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原文：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禦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孝公曰：“善！”
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
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
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
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壹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
於是遂出墾草令。
《商君書》譯文：
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詳細記述了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爭論變法的問題。
針對秦孝公怕變更法度、改革禮制受天下人非議的想法，商鞅說：“行動遲疑就不會有名，做事猶豫就不會成功。我勸君王還是趕快下決心變更法度吧，不要怕別人的批評議論。法度是愛護人民的，禮制是利於國事的。
所以聖人治國，只要能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法度；只要有利於人民，就不必遵守舊的禮制。”針對甘龍“因襲人民的舊禮俗去施行教化，不費什麽事就能成功。依據舊法度治理國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說法，商鞅說：“這都是俗人的言論。”
夏、商、周三代的禮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業；春秋時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業。所以聰明的人創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賢人改革禮制，而庸人受禮制的約束。我們不能和受禮制約束的人商討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計議變法。
針對杜摯“效法古人就沒有錯誤，遵守舊禮就沒有奸邪”的說法，商鞅說：“古代的政教不同，我們效法哪個古人？帝王不相因襲，我們拘守誰的禮制？禮制、法度要隨著時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實際的需要。所以我說，治理人民，並非壹個方法；為國家謀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壹道，便國不必法古”成為商鞅倡導變法的名言。《開塞》篇從考察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入手，論證了戰國末年只能實行法治，才是唯壹可行的治國道路。“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從而說明只有變法革新，才能使國家富強興盛。
此文出自戰國時期法家學派商鞅。
創作背景：
《商君書》論述了“強國弱民”。例如：《商君書》中有“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誌。弱則有用，越誌則強。故曰：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控制本國的人民，使之成為“弱民”，而不是“淫民”。
商鞅認為國家的強勢和人民的強勢是對立的。只有使人民順從法律、樸實忠厚，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
《商君書》中認為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