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鄭和海洋戰略思想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
鄭壹鈞先生在《論鄭和下西洋》①壹書中兩次引用了法國學者朗索瓦·德勃雷在《海外華人》壹書中記載的鄭和為說服明仁宗朱高熾保留寶船隊時的壹段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壹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的話語雖不多，但字字千鈞，句句精辟。他把海洋與國家的富強、海洋與國家的安危聯系在壹起，鮮明地揭示了海洋與國家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密切關系，深刻地闡述了發展海軍船隊、控制海洋對國家安全和貿易的極端重要性。這是鄭和積壹生航海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其海洋思想升華的結晶。這段話對於研究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縱觀鄭和的海洋戰略思想可概括為：海洋開放意識，海洋財富意識，海洋主權意識和海洋憂患意識。其核心是海權思想。
其壹，海洋開放意識。主要表現在鄭和走向海洋的強烈願望，不怕冒風險的征服意識和自強不息、不辱使命的奮鬥精神。從1405年到l433年的29年間，鄭和以“造大船、馳騁海洋、協和萬邦、天下太平”的泱泱大國雄風和“耀兵異域和示國家富強”的政治使命感，作為永樂皇帝的使臣，率領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寶船隊，七下西洋，歷時29載，遍訪了亞、非37個國家和地區。活躍在從今東南亞諸國到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直至非洲東海岸的廣闊海域上。“觀夫海洋，洪濤接天，巨浪如山”，“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弛，涉彼狂瀾，若歷通衢”的壯觀景象是鄭和熱愛航海和征服海洋的英雄氣概的真實寫照。直到晚年他仍然心系海洋，情系航海，關心寶船隊的命運和祖國海疆的安危。l433年7月，鄭和結束最後壹次航海，橫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回到祖國。鄭和把自己的壹生完全獻給了祖國的航海事業，在人類走向海洋的莊嚴史詩中譜寫了空前輝煌的篇章。
其二，海洋財富意識。鄭和的海洋財富意識就是有效地開發利用海洋，擴大經商和對外開放，繁榮貿易，使國家走上繁榮昌盛之路。鄭和通過幾十年的航悔生涯，認識到海洋是聯系世界各國的交通大道，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橋梁和紐帶，壹個國家的富強離不開海外貿易的發展，這是中華民族“興漁鹽之利、行舟楫之便”的傳統海洋觀的壹次重大變革。盡管當時的明政府為了維持自己對這種貿易的壟斷，排斥競爭，禁止移民和私人貿易。朝貢貿易有它的局限性，但畢竟通過這壹貿易形式，使中國展開了大規模的與海外的經濟貿易往來。隨著所有國家和貿易次數的增加，由此誘發公平貿易也就不可避免。鄭和把“擴大經商”、實行開放貿易作為下西洋的重要內容，始終在海外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並逐步將以納貢和皇帝賞賜為主要內容的朝貢貿易轉變成持久均衡的貿易往來，與所到國公平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並獲得了巨大利潤②。“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詔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計希，充溢庫市，貧民承先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自此記載不難看出，海洋貿易的蓬勃發展，既適應統治階層對“舶來品”的追求，又滿足下西洋官兵贏利的欲望，還使壹部分百姓富足起來，對沿海地區的市場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基於此，鄭和晚年才有了“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的疾呼。
其三，海洋主權意識。鄭和通過航海實踐，其海洋主權意識逐漸增強，海洋思想也日趨成熟。鄭和進壹步認識到了海洋與國家昌盛和國家安危息息相關。要實現耀兵示富、威制四夷的政治目的，必須憑借實力，“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巡弋異域，“懾服”敢與中國抗衡者，“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這樣外邦諸國才能聽從詔諭，俯首臣服③。當時中國作為東方頭號海上強國大約歷時30年，這盡管是由於這壹時期國家的富強，但直接是依仗了當時海軍船隊的強大。正是由於鄭和帶領了世界上最龐大的海軍寶船隊西征，許多外交使節隨行，宣揚中國的富強，才確保了中國在東方的權威地位，才有20多個國家的使節和7位國王，攜帶貢品前來向明朝皇帝表示敬意。鄭和在幾十年的異域戰爭和外交生涯中，看到海洋的重要戰略地位，南洋局勢對國家安危影響甚大。當明仁宗朱高熾要拆散寶船隊時，鄭和站在國家安危的戰略高度疾呼保留寶船隊，重視南洋海權。“壹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鄭和那鏗鏘有力、落地有聲的吶喊清楚地告訴當時的統治者：海軍船隊是海權的基礎，是海洋商貿的保障，誰擁有強大的海軍船隊，誰就能控制海洋，發展經商，安民興邦；喪失海軍船隊就會失去海洋控制權，不但海洋經商無保障，國家也面臨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