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èibēi
[tablet inscription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386-581)] 北朝碑刻的統稱,其特點是筆力、字體強勁,是後世書法的壹種楷模
魏碑書法藝術，主要分兩大類：壹類是佛教的造像題記；壹類是民間的墓誌銘。僅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龍門二十品》。墓誌在南北朝時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誌銘比前代都多，書法中帶有漢隸筆法，結體方嚴，筆畫沈著，變化多端，美不勝收。
康有為稱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書法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
魏碑是指南北朝時期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現存的魏碑書體都是楷書，因此有時也把這些楷書碑刻作品稱為“魏楷”。魏碑原本也稱北碑，在北朝相繼的各個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國時間最長，後來就用“魏碑”來指稱包括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在內的整個北朝的碑刻書法作品。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誌銘”、“摩崖”和“造像記”的形式存在的。
現存魏碑作品的數量巨大，僅僅發現於龍門石窟的造像記，就有數千方。這些作品良莠不齊，經過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從中脫穎而出，被視為魏碑的代表作。
龍門二十品和龍門四品
“龍門二十品”是指在龍門石窟中發現的北魏時期二十方造像記，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魏碑書法的代表作。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首先提出了龍門二十品的篇目：
《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
《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
《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
《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題記》
《壹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
《北海王元祥造像題記》
《司馬解伯達造像題記》
《北海王國太妃高為孫保造像題記》
《雲陽伯鄭長酞為亡父母等造像題記》
《高樹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題記》
《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題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賀蘭汗造像題記》
《馬振拜等卅四人為皇帝造像題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題記》
《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題記》
《安定王元燮為亡祖等造像題記》
《齊郡王元佑造像題記》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題記》
《比丘道匠造像題記》
龍門石窟造像記數量多達數千方，其中最傑出的作品流傳還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說法。例如上面列表的前四方造像記《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和《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也合稱“龍門四品”。
《鄭文公碑》
這件摩崖是北魏書法家鄭道昭的作品，歷來為書家所重。清朝學者葉昌熾認為：“其筆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第壹，自有真書以來，壹人而已。”
《張猛龍碑》
這件石碑也是備受書法家們的推崇。清朝學者楊守敬評論說：“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認為這件魏碑作品的成就高於唐朝人。明朝金石考據學者趙函則指出：“正書虬健，已開歐、虞之門戶。”認為唐朝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響。
[編輯]特點
魏碑是楷書的壹種，魏楷和晉朝楷書、唐朝楷書並稱三大楷書字體。魏碑表現出由隸書向典型的楷書發展過程中的壹些過渡因素。魏晉之際已經有了楷書，鐘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黃庭經》等楷書作品已然是比較成熟的楷書，但是大批西晉知識分子隨晉室南渡之後，北朝的書風就和南朝大異了。北朝現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間無名氏書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謂“風流蘊-{藉}-”的書法風格自然不壹樣。鐘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隸變楷的過程，由於晉室南渡，北魏的民間書法家們沒有繼承多少他們的成果，而是遵循原來民間書法的發展軌跡，更多地是直接從漢魏時期的隸書演變而來。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書論家劉熙載認為“南書溫雅，北書雄健”；與唐楷相比，唐楷註重法度，用筆和結體趨於規範統壹，魏碑則用筆任意揮灑，結體因勢賦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贊譽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與魏為可宗。可宗為何？曰有十美：壹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越，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編輯]影響
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壹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唐朝的書法家歐陽詢和褚遂良的壹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唐太宗李世明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壹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壹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
唐楷達到的高度及其法度嚴謹的特點，在壹定程度上使得後人對楷書的修習變得程序化，楷書的面貌變得標準化，從而喪失創造力。結果，宋朝四位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都沒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書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於行書和草書的創作。到了明朝，由於科舉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現了壹種稱為“臺閣體”的書風。“臺閣體”楷書是科舉考試規定的官方字體，追求美觀、大方，同時也要求標準、規範。這種要求抑制了書法家的創作個性。清朝則進壹步演變為“館閣體”，更是受到“千人壹面”的批評。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壹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裏面明確提出：“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則磨之已壞，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壹也；可以考隸楷之變，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態，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於尊乎！”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
另外，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現在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體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