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魯仲連子雲：“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壹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裏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蕓，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原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裏駒！’巴終身不談。”。
田巴被魯仲連折服，稱贊魯仲連豈止是“千裏駒”，簡直就是“飛兔”，看樣子無疑這“飛兔”比“千裏駒”還要厲害得多。此處將“飛兔”與“千裏駒”相提並論，這“飛兔”應該就是馬，這種可能性非常大，但至此還不能絕對肯定。筆者在進壹步查考有關文獻資料時終於從《呂氏春秋》中得到壹條資料最終證實了“飛兔”就是駿馬的基本論斷：
《呂氏春秋·離俗》：“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高誘註：“飛兔、要褭，皆馬名也，日行萬裏，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
漢·應玚《馳射賦》：“群駿籠茸於衡首，鹹皆腰褭與飛菟。”；
陳琳《答東阿王箋》：“譬若飛兔、流星，超山越海。”李周翰註：“飛兔、流星，神駿也。”
此外，在《宋書·符瑞誌》中也說：“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裏。”這“飛菟”毫無疑問就是“飛兔”。知道了“兔”就是“馬”，但關鍵是為什麽以“兔（菟）”名之呢？僅僅因為“馳若兔之飛”就“因以為名”嗎？馬跟兔子還有什麽其它淵源關系嗎？答案肯定的，並且關系很深。查找《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第九章“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農學”第壹節“農書概況和已佚農書介紹”有壹段比較詳細的說明，因為對於我們的論題可資參考，而相關文字又不多，茲節引如下：
在專業性農書方面，記載最多的是相畜類和畜牧類。《漢書·藝文誌》“形法類”有《相六畜三十八卷》。《三國誌·魏書·夏侯玄傳》註引《相印書》稱“相印法”“本出漢世。……又有鷹經、牛經、馬經。”《世說新語·汰侈篇》註引過《相牛經》，《文選》張景陽《七命》註也引述過《相馬經》。《隋書·經籍誌》“五行”類著錄有“相馬經壹卷”原註說：“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寧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丘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由於《漢書·藝文誌》只有“相六畜”的記載，所以人們推測《相印書》所說漢世的《牛經》《馬經》是從《相六畜》中拆分出來而單獨成書的。但即使是這樣，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流傳的相畜書，包括同類的相馬書、相牛書肯定不止壹種。
由於《相印書》中所說的《馬經》和《隋書·經籍誌》中所說的《伯樂相馬經》均已失傳，它們是同書異名還是兩本不同的書，也難以考證；近人多認為《齊民要術》中相馬的部分保留了它們的基本內容，從而把它當作古代的《相馬經》。七十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卻發現了內容與《齊民要術》相馬法和今本《相馬經》迥異的帛書《相馬經》。全文約5200多字，從它的文字類似賦體和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跡象看，有的學者推測其為戰國時楚人的著作。全文的主要部分只談到相馬的目、睫、眉骨等部分，可能還不是《相馬經》的全部。但僅從現存部分看，也包括了許多精彩的內容。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為：“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毋相其余。”具體說就是：“欲得兔之頭與肩，欲得狐周草與其耳，與其肫，欲得鳥目與頸膺，欲得魚之耆（鰭）與 （疑為“腹”或“膭”之訛）。”形象生動，言簡意賅。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又壹次展示了中國古代相畜學的豐富內容（原註：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8；謝成俠，關於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文物，1977，8。）。-----（參見董愷忱、範楚玉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193—194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6月版。）
可見至少在我國戰國時代，相馬的經驗與知識已經非常成熟並且早已得到非常普遍的應用與總結了，而《相馬經》就是明證。“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的名言，人所***知。馬在古代（不僅是我國），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不論是在戰爭、運輸、農耕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支柱作用，是我們人類的重要朋友和夥伴。於是我們的老祖宗對馬就有了基於豐富實踐經驗基礎上的理性總結成果——《馬經》或《相馬經》。而“兔”就是對良馬在體形、形態上的科學歸納總結後的形象表述，是說壹匹良馬在頭部與肩部要具有酷似兔子的形體特征，否則恐怕就墮入凡品。湖南省博物館王樹金同誌曾作《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壹文，文中亦有類似說明，因該文對《相馬經》的評論內容與上引《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中對《相馬經》的論述可相互參證，茲亦摘錄如下：
“帛書《相馬經》***有七十七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殘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補，有三百字無法處理。因為這部古書沒有相當的今本可以查對，絕大部分為傳世《相馬經》所無，所以壹些內容，我們無法完全了解。但其第壹篇就寫到“伯樂所相，君子之馬”，幷且多次使用相馬“法曰”和“吾請言其解”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幷不是伯樂相馬經原文，而是傳承、吸收和發揮了《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此《相馬經》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經文部分，用四言韻文寫成，類似於描寫詩或賦。從文筆語言上來看，不少專家認為可能是戰國楚人所作。內容側重從頭部相馬,認為眼大有神的是良馬。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為：“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毋相其余”。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展現了伯樂相馬經的豐富內涵，也證明了《伯樂相馬經》作為我國最早的壹部相馬專著在中國養馬學、相馬學等領域裏的重要地位。……
張君先生認為帛書實際上是壹個經、傳合抄本。如果說這相馬佚文抄錄於西漢前期，成書於戰國晚期，那麽，其中的《相馬經》則至遲應成書於戰國中期。帛書中的某些文字也可見於先秦諸子的著述中。帛書摘抄的重點，應是三號墓墓主本人的偏好所在。僅從帛書重點摘錄的“相眼”這壹點，我們就可看出，楚人對馬的觀察是多麽的細致。帛書中楚文化烙印最深的是，不論相馬的哪壹個部位，重要之點都在於區別“善走馬”和“非走馬”。帛書所載相馬經、傳皆在求千裏之馬，這與楚人好快馬的風氣適相吻合。帛書《相馬經》應是楚人豐富的養馬經驗的結晶。（原註：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
不必多說，這生物形態學上的所謂頭肩兔形良馬就是我們所知道的“赤兔馬”。“赤”，乃形容其毛色，所謂“紅棕烈馬”大致亦屬此類。而從《木蘭詩》本詩中我們也可看到“木蘭”與馬的緊密聯系。詩曰：“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這裏明確是在說馬的事，與兔子何幹？另外，木蘭金戈鐵馬征戰沙場凡十年（“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她與戰馬生死與***的感情可以想見，對其坐騎的熟悉程度不言自明，這壹切又與兔子何幹？如果無關，詩的最後轉而言兔子不是就太過突兀有點兒莫名其妙了嗎？在古代詞賦中文章最後的煞尾通常叫“亂曰”，其地位至關重要，關系到文氣的貫通和文章宗旨的總結，如果因為名物訓詁出現誤解導致人們理解的偏差，往往壹錯就是千百年，再加上“文化層累”的關系導致後世更多的文化上的誤用以及誤會衍生品的制造，最終鑄成事實，壹往而不復，這是至為遺憾的事情。
閑言不敘，野馬還得拉回來。至此我們已可確定《木蘭詩》中所謂“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的雌雄“雙兔”就是兩匹良馬。但仍然有壹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為什麽說“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呢？剛才說過，這相馬之術既然在我國古代這麽歷史悠久且知識豐富，對於懂得相馬技術的人來說馬之優劣、成色打眼立判，怎能反倒雌雄不別呢。我們可以在此做壹修辭學上的判斷，這“雄雌”指的並不是性別上的，而是指“壹決雌雄”。《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原與漢王挑戰，決雌雄”就是明證。這與被人們所熟知的北朝民歌“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歌辭》）都是壹決高下、分出勝負之意。年輕人血氣方剛，好勇逞強是正常現象，而互相爭勝競賽的方式有多種多樣，鬥雞走狗者皆是，而“賽馬”則是最普遍常見也是歷史最悠久的競技項目。《木蘭詩》中所謂“雙兔傍地走”，就指的是賽馬或騎馬競速。我們這裏找到壹絕佳的例證。曹植的《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
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
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壹縱兩禽連。
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鹹稱善，眾工歸我妍。
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雋胎鰕，炮鱉炙熊蹯。
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這首詩中“走馬長楸間”，明白告訴我們是少年“走馬”爭勝，也就是賽馬。而這句詩後緊跟著就說：“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直白告訴我們說：“在策馬馳騁過程中，對手迅捷超越我而去”。而這“走馬”中對手至少有兩個，而這超越我而去的兩匹馬-----“雙兔”-----絕非凡品，具是良馬。這樣方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的描述相稱，極言其奢豪也。在這裏，余冠英先生也不免犯了壹個小小的錯誤，他將這詩中的“雙兔”也當成了兩只“兔子”了，繼而將“左挽因右發，壹縱兩禽連。”當成了射中了“雙兔”，然後又為了彌合這兔子是“獸”不是“禽”的矛盾，將“禽”又做了擴大解釋，說：“兩禽指雙兔，獵得的鳥獸都叫禽”（見余冠英《樂府詩選·名都篇註》）。於是這樣的誤會就被人沿襲到了現在而深信不疑。實際這首詩的前半段明顯是講“京洛少年”們田獵時走馬競馳，在馬上各逞其弓箭射獵的技巧，最後還是主人公“我”技高壹籌，挽弓射箭而壹箭雙雕（左挽因右發，壹縱兩禽連）。這樣還不算，不等獵物落地，作者策馬驟馳而至，竟然仰手接住“飛鳶”，真是神乎其技。這裏再次明顯點出是獵物是“飛鳶”，而這“飛鳶”明顯就是前面說的“兩禽”。至此我們再回到《木蘭詩》的最後兩句：“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不用仔細回味就可知這“雙兔”就是兩匹良馬，“傍地走”，就是“走馬”，即騎馬競馳、賽馬。在競爭中互有先後各領壹時之先，而在這壹決雌雄勝負未定之際，所謂“雌雄”豈易判哉（這“雌雄”是雙關語）！正應了豫劇《花木蘭》中的經典唱詞：“這女子哪壹點不如兒男！”
另外還有壹個證據，魏文帝曹丕在其名著《典論·論文》中說道：“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騄於千裏，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這也是以賽馬競馳來比附文人間的雌雄高下的競爭，意思顯豁，毋庸置疑。
《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作菟園。”；
枚乘《梁王菟園賦》：“於是從容安步，鬥雞走菟，俯仰釣射，烹熬炮炙，極歡到暮。”
“鬥雞走菟”就是鬥雞賽馬，良馬乃顯宦巨富之家炫耀身份、財富與地位的重要資本，鬥雞賽馬也是紈絝之家的典型生活娛樂方式，這壹切都與兔子無幹，梁王也絕不會將其耗費巨資建成的用以耀世的宮苑作品和心愛的享受樂園以無足輕重的兔子命名，故“菟園”無疑乃因其養有良馬“飛菟”（“飛兔”）並有“走馬”之樂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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