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是最早將四書譯成拉丁文的譯者。
明清之際來華傳教士中不乏飽學之士，他們在中國生活了多年，撰寫了大量的著作、劄記、書信和報告，向歐洲人展現出壹幅幅中國歷史的宏偉畫卷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場景。傳教士熱心於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在歐洲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
早期來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著有《大中國誌》，於1642年出版。這部著作壹經出版，便被譯成多國文字，受到歐洲東方學者的歡迎。曾德昭在中國待了22年，對當時處於明朝末期的中國，應該說是了解得比較透徹的，他的《大中國誌》比利瑪竇的著作更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社會歷史和人文地理狀況。
《大中國誌》中說到孔子在中國具有很高的地位，“孔夫子這位偉人受到中國人極大的崇敬，他撰寫的書，及他身後留下的格言教導，也極受重視，以致人們不僅把他當作聖人，同時也把他當作先師和博士，他的話被視為是神諭聖言，而且在全國所有城鎮修建了紀念他的廟宇，定期在那裏舉行隆重儀式以表示對他的尊崇”。
他還說到儒家的“四書”“五經”，“有關的註釋需要他們努力學習，背下來，竭力了解困難之處，使他們獲得各種辨識力，這樣去節制他們的行為，制定治國之方。這都是根據從其中找到的格言警句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