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曾國藩的景仰與仿效
——節選自暢銷書《中國人的智源》
梁啟超（1873～1929），先生早年求學過程中，受其師康有為的思想啟迪頗大，但是戊戌變法後他逃亡日本，以至最後病逝於北京，曾國藩對他起了極具關鍵性的作用。換言之，康梁維新失敗後亡命海外，分道揚鑣之後，《曾國藩家書》成為梁啟超日日必讀之書，曾國藩在德性修養方面的克己慎獨工夫，長隨伴梁啟超左右，也因此使梁啟超在幾次重大挫折與情感的激憤中，能很快地恢復平靜沈著。就此而論，曾國藩對梁啟超的無形影響，實甚於其師康有為。
光緒二十六年春夏間，梁啟超旅居美國檀香山，籌辦保皇會勤王事，在三月二十六日致其師康有為信函，提到讀《曾國藩家書》之感想與內觀自省之愧疚：“弟子日間偶觀《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覺得近年以來學識雖稍進，而道心則日淺，以此斷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壹月間上先生各書，種種愆戾，無地自容，因內觀自省，覺妄念穢念，充積方寸，究其極，總自不誠不敬生來。……”
在同年四月二十壹日寫信給友人葉湘南、麥孺博等，梁啟超也提到以曾國藩為自己修養之圭範，並有意矢之終身：“弟日來頗自克萬，因偶讀曾文正家書，猛然自省，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自顧數年以來，外學頗進，而去道日遠，隨處與曾文正比較，覺不如遠甚！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覺得自己偌大本領，其實全是虛偽，不適於用，真可大懼。養心立身之道，斷斷不可不講。去年長者來書，責以不敬誠，切中其病，而弟不惟不自責，乃至不受規，有悻悻之詞色。至今回思，誠以狗彘不如，慚汗無極，其大病又在不能慎獨戒欺，不能制氣質之累也。故弟近日以五事自課：壹曰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恒，蓋此五者，皆與弟性質針對者也，時時刻刻以之自省，行之現已五日，欲矢之終身，未知能否？然習染已深，今力洗之，覺大費力。甚矣！弟近年之薄窮時名，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知其墮落，乃至如是之甚！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梁啟超先生用以“自課”的“五事”：克己、誠意、立敬、習勞、有恒，都是曾國藩在家書中不厭其煩地教諭兄弟及子侄的修養要點。
光緒三十壹年十壹月，梁啟超完成了《德育鑒》壹書，此書內容分為辨術第壹、立誌第二、知本第三、存養第四、省克第五以及應用第六。
值得註意的是，此書引曾國藩之言頗多，梁啟超在書中盛贊曾國藩道：“即曾文正生雍、乾後，舉國風習之壞，幾達極點，而與羅羅山諸子，獨能講舉世不講之學，出道自任，卒乃排萬險冒萬難，以成功名，而其澤至今未斬，今日數甚踸踔敦篤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則曾、羅諸先輩之感化力，安可誣也！由是言之，則曾文正所謂轉移習俗而陶鑄壹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業，雖當舉世混亂之極點，而其效未始不可觀，抑正惟舉世混亂之極，而誌士之立於此漩渦中者，其卓立而湔拔之，乃益不可已也。”
這番話中，對曾國藩忻慕景仰之心，溢於言表！
到了宣統年間，梁啟超效法曾國藩修養鍛煉之法，由許多書信中，即已見端倪。如在宣統元年七月二十四日致其弟梁啟動的信中，提及他取法曾國藩每日練字，書法進步神速，以致於其弟競無法辨識其筆跡，以為請人捉刀，說：“來自有‘孟哥代筆書’壹語，可謂奇極，孟哥並不在日本，何從為兄代筆，且兄致弟之書，亦何至倩人耶？兄三月以來，頗效曾文正每日必學書二紙，宜弟之不復能認吾墨跡也。”
宣統二年二月，梁啟超致友人徐佛蘇先生的信中，則透露出生活在極端困頓之下，猶能心境不受拂逆幹擾，常保舒泰平和，實是拜曾國藩的修養鍛煉方法之賜：“今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內外，殊不以為苦……，文大率以夜間作，其日間壹定之功課，則臨貼壹點鐘、讀佛經壹點鐘、讀日文書壹點半鐘、課小女壹點鐘，此則自去年七月初壹至今未歇者也（從是日起每日用日記，逝持以毅力，幸至今未間斷），心境常泰，雖屢遇拂逆（弟生平於事雖盡力謀所以應之，然力已盡而無如何者，則惟聽之，若以憂傷心，弟斷不肯為此愚舉），未嘗以攖吾胸，精神尤充足，過於前此（湘鄉言精神愈用則愈出，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吾兄勿為我多慮矣。……”
梁啟超先生每日有定課，且能持續以恒，壹直維持到晚年，仍然力行不輟。壹位曾聽過任公在南京講學的學生回憶道：“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壹定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右手寫文章，左手卻扇不停揮，有時壹面在寫，壹面又在答復同學的問題。當他寫完壹張，敲壹下床面，讓他的助手取到另室，壹篇華文，打字機印稿還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擺在桌面了，無怪梁啟超是壹個多產作家。其實還不止此，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壹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得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讀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
壹九壹八年五月十日致友人蹇秀常書信提及起居生活的規律，可見晚年任公仍自律不稍松懈，若無光緒年間效法曾文正克己工夫，豈能如此呢？其書曰：“弟頃早起已成新習慣，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惟晚飯之酒，亦隨而成習，頗自知不可，未自克也，所著書日必成二千言以上，比已然巨帙，公來時可供數日消遣也。字課則大減矣。”
梁啟超晚年，學識與智慧已臻於成熟圓融，在給其孩子們的書信中，談到做學問的進境，很客觀靜氣地說他壹生受到曾文正的助益非淺：“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兩句話‘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將來成就如何，現在想他則甚，著急他則甚？壹面不可驕盈自慢，壹面又不可性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裏是那裏，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於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我壹生學問得力專在此壹點，我盼妳們都能。”“莫問收獲，但問耕耘”壹語正是曾國藩在家信中對弟弟們的教誨。
壹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梁啟超在家書中說：“我國古來先哲教人做學問的方法，最重‘優遊涵飲，使自得之’，這句話以我幾十年之經驗結果，越看越覺得這話親切有味。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著用去，在慢火燉的時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實有諸己。”
這與曾國藩在致諸弟的信中所謂的“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幾乎是翻印而來。由此可見，梁啟超先生效法踵武曾國藩非僅是德性修養方面，即以做學問的方法而言，亦是達到亦步亦趨、形神畢肖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