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
《論語》中孔子那段“三十而立”的名言是大家很熟悉的，但要給出確定的解釋並不容易。古往今來，註釋《論語》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對於這段話的釋義不盡相同，提出了多種對於孔子“三十而立”之“立”究竟何所指的具體解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體可以歸結為“立於學”、“立於禮”與“立於道”三種。
根據現存的材料，最早提出“立於學”說的是南北朝皇侃。在《論語義疏》中，他指出：“雲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壹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皇侃此疏極可能是本於《漢書"藝文誌》的下述記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壹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應當說，這壹解釋明顯地帶有漢代經學註重“傳經”的時代特點。
“立於禮”說源自於《論語》，孔子自己就明確說過“立於禮”的話。所謂“立於禮”之“禮”可以有兩個基本指向：壹是實際上作為社會之根本綱紀的“禮”；二是作為個人立身處世之行為準則的禮儀規範之“禮”。從“立於禮”說的具體內容來看，基本上都是從後壹方面展開詮釋的。“立於禮”何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朱熹作了有代表性的回答：“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從“成家”以立業的角度來詮解“立”，也是與“立於禮”說相關聯的。清代學者宋翔鳳指出，“《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較之其它解釋，“立於禮”說產生了最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立於道”說主要集中在宋明理學時期。此說強調“三十而立”是“能自立於斯道”。程頤指出：“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聖人言己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所謂“斯道”，宋明時期的註疏者大多認為是“大學之道”，也就是《禮記"大學》篇所揭明的“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等“三綱領”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
可以進壹步指出的是，上述不同闡釋之間實際上已經包含了“漢宋之別”，即對孔子在中國文化中歷史地位的不同認知。漢唐時代，人們通常把孔子看做自古以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中的壹員，凸顯孔子對古先聖人的繼承性。宋代後，人們更多的強調孔子創立儒家、集古代中國文化之大成的壹面，凸顯孔子對古先聖人所創立與傳承的禮樂文化變革性的壹面。反映在對“三十而立”的詮釋上，“立於學”說與“立於禮”說集中強調了個體適應既有價值系統的壹面，凸顯的是外在之“跡”而非內在之“心”，更多地體現了漢學的特色。而“立於道”說則不僅包含了註重內在心性之修為的向度，而且為肯定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變革性意義預留了詮釋空間，因而更多地體現了宋學的特色。
如果承認孔子通過點明“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普遍而內在的本質而開創了通過自我道德修養而完善自我人格以成就圓滿之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從而實現了中國文化發展演進歷程中的變革，我們或可以在“立於道”說的基礎上做出進壹步的理論推展，將“三十而立”之“立”解釋為“仁心的挺立”或曰“仁心朗現”。這也就是說，孔子在三十歲的時候完成了對於“仁”的發現與“仁”的自覺，不僅將之體認為自我的內在本質，而且“仁以為己任”，為自我生命確立了成仁成聖的基本目標。由此，孔子不僅確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歸依、確立了自己思想學說的中心觀念，從而成就了自我生命的安立，而且也為最終完成中國文化早期發展中為禮樂文化確立內在於人性之根據的變革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方向。由此，在作為文化巨人的孔子那裏，“三十而立”就不僅構成了個體生命人格成長的壹個十分重要的環節，而且其內容還與中國文化傳統的變革方向密切相關，它之所以能夠產生廣泛而久遠的影響就是不難理解的了。
那麽，在今天，三十而立立什麽？站在平章漢宋的理論立場，我們至少可以從孔子以來的“三十而立”傳統中吸取以下三方面的借鑒。
第壹，對理想人格的追求應當成為自我生命成長的重要內容。在孔子那裏，修德進學堪稱構成了“三十而立”的首要內容，並由此而成就了自我人格修養歷程中的四重進境，即仁心朗現之境（三十而立）、仁智雙彰之境（四十而不惑）、與天相知之境（五十而知天命）以及隨心所欲之境（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由此成為傳統中國社會誌士仁人的***同取向。在今天，雖然時移事易，我們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全盤照搬傳統的所謂“君子、聖賢”人格，但儒家所倡導的高揚人的道德主體性與自覺性、做壹個有德之士的主張依然應當是我們不可偏廢的基本價值取向，宋儒陸九淵所謂“堂堂正正做個人”的宣示依然是今天人之所以為人所應當踐行的基本要求。
第二，“德”與“能”的並進是自立於世的重要基礎。意誌與理性構成了人類生命的兩個基本層面，它們又分別與“德”和“能”相關聯。孔子從“三十而立”的“仁心的挺立”到“四十而不惑”（智者不惑），可以看做是包容了壹個仁智雙彰而並進的原初結構。在今天，“仁”、“智”的具體內容雖然已不同於傳統時代，但由關聯於生命的意誌與理性所形成的“德”（道德、價值）與“能”（技能、知識）卻依然是個體生命乃至群體生命（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的重要基礎。如何達致“德”與“能”的雙彰並進是關乎自我生命所以“立”的基礎性因素。
第三，禮儀規範是展示生命之文明程度的重要形態。能否按照禮儀規範來規約自我的視聽言動以立身處世，是素有禮儀之邦之稱的中國衡量個體或群體生命之文明程度的壹個重要標準。在今天，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謀求中華文化的現代復興，就不僅要順適當今世界的“禮儀規範”，而且更要將自身獨異的優良資源貢獻於當代社會，以形成更為合理的立身處世之行為準則。這也是關乎個體生命乃至群體生命（中華民族）在今天能否自立於世的壹個重要方面。
後記
這是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李翔海先生，發表在《光明日報》的《三十而立：傳統流變與當代詮釋》。當時是針對嚴輝文先生提出的“‘三十而立’立什麽”（見《光明日報》2007年9月6日國學版）的問題，隨後展開討論的壹篇文章。
2007年9月29日（農歷的八月十九）是我30歲生日，那天收到很多博友的祝福，其中“流浪兔子”老師推薦我看國學資深圈的幾篇關於“三十而立”的博文，其中就有《“三十而立”立什麽？》《三十而立：傳統流變與當代詮釋》
之所以這麽關註“三十而立”，是自己正好進入三十，如何來“立”，“立”什麽，壹直是我思索的問題。
讀了《論語"鄉黨》，我也有了跟曾點壹樣的理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今天是2008年元月3日，新年伊始，1978中國改革開放到2008北京奧運正好30年，我也走進了人生的第三十個春秋！
在此以《三十而立》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