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瑞祥
宋神宗獨信王安石，除了王安石能拿出壹套完整的變法體系，還因為王安石是思想家，有自己的處事邏輯，他還是實幹家，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熙寧三年八月的壹天，神宗與王安石討論朝廷人情，神宗感嘆二府可用人才不多，急需尋找新的能用之人，王安石對曰：
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難測，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則人雖有材而欲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馬光輩，又安能惑陛下也！
意思是說，有才能的人做壞事是最難防範的，但如果法令明確，即使有才能也不敢萌生做壞事的想法，就像司馬光這樣的人，怎麽能錯誤地引導陛下呢？
儒家用人強調壹個“賢”字，《論語》：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的弟子仲弓在魯國士大夫季氏做總管，向孔子請教管理方法，孔子告訴他先要管理好官吏，原諒他們的小錯誤，舉薦使用賢才。由此可見，儒家眼中的理想人才就是賢才。
那麽什麽是賢才？孔子又說：“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誌於道是說人生要有正確的方向，追求合乎天理的目標；據於德是說要遵從道德，遵從規範；依於仁是說內心要有仁愛之心；遊於藝是說要掌握本領，提高能力。這裏揭示了儒家“賢”的標準，用後世總結的壹句話便是德才兼備。其中德在才前，是謂以德為先。
法家也講賢，《韓非子·八經》：“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但法家的賢與儒家的賢不同，《韓非子·忠孝》：“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法家認為法才是維持 社會 秩序的利器，而賢是靠不住的，所以“上（尚）法而不上（尚）賢”。
王安石強調“明用典刑”，就是法治，法治之下，有才的人不敢萌生做壞事的想法，明顯借鑒了法家特別是韓非子的觀點！
有壹次，神宗討論西北邊事，說到為君之道，王安石說：
乾，君道也。非剛健純粹，不足以為乾。……治天下譬如用藥。當知虛實寒熱。方虛寒時，純用烏頭、附子，不患過熱。
意思是說，君主應該像《易經》中乾卦所說的那樣強硬果斷，比如用藥治病，虛寒的時候即使單純用烏頭、附子這樣大熱的藥物，也不用擔心用過了。
烏頭、附子都是傳統草藥，有散寒助陽的功效，性大熱。身體虛寒的時候服用烏頭、附子，即使用得過了，也不用擔心有副作用。王安石壹向主張君王應該有強硬的姿態，不應為人言而左右搖擺。《韓非子·八經》：“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法家倡導的就是專制統治，王安石再壹次暴露了其儒法並用的治國思想。
王安石剛有這番議論的第二天，神宗任免人事，問故事（過去的慣例）如何，王安石諫曰：
事果可，不須問故事。為物所制者，臣道也；制物者，君道也。陛下若問故事有無，是為物所制。
君王認為適宜的就要去做，不要問過去的慣例如何。君王可以隨心所欲、不受約束，君王的使命是約束別人，受約束的是臣子。如果就事論事，王安石是希望神宗大刀闊斧鐵腕推進變法，不要被朝臣諫言和 社會 輿論所裹挾。但從長遠看，王安石的“君道剛健”就是君王獨裁。
王安石通過“君道乾”“君道制物”去教育神宗要專制、獨裁，數年之後，神宗踢開王安石，獨自領導和實行了“元豐改制”，成功地將宋朝君臣***治的政體改變為帝王獨裁，並深刻地影響了之後的中國數千年 歷史 。
官員貪腐是歷朝歷代頭疼的問題，王安石有壹段關於“廉政”的論述：
人主理財，當以公私為壹體，今惜厚祿不與吏人，而必令取賂，亦出於天下財物。既令資天下財物為用，不如以法與之，則於官私皆利。
意思是：君主管理財物，沒有公與私的區分，吝惜財物不舍得發放給官吏，他們壹定會貪汙受賄，攫取的還是天下人的財物。既然天下財物終究要被消耗使用，不如明確制定法令發放給官吏，對於國家和私人都有好處。
歷朝歷代中，宋朝官員的待遇是相對豐厚的。據《宋史·職官誌》，宰相壹級官員月俸三百貫，三百貫就是三百兩銀子，合三十萬文錢。《紅樓夢》裏的小姐們每月例錢不過二兩，這應該是清朝的消費水平。由此可見，三百兩對於普通民眾無疑是壹筆巨款，許多人家可能壹輩子也掙不了這麽多。除此之外，他們春，冬還會發綾二十匹、絹三十四、綿百兩，糧食每月壹百石，各種茶、酒、調料、柴火、蒿、炭補貼，每年祭祀或其他國家大事還都有不菲的賞賜。
朝廷如此優厚官員，目的在於讓他們不貪不占沒有權力上的非分之想。宋太宗說:“廩祿之制，宜從優異，庶幾豐泰，責之廉隅。”廉隅就是品行端方。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宋朝的統治者已經認識到物質對精神的決定作用，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才能優遊閑適。
王安石秉承了宋朝百年以來的廉政觀，壹言以蔽之曰“高薪養廉”。官吏們要過上舒適的生活有兩種途徑：壹是明取，壹是暗奪。暗奪即私下盤剝商戶、百姓，二者比較下來，還不如通過合法途徑讓他們正大光明地得到。
高薪養廉在現代 社會 被各國普遍認可，宋代先行壹步，難能可貴。古人善於從道德的高度嚴以律人，特別是廉潔方正方面，而王安石偏偏對之進行功利性分析，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理政思想是務實的、理性的。
同壹時期，有人建議廢通利軍為黎陽縣，合並到衛州。通利軍屬於州壹級的行政區劃，廢軍為縣，相當於減少了壹個州級編制，神宗有感而發：“河北州縣太多。”王安石趁勢發揮說，秦朝把小邑並作大城，所以國力強盛，具體到本朝：
今市人、公人不願並和，並和即多進狀，朝廷人多從之。已並復析者非壹。小人狃見如此，所以每並壹縣，輒言不便；凡言不便，多是近縣廨有資產豪宗及公人而已。朝廷若能察此，則河北州縣可並處甚多也。
河北的州縣面積小、人口少，如果合並不僅能夠提高行政效率，而且能節省壹大筆行政費用。但每每有這種提議，立刻遭到群臣反對。王安石在這裏壹針見血地指出州縣改革的阻力所在：即豪宗及公人的利益。
如果合並州縣，吃官飯的公人肯定要裁撤許多，而有資產的豪紳大族，本來居住在州縣的治所，州縣合並後變成了偏僻鄉村，他們的財富、生意都會因此而貶值，所以他們極力反對。
王安石習慣從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很少在道義上發表空泛的議論，這讓他的見解總是與眾不同。
漳河是河北除黃河之外又壹條重要河流，宋朝之前匯入海河。仁宗慶歷年間，黃河大改道，壹支東流，壹支北流，黃河改道影響了漳河，造成漳河淤積，河道不穩定，河水橫流。神宗想要投入勞役修挖漳河，但苦於財力不足，再三躊躇。文彥博進言：“要豐財就要安百姓，少生事。像漳河不管又有何妨？漳河水總是要流走的，不流東邊就流西邊，不管流哪邊，利害都是壹樣的。”王安石馬上反駁：“如果河水或東或西都壹樣，大禹為什麽還要開浚山川，挖掘溝渠？雖然不能輕率勞煩民力。但讓老百姓壹勞永逸的事情不能不做。"
文彥博任仁宗朝宰相時，可謂有膽有識，還親自帶兵平叛，政績軍功不可磨滅。但在開挖河流這件事上，暴露了保守派的通病：因為反對變法，所以強調帝王要靜，不折騰，不生事，進而反對壹切非常規的政務，由這個極端走向了另壹個極端。正是這種極端的思維，讓他們眼界狹窄，能力退化，在具體事務上除了誇誇其談，找不到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
正因為如此，才給了變法派契機。
還是熙寧三年，九月，神宗感嘆：“司馬光說現今是非不明，深以為患。”王安石當然不同意：
以先王法言考之，以事實驗之，則是非亦不可汙。
要辨明是非，必須確立標準，王安石認為這個標準就是“先王法言和事實”，頗有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味道。
慶歷新政毀於朋黨論，歐陽修為此專門寫文辨析，認為君子黨是社稷之福、朝廷之福。王安石的看法很簡單：
人主昏亂，宦官奸利，暴橫士大夫，汙穢朝廷，故成黨錮之事。今日何緣乃如黨錮時事？陛下明智，度越前世人主，但剛健不足，未能壹道德以變風俗，故異論紛紛不止。
歐陽修說我們結黨是為了陛下好，卻令仁宗擔心不已。王安石的聰明在於，回避朋黨這個問題，說陛下這樣英明，怎麽會有朋黨呢？為什麽要害怕朋黨呢？您應該嚴厲打擊那些危言聳聽、胡言亂語的人!這壹下就消除了神宗的擔心，讓神宗更加信任自己。
這些體現了王安石的智慧。
本書從仁宗立嗣寫起，到元祐更化結束，以時間為軸，以觀點為骨，以史實為肉，再現熙寧變法、元豐改制、元祐更化等重大 歷史 事件的風譎雲詭，揭示大宋文官從不同到不容的嬗變，大宋政治從中央集權向帝王專制的過渡， 社會 思潮從開放包容向內斂保守的轉變。這為讀者深刻理解宋朝政治生態，王安石、司馬光等士大夫精神格局乃至整個皇權 社會 的政治特質及走向提供了充沛的史實和思考的維度。以大 歷史 的視角對國家治理模式、人才選拔機制、時代命運中的人性選擇等內容，也提出了自己的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