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描述:
是不是覺得他們有反叛思想，擔心再次叛變？
還是，為了道義上心虛？
解析:
畢竟是***患難的？為什麽還要殺戮？當是絕大多數的相法，以為這些人人格分裂，性格殘忍？只能同苦不能同富。
深點想吧？成就偉業的這些人，面對最復雜最困難的事情總是能最後峰回花明，期間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真假虛實，事事都是在演戲，謀臣以為是在盡忠，為主者則認為如此出神的手段在變化，自己沒有唐和尚的詞語，最後豈能等毀/
謀臣能算盡機關，就是不能算透人性？我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人主，所以人主只能是感激和分享
“飛鳥盡，良弓藏”，在 *** 幾千年的歷史上，周而復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歷史陷入壹個怪圈，無論妳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壹般。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壹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壹些歷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系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壹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不會是唯壹的解釋。
在信息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有多種類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什麽類型，但委托人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代理人選擇某種信號，委托人根據觀測到的信號來判斷代理人的類型，同代理人簽署合同。這就是所謂的信號傳遞模型。如企業雇主與雇員的關系：雇員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雇員選擇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據雇員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資。此外還有信號甄別模型，同信號傳遞模型壹致，只不過變為委托人先行，提出壹系列合同供理人選擇，代理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壹個最適合自己的合同。無論那種方法，都在於使代理人有積極性使自己的類型暴露出來。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系看作壹種委托代理關系。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制著帝國的產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托壹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壹個委托代理關系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對任何壹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壹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壹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麽有外患，要麽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壹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麽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壹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壹個信號來確定壹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
在經濟學裏，由於每個類別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還可以根據壹個信號制定出分離條件，使該信號能讓不同類型的人根據成本―收益比較自動現出原形，但對造反之類的事來說，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任何成本都相形見拙。只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難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收益情況確定出壹個分離條件，皇帝們只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本文不考慮人心會因為時間、情況的變化發生改變以致忠臣變奸臣的情況）。那有什麽信號又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
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淩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嘗試壹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
那麽以親戚關系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分我壹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安祿山對唐明皇的肚裏只有壹顆赤心的絕對服從令人記憶猶新，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歷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