴菲律賓，在馬尼拉暑假小學教師講習會講學。8月，赴捷克參加世界兒童教育會議。解放前夕，兩次遭國民黨特務逮捕。 民國38年(1949)5月曾先後兩次遭國民政府當局逮捕，經上海五位大學校長聯合營救獲釋。8月，任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院長。9月，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壹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 解放初期（1949——1952）陳鶴琴曾任春暉中學校董。 1951年，加入九三學社。先後當選為全國和江蘇省政協壹至五屆委員、副主席，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副主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和南京分社主任委員，中國教育會名譽會長，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會長。任南京師範學院院長等職。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壹、二、三、四、五屆委員，江蘇省壹、二、三屆副主席。
1982年，他在連說話都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還寫下了“我愛兒童，兒童也愛我”的肺腑之言。由此可見，陳鶴琴先生把畢生的精力全部獻給了祖國的兒童教育事業，他不愧為著名的幼兒教育家。1979 年後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幼兒教育研究會名譽理事長。1982年12月30日陳鶴琴在南京病逝。終年91歲。有人聲稱“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這句話絕不是教師說的，而是官僚說的，應該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