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徹底，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樞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新鮮事，但在宋朝，這可是壹個常例。軍隊的改革是軍無常帥，帥無常軍，這也是現代國家指揮與管理軍隊的基本制度。據史載，太祖立國之後，曾在太廟裏刻下祖訓，此訓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廟時，由壹個不識字的太監引導到太祖誓碑前背誦。開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廟時方知其上的內容（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難能可貴的是，宋代歷朝皇帝都還算聽話。讓太祖的這幾條中國歷史上迄今最為開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實的執行，達三百年之久，可以說這是有宋壹朝三百多年的大憲章，也是同時代世界各國中最開明的大憲章，它從根本的制度上確保了宋朝所以成為中國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時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稱道而身行之的時代。廟堂之上，君臣爭論不已；江湖之中，書生指點江山。試問哪朝哪代，文人有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橫飛，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絹試臉，而老包卻只當不見，仍然在慷慨陳詞；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對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範仲淹妙筆生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壹段對宋的評價是：“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有宋壹代，是中國知識分子活得最滋潤的時期。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會。我們不否認宋代有政治鬥爭，但政治鬥爭往往只是政見的不同，雖然有黨同伐異，但沒有從肉體上消滅。最多是貶謫。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雖然政見上不同，但私誼卻還不錯。歐陽修死後，給予歐陽修評價最高的，不是他的黨內同誌，而是政敵王安石。可見那是壹個君子時代。中國歷史上有那麽多的名人都出現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時出現），絕非偶然，是適宜的政治政治環境孕育的果實。中國歷史上的比較成熟的政黨政治，就是這壹時期典型的政治現象。以王安石為偶像的改革黨和以司馬光為偶像的保守黨輪流執政近百年，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壹個奇跡。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裏提出的是政黨，而不是歷史上人們常常批評的朋黨。中國歷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間拉幫結夥，互相傾紮，為禍國家社稷的情況。歐陽修對此有過論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歷史上的朋黨，往往純粹為了利益而相互勾結，互為依托。政黨則不壹樣，雖然他們之間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們有理想、有訴求，並希望有機會實現這種道義。套用現在的話，就是政黨首先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具體而現實的 目標，有綱領、有組織、有領袖。這些現實時髦的東西，早在仁宗時代就實施了，雖然效果不好，最後未能挽救北宗的敗亡，但其作為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卻不能忽視，更不能抹煞。
（2）宋立國之後，當政者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建立怎樣的政治架構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舉制建立人才選拔與任用機制，既打破門閥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決官僚世襲制的弊端。
雖然自隋代就開始了科舉制度，但這壹制度作為人才選拔的基本制度還是建立在宋代，準入條件的降低，選拔人數的增加（唐代錄取進士，每次不過二、三十人，少則幾人、十幾人。宋代每次錄取多達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舉制度作為國家開科取士的手段實施，使宋代很快進入了士大夫時代。什麽叫士大夫？坐而論道，躬身行之。從此無論寒門士子，還是農桑人家，學而優者，均可以出入廟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長官，使文官地位居於武官之上。地方官員的主要責任是牧民，守土之責由中央任命專職的軍事長官去處理（這些制度不正是現代的政治制度嗎），二者皆由中央調遣，互不統屬。這就徹底革除唐季以來軍閥割據的政治傳統，也徹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頻繁更替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