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聖賢的淡泊高妙與超然物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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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作為凡夫俗子的我們卻常常為紛繁的世俗所攪擾，時而歡天喜地，時而悲愴淒涼，時而慷慨激昂，時而落寞沮喪……“年光似鳥翩翩過”，時不我待，生命亦然。之於紛擾的世事，我們如何能理出壹絲頭緒來？之於生活，我們篤定什麽？之於人生，我們要獲得什麽？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又何在？ 對於這壹系列疑問，或許有壹個人能夠給我們壹些靈感與啟迪，他便是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這是自小便稔熟的，也隱約知道是出自《莊子?6?1逍遙遊》壹篇。然而真正了解莊子其人其書卻是近來的事情。
莊子的先世據說原是楚國的貴族，至其父輩時，為避“夷宗”之貨才遷居到了蒙地，從此家道中落，淪為平民。或許正是這種“生於繁華，終於淪落”的遭遇使他深切地體會到了世道的無情和現實的無奈，也更加了解了人生的真相，做了不與世俗同流的“醒世者”。莊子壹生貧寒，住的是“窮閭陋巷”瘦得“槁項黃馘”，但是，面對入世的種種誘惑，他依然不改初衷。《史記?6?1老子韓非子》上記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綃，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誌焉。”
可見，對於眾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富貴，莊子自始至終都是壹個冷眼旁觀的局外人。
另壹方面，莊子生於兵荒馬亂，權謀獪詐的戰國時期，民不堪命，人命如絲，朝不保夕。生命無常，人生苦短，對於生命，人們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了超乎尋常地熱愛與眷戀。莊子也不例外。正如南北朝人所唱的那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這是怎樣壹種急切與憂慮啊，這壹切皆源於對生命的無限眷戀罷了。所以，“全生保身”成為莊子思想的重要出發點並非偶然。
對於莊子，世人有諸多誤解。而莊子對此似乎早有預料。他在《逍遙遊》中說道：“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道不同，不相為謀”，莊子對人生有自己獨特的視角與理解，但或許因其與作為正統思想的儒家“經世致用”的哲學相悖，而歷來被排斥於正統之外。然而，稍微了解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據於儒，依於老”的道理，道學為體，儒學為用，自古以然。
《逍遙遊》壹篇向來被認為是莊子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對於人生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論述。
首先，莊子認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遙”於天地之間，“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達到這壹境界的人，“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虛懷若谷，目之所見皆是空明之境，世間萬物皆囊括於胸間，卻又若有若無，無可無不可。萬物皆能為其所用而善於其身。他將“乘天地之正，而禦六氣之辯，以遊無窮……”總之，“逍遙”就是壹種無所拘束，無比愜意的人生境界，無待而絕對自由是“逍遙”的前提。“有待”之人，心為物役，身陷囹圄，終不得自由和解脫。
事物不同，其所待者亦迥然有別。正如文中所說寫：“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裏，摶扶搖而上者九萬裏，去以六月息者也。”這是“大鵬鳥”的“期待”。對於“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的蜩與學鳩而言自然是不必如此的。這就是“待”之不同了。同樣的道理，“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 裏者，宿舂糧；適千裏者，三月聚糧。”這些皆是“有待”的，只是不同的事物所期待的不同罷了。有所期待，就會被所期待的事物束縛，因此，即使發揮了自身的本性，也只能得到相對的自由與幸福。列子能禦風而行大達半月之久，相對於常人而言，他是自由多了，但是，他依然要受到“風”的限制，故而莊子說道：“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可見，列子所獲得的也並非真正的，絕對的自由與幸福。
要獲得絕對的自由與幸福，達到“逍遙”的境界，只能通過“無待”來實現。而“無待”在莊子看來便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其中又可分為兩個層次。初級層次是無功、無名。莊子用“堯讓天下於許由”這個典故來說明聖賢是破除了功名束縛之人。其中說道：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要想臻於“逍遙”之境，先要戒除“功名利祿”之心。
再者，要做到“無己”，即要破除以自我為中心的成見，進入“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以我為壹”的境界。“莊周夢蝶”的故事形象地闡釋了這壹點。《齊物論》中寫到，莊周夢見自己變成壹只蝴蝶，飄飄然，“自喻適誌歟”，全然忘了自己是莊周，可是，壹覺醒來，則發現還是莊周自己。他對此產生了疑問：“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蝴蝶之夢為周歟？”事實上，在他看來，夢也好，醒也好，莊周也好，蝴蝶也好，其實並不重要，因為從“道”的高度上看，它們並無差別。莊周之於蝴蝶，抑或蝴蝶之於莊周，都不過世壹種“物化”罷了。由此，進入了齊生死、齊貧富、齊善惡、齊物我之境。對於臻於此境的聖人，莊子還作了壹番詳盡的描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 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
這是至人的境界，也即“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逍遙遊”的境界。
吾有所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待？
《逍遙遊》篇末又具體地說明了如何運用智慧而使萬物無論利弊皆能為我所用的道理，其中蘊含了“齊物論”的思想。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纊，不過數金，今壹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壹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纊，則所用之異也。”
同樣壹件事，不同的人從中獲得的利益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是因為人們利用它的方法不同。可見，事無巨細、好壞之分，智慧的人能從弊中看出利來，從而轉危為安，而愚蠢的人，縱然有大利置於前，也是無眼識得泰山。所以，壹切得失，終究歸於人自身，而與外物無直接的關聯。如此壹來，對於外物實在是不必苛求的。不求於外物而只求修內在之身，從而獲得人生的寶貴財富。這便是莊子的人生觀。這樣的人生觀處處透顯著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