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時值西德暢銷書低谷，卻在壹九八五年，德語文學界爆冷門地出了壹本世界名著——《香水》。這幾天有消息傳來，此書作者居斯金德七十大壽了。於是，德國媒體對他的回憶文章不由得又掀起壹股熱浪。
這位壹舉成名的世界級暢銷書作家，除了他離奇的作品情節外，被人炒得更為熱火朝天的是他的性格。其待人接物超級內向，在歐洲眾多的知名作家中可以說是空前未有。他害怕見人，極不願見人，更不同意讓人拍照。媒體上流傳的為數極少的幾張照片均是偷拍而成。
這麽壹位幽眇莫測、千金不謀壹面的人物，我卻有幸對他進行了壹次家訪，而這種千載壹時的珍貴機遇，在當時我卻是倥侗顓蒙。
自壹九八五年起，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外事交流的加深，我每年頻繁地穿梭在中國與西歐國家之間，尤其是對四個德語國家的反復訪問，有機會結交了眾多德國文友、作家，包括屈指可數的大作家。只要我們有計劃安排，都能如願與他們見面，像伯爾、格拉斯這兩位獲得諾獎的大家，又如棱茨、洛德曼、肯珀夫斯基等德語界壹流作家，均不存在跟他們約見的困難。
按常情，作家無論是否出名，都會樂意接受采訪，以宣傳自己，擴大影響，提升知名度。然而這位寓居慕尼黑的居斯金德卻是例外中的例外。
壹九八九年十月，結束了中國作家團對漢堡“中國文化周”的訪問，參加完畢法蘭克福書展，我把作家團送到西柏林，將歸程安排妥當送上飛機，把老作家鄧友梅單獨辦好去美國的登機手續，把財務清單連同多余的外匯委托張潔帶回，自己卻破天荒地頭壹回單獨留在了德國，開始了我的學者訪問。
那個年代，西德盛行發放獎學金，不但政府官方有不少機構提供獎學金，如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洪堡基金會，賽德爾基金會等等，各黨派的獎學金更是枚不勝數，像阿登納基金會、艾伯特基金會，諾曼基金會都是人盡皆知的，平常和名不見經傳的籠統加起來可謂多如牛毛。
當時，無論中國哪位文化人或學者，只要對兩國的文化交流有所貢獻，即是申請獎學金的壹種資格，諸如翻譯了德語書籍，來西德作短期的文化訪問，就可以向有關基金會提出申請； 已有譯著付梓的壹般都會同意。德意誌這民族文化素質高，傲勁兒足，施舍心強，又特別顧忌對方的面子，作出拒絕怕讓人難堪，沒有充分理由壹般不會說不。
那時，我們的國情根本不可能自己掏錢出國留學，壹個大學畢業生掙的月工資，到了德國換成馬克剛好吃壹頓普普通通的飯。出國留學不是用了國家教委公派的名額，就得自己疏通關系得到國外自費留學的機會，即不占用國家的名額，想辦法自己聯系獎學金。不同公派生，這些人被稱作自費留學。
如若誰已到了德國，只要在大學獲得攻博資格，想得到獎學金更是易如反掌。能攻博，妳會被視為人才，尤其壹九八O年代的中國國情，他們認為妳將來對兩國文化交流會作出貢獻。
博導的壹封舉薦信極為重要，既然有教授擔保，他們更確信無疑。德國人非常相信自己人的話，尤其權威的話壹言九鼎。有了博導推薦，向某個黨派提出申請時，只要對該黨的宗旨有所了解，寫進自己的見解，那麽幾年的讀博獎學金就萬無壹失了。
因多次來德訪問，特別是第壹次，那時在德國很少能見到中國人，只要會說德語，都給人印象深刻。因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出了張潔、王蒙、張抗抗眾多作家的書，所以我們在慕尼黑這壹站的新書發布會、作品朗誦會尤其頻繁，我有機會結識了眾多文化友人。
第壹次上臺翻譯，慕尼黑文化局長為我們的德語是在國內所學而極為詫異。得到賞識後，他們主動提供獎學金，還強調自己的獎學金有多種優越條件，像是怕我們不感興趣。
是年秋，我得到邀請，但我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幹得不亦樂乎。現在回想起，那年沒有應邀是對的，否則我就沒有了往下幾年跟眾多作家的美好回憶。
因外事繁忙，我跟德國使館及文化機構來往密切。德國艾伯特基金會有個駐北京辦事處，急需有人教中文。在國際俱樂部經海頓參贊引見，我認識了基金會負責人。
同在秀水街外交公寓，住著德國 《南德意誌報》 常派北京記者達爾先生。此人在臺灣學的漢語，老婆臺灣人。壹九八五年攜家來中國，入住秀水街，負責給 《南報》 文藝、文學欄目寫稿。我們於壹次外事活動上相識。
平日出入外交公寓，那位達爾記者能打個照面。因行色匆匆，從未得機攀聊。招待會認識後，他主動出擊。他是搞新聞的，有備而來。他需要文化口這方面的消息，有內部未見報的動態更好。
報人搞消息是常事，然而壹經牽扯到外事，情況就會變質。“內外有別”、“外事無小事”，而且出了問題就是大事，捅了婁子就是大錯！
外事原則是先請示、後匯報。這種規矩貌似麻煩，但又有絕大好處。雖多了幾道程序，但也有利免除承擔責任。既然由領導決定，責任自然也在領導。當時的外事內定，不管誰來約談，都不正面同意或拒絕，匯報後再作定奪。
達爾先生約我去北京飯店喝咖啡，我如約而至。讓人喜出望外的是他帶來了這本我心儀已久的小說 《香水》 作為見面禮。我雖在單位訂閱德國 《明星》、《南報》、《明鏡》 周刊，盡管暢銷書欄目總有這本書，並壹直雄踞榜首，但就是弄不到書。這回書壹到手，通宵達旦讀完，第二天跟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打完電話就馬不停蹄地譯開了。
那時我們班上幹私活部裏領導不反對。壹九八五年趕上中央政策放寬，加之領導都是剛從文革過來的中年幹部，又是外語專業，對年輕幹部非常包涵，而且還提倡搞些文學翻譯，以提高專業水平。是時“文人下海”為時尚，第二職業很流行，不坐班的抓緊時間撈外快，作家棄文從商，無產者赤貧本色始遭恥笑。那是改革開放、文革後文藝界最春風得意的黃金年。
壹九八八年底開啟學者訪問我到了慕尼黑，住文化部基金會，白天大學聽課，晚上有諸多的文化活動。壹次新書發布會上，通過文化部主任的介紹，我認識了巴伐利亞電視臺臺長，壹位非常慈祥的長者。
這位老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相當友好，當他聽說我翻譯了小說 《香水》，又是巴伐利亞州文化部的客人，當即就跟我敲定，明天上午在電視臺見面，說要幫我兩個忙。
我如約前往。午餐時老人說，壹是要安排我給電視臺錄制壹個文化節目，闡述德中文學的交流，談談翻譯 《香水》 的心得，這也是我生平第壹次有機會進了主播室，而且還是外國電視臺。其實也就是半個鐘頭的錄制，剪輯後充其量是十分鐘的節目，但他事後開出的稿費單，讓我在銀行轉賬時不得不咨詢所得稅問題。
那時西德富得滿地都是馬克。官員們，只要自己看得順眼的，因手中有權，壹有機會就會施舍。我跟文化部的人交往多了，原因是有不間斷的文化活動，彼此都混得很熟，他們說話也不把我當外人，向我透露，他們的基金會每年的壹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把本年度的獎學金全部用光，最好是用得還不夠，需要追加壹些。如果今年的獎學金沒用完，上級部門只會認為壹是工作沒有做到家，任務沒有圓滿完成，這對年度的總結報告是壹個負面參照； 二是因為此年度的經費花不完，明年的預算只會有減無增。所以批復獎學金時，只要理由基本符合要求，就會慷慨解囊。
二是電視臺長者要把我引見給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因為我是他的譯者。說起當年能搶先在國內將小說迻譯成中文並出版，還得感謝那位達爾先生。
《香水》 作者家住慕尼黑市中心，就在我們當年留學生誰都熟悉的“福樓”斜對面，他四十來歲還是獨生。我能有機會對他家訪，是電視臺長者給的面子，否則作者無疑會將我拒之門外。那是百年不遇的機緣，然而當時對這種千載難逢的好事我是壹無所知。後來讀到大量的媒體報道，才知道他是素來推扅杜客，深居簡出，是異常的不合群，從不見人。那時他剛嶄露頭角，多少還是羽翼未豐，後來因此書連年占居暢銷書榜首不衰，他更是行情大漲。我采訪了他，真是三生有幸。
那時因剛出國不久，跟本單位的機關刊物 《文藝報》 還挺熱和，設想著寫壹篇采訪錄。家訪時，我把譯作送給了作者，他回贈了他的作品，並留下簽名。因考慮到采訪稿可能會需要壹張作者的照片，於是我把三角架也背去了。然而，他就死活不讓拍。
那次采訪《香水》作者，幾多花絮讓人無以忘懷：
壹是德國初來乍到，我曾跟博導去中餐廳吃飯，話及我翻譯的 《香水》，被鄰桌的壹個德國作家聽到便攀談起來。他是時任捷克作家總統瓦·哈維爾的摯友，也是 《香水》 作者居斯金德的莫逆，壹聽說我翻譯過 《香水》，他馬上起身向我鞠躬，表示敬意；
無巧不成書。後來我有了自己的酒樓，壹次他攜文友來我店吃飯，被我壹眼認出。他說自己跟居斯金德壹直過往甚密，還向他提及見到了 《香水》 的譯者。這壹回我向他展示了我 《香水》 的中譯本，並當即請他轉達我對作者的邀請。雖然時光過去十年，我深信不疑作者對我那次采訪壹定記憶猶新。然而，月轉星移二十載，他壹直杳如黃鶴；
二是壹九八九年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歐洲翻譯中心”舉辦國際翻譯研討會，我作為中方代表出席。來自世界各地的二十六國與會者中，有十八人翻譯了 《香水》，我們十八名 《香水》 譯者，還特地舉行了壹次翻譯 《香水》 的專題討論會；
三是二OO五年夏天的壹個晚上，天氣異常炎熱，客人們都去了啤酒公園，我百無聊賴地看著報，進來壹個美艷絕頂、二十上下的金發姑娘，要買兩瓶啤酒帶走，我們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
我問她：我怎麽沒見過妳，這壹帶的客人我都認得。她說她在我們那棟樓裏、就在我們餐廳花園側面的樓上臨時借了壹個房子。她不是慕尼黑人，這次從外地來是為了當配角拍電影 《香水》。
我說我沒聽錯吧，是居斯金德的小說 《香水》？她說正是。我說：“妳今天來買啤酒是來對了，這部長篇小說就是我給翻成了中文，我還采訪過作者本人。” 她看了我的 《香水》 中譯本，覺得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決定留在店裏喝她的啤酒，要跟我聊下去。
她是壹個鄉下姑娘，家住科隆附近的壹個小村莊，慕尼黑這樣的大城市她還是第壹次來，文理高中還沒畢業，仍住父母家，她叫戴愛娜（Diana），她給我留下了手機號和父母家的電話，這張紙條我壹直收存至今。
幾年後，我從報紙和電影雜誌上得悉，她成了德國的大明星、電視連續劇 《醫生日記》 的主角，紅極壹時，被譽為德國有史以來最性感的女演員，壹直殺進了好萊塢。我去電話，祝賀她事業上取得非凡成功。她說，那天晚上壹起喝啤酒，她仍歷歷在目，而且依然非常愉快地回憶起慕尼黑的邂逅。
喝完啤酒的第二天晚上戴愛娜又來了，但今天她不是來買啤酒的，她要拿 20歐元買走我 《香水》 的中文譯本，是電影 《香水》 的導演艾辛格（Eichinger）讓她來的。
世界是那麽之小，人生又是那麽奇妙： 我在壹九八六年於北京巧遇記者達爾，意外得到 《香水》 壹書，接著因德方獎學金來到慕尼黑，壹住就是三十三年； 原由翻譯了《香水》，被引見與作者認識並采訪了他； 與教授在中餐廳吃飯又巧遇作者的摯友； 戴愛娜姑娘又百年不遇地碰巧借住在我們樓裏； 來買啤酒從而得知了我是 《香水》 譯者； 而我的譯本又被 《香水》 的導演艾辛格買走，他可是德國出了名的第壹大導演，除了過世的法斯賓德（Fassbinder），德國至今空前絕後。這麽多無數個巧合加巧合，難道都只是巧合，不是“緣分”？讓人百思不解！
居斯金德少言寡語，惜字如金，但他曾經的兩句話讓我始終難忘。既然他不會多說壹句沒必要的話，甚至壹個沒必要的字，那麽他說了，這兩句話必定有不同尋常的道理。
第壹句： 當我把我的譯本送給他時，他說完“謝謝”便說：“您可以聯系瑞士出版社。” 這句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插話，讓我苦思冥想了十三年，直到 2OO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我才茅塞頓開，才恍然大悟他讓我接洽瑞士Diogenes出版社的用意，那是因為版權；
當然，就如壹九八O年代我們對西方版權問題壹無所知那樣，居斯金德對中國當時的國情也是“孤陋寡聞”。他無從知道，作為“世貿組織”之外的中國，跟版權國之間對等地不存在制約，就像壹九八五年慕尼黑漢澤爾出版社出了再多的中國書，沒必要支付壹分錢版權費壹樣；
第二句是，在我的翻譯過程中，始終為小說離奇的情節、超越常人的想象力而愕然，也是譯著印行後不少讀者向我提出的困惑： “作者何來這樣的創作念頭。” 我將這壹問題直陳於他，我期待的是如同提問其他作家那樣，將是壹長篇滔滔而論。沒想到他的回答竟是：“也許當時我還年輕。”
如此壹句：“也許當時我還年輕”，跟問他何來小說的創意，這問答之間的邏輯性和有機關聯，想來讓人莫衷壹是。這種離奇抑或正是其“物以稀為貴”的價值所在。他的小說出了名，多少導演想拍成電影，多少經紀人想跟他交易版權轉讓，他三緘其口，堅如磐石，沈默二十年，直到 2OO5年才同意出讓 《香水》 版權，並為此得到了 2O，OOO，OOO歐元的版權費！
2022年元月O6日 易稿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