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部分教師合影。前排左三為蔣夢麟，前排右三為梅貽琦
西南聯大寒酸的鐵皮屋頂教室，在雨天噪音過大，振耳欲聾的雨聲蓋過了老師的聲音，於是老師在黑板上寫下“靜坐聽雨”這四個字，和學生壹起將這種物質上的煩悶化作為壹種精神上的享受。
電影《無問西東》裏西南聯大的段落，最為打動人心。事實上，抗戰中有過搬家經歷、“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的，不獨西南聯大。為何現在壹提起抗戰中的大學，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西南聯大，或者說西南聯大“被懷念率”最高？
1.
悲壯的教育西遷
1937年，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至湖南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僅壹個月，日軍沿長江攻至湘水。三校只能繼續南遷。由湘及滇，至邊城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八年（1938-1946），正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八年。正如聯大校歌所唱：萬裏長征，辭別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其情之悲壯，令人感慨萬千。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抗戰烽火中，數十所大學有過搬遷拆合的經歷。當時中央大學、西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的搬遷，也有不下於此的曲折和感人。
比如復旦先遷到江西，又遷到重慶。浙大則先由杭州遷至江西，又遷往廣西，再又遷往貴州，兩年多的時間，5次遷移，每次都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很快復課。
最早搬遷，受損最小，壹次落定的就是國立中央大學。1935年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就估計到戰爭的長期性，並專門到重慶考察學校選址，回寧後就趕制木箱。“八壹三”轟炸，日本飛機在南京扔炸彈炸到中央大學的壹棟樓，羅家倫馬上就動手搬，他們搬得很幹凈，“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連醫學院用於解剖的24具屍體和農學院畜牧場的動物也都搬到重慶——當中有先期挑選壹些“雞犬圖書***壹船”地運到重慶的，也有後來在牧場人員的組織下，以遊牧的方式，歷時壹年幾千裏長征到達重慶的。羅家倫說自己“壹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它們到了，仿佛如亂後骨肉重逢壹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
南開校長張伯苓後來用“雞犬不留”來形容兩校境遇，“南開大學被日本人炸得雞犬不留，而中央大學搬得雞犬不留”，南開搬遷的時候，學校已沒有太多可搬的東西了。
人們追懷彼時聯大之盛，總常提及聯大薈萃的壹批大師級學者，如陳寅恪、錢穆、金嶽霖、吳宓、潘光旦、聞壹多、費孝通、沈從文、華羅庚等。可若論綜合實力，當時的聯大遠不如中央大學。
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馮友蘭，聞壹多，唐蘭，遊國恩，羅庸，許駿齋，余冠英，王力，沈從文
在整個戰時，中央大學位於陪都重慶的地利優勢，不僅各方面未被削弱，還得到了更多的發展，據1945年教育部統計，中央大學僅教授數量就是西南聯大的兩倍。在院系學科規模、教學成果和所享受經費方面，也遠超其他各校。不過生活壹樣艱苦，學生常年只有壹身衣服，縫縫補補猶如百衲衣，校長蔣介石看不下去，給每人做了壹套軍服。
當時，西南聯大在各方面都不占優勢，尤其跟中央大學比不占優勢。但是八十年後回過頭來看，壹講到抗戰中的中國大學，大家追懷最多的還是西南聯大。
2.
大師治校築自由精神
聯大吸引人的地方，也許在於它不可復制的構成，三所名校的精英湊在壹起，在迸發矛盾的同時，也壹定會迸發出思想的火花來。
今天人們提起聯大，無不贊嘆三校親密合作、相得益彰。其實，聯大成立初期，並不是毫無矛盾，各校都有自己的驕傲歷史，有自己的獨特校風，“文人相輕”在所難免。
聞壹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並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有矛盾，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錢穆在《師友雜記》中寫到，當時，梅貽琦在任命聯大各學院院長、系主任時，無意間有些偏向清華，引起北大師生的不滿，北大歷史系教授錢穆和校長蔣夢麟勸說大家，國難當頭，以和為貴，這才平息下來。
聯大成立後，北大蔣夢麟、南開張伯苓、清華梅貽琦組成常務委員會，***同管理學校事務，為減少摩擦，張伯苓和蔣夢麟采取“無為”策略，讓權給比他們年輕的梅貽琦。張伯苓對梅說：“我的表，妳戴著”，意思是“妳代表我”，梅貽琦在天津讀中學時張伯苓是他的老師，他尊重恩師的意見。後來張伯苓去重慶開辦南開中學，蔣夢麟也去重慶另兼他職，梅貽琦成為聯大實際的校長。
從左至右：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梅貽琦治校的壹大特點是民主，推行“教授治校”，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每位都是學界翹楚，也就不存在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教授們提出管理學校的策略，梅貽琦發表意見時通常只說三個字：“吾從眾。”
從外部看，偏居西南壹隅的地理條件，使得聯大獲得了更多的自主權。當時中央大學離國民政府最近，有段時間，上面怎麽說，它就只能怎麽做，甚至有壹度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而西南聯大遠在昆明，國民政府對他的“教授治校”有些鞭長莫及。
3.
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
不只有自由，還有知識與精神的匯合。三校原來各自開設的同壹門課程，在聯大可以同時講授，學生自由選擇。清華中文系教授聞壹多和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庸都研究《楚辭》，研究的角度和觀點截然不同，於是兩人都講《楚辭》，唱起“對臺戲”；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雷海宗、吳晗、錢穆三人同時開，三大名師打擂，學生大飽耳福。
西南聯大，正在上課的學生
名師主講基礎課，年輕教師開選修課，這是聯大的規矩，為的是給學生打下紮實基礎，繼承清華的“通才教育”傳統。而多個名師同開壹門基礎課，壹是保障學術自由，二是加強競爭，因為選擇權在學生手裏，教授會更加註重教學質量。
學費經費匱乏，聯大壹度拆了鐵皮屋頂賣錢，換成茅草屋頂。校長家過得很艱辛，梅貽琦的夫人不得不出售自制糕點、毛衣、圍巾，以補貼家用。朱自清家中子女多，冬天只能披著蓑衣禦寒。聞壹多則以刻圖章、兼職中學教師，以維持生計。
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西南聯大校舍
即便如此，教授們依然恪守學術，十分認真。陳寅恪每次上課，會早早進入教室，把主要的史料壹字不漏地抄寫在黑板上。當時，馮友蘭先生任聯大文學院長，他對陳寅恪非常欽佩。每當陳寅恪上《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總是跟在他身後，目送陳寅恪走上講臺，然後坐在臺下聽講、做筆記。
楊振寧說，聯大那幾年，他在昆明學到的物理已能達到當時世界水平。他那時念的場論，比後來在芝加哥大學念的場論要高深。
梅貽琦有句名言：“所謂大學，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聯大無大樓，但有“大師”，終成大學之“大”。人們用“破破爛爛卻精神抖擻”形容西南聯大，以此與現在大學日漸富有，卻日益世俗化、功利化形成對比，進而得出西南聯大對中國大學的現實意義。
1938年，西南聯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嶽霖、吳有訓
4.
赤子之心、求仁得仁
因國土淪陷，南遷至昆明的聯大人，曾壹度將自己的境遇，與中國歷史上“痛失中原，偏安江表”的三次南渡相比。烽火連天，國難當頭，身在西南，常作中原望，“痛南渡，辭宮闕。望中原，遍灑血”，悲情切切。
聯大的教授們，多數有留學歐美的經歷，卻又接受過傳統教育，在倫理道德層面明顯留有儒家色彩，這個特征使他們要求自己成為道德上的楷模和更完美的人。
張伯苓的兒子張錫祜是空軍，在淞滬會戰中犧牲，年僅25歲。得知噩耗後，張伯苓說：“吾早以此子許國，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復何慟為。”梅貽琦的壹對兒女都在聯大讀書，他常說，救國不是壹天的事，師生還是要以學術為重，以備將來之需，可當部隊急需翻譯和醫護人員時，他讓壹對兒女都去參軍。
聯大學生，有人愛精神導師聞壹多，愛其臨危不懼，血性正義；有人愛學界宿儒錢穆，愛其在艱難時世，仍能靠回憶著成國史的大氣。《無問西東》裏的沈光耀和吳嶺瀾，正是聯大學生這兩種心境與抉擇的寫照。
當時聯大學生中，像沈光耀那樣投筆從戎的，有800之說，也有1100人之說。據西南聯大紀念碑上的刻字，抗戰以來從軍學生834人。而據《我心中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建校70周年紀念文集》壹書的數據，聯大學生實際參軍數在千人以上，其中14人為國捐軀。恰如林徽因那首著名的悼詩：這是時代向妳的要求，簡單的，妳給了。
電影《無問西東》中沈光耀的原型沈崇誨（中）
後來聯大人的回憶，如歷史學家何兆武、社會學界劉緒貽、文學家汪曾祺等，則更強調聯大學術氣氛濃厚，同學師長良善真摯。而我們瞻望西南聯大，感其繁盛、慕其光輝，也是因為聯大學子，如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何兆武、任繼愈等，正是我們現時文化秩序中的標桿人物。
西南聯大因不可復制的歷史而產生，又悄然隱匿，唯壹證明它存在過的，除了歷史，大概就是塑造了它、及其它所塑造的那壹代人物了。而正因為我們無法去經歷那樣的時代，所以聯大的魅力可能遠遠地超出了今天所有大學魅力的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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