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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先生的母親是位智慧而個性堅強的女人，希望李光耀能夠有壹技之長，而學歷不高的父親的經歷也觸動了他。於是當13歲的李光耀進入新加坡英文學校萊佛士書院學習，立誌長大後做壹名律師。那時，律師專業需要非常強的英語基礎，很多律師都是英國人。李先生努力學習英語和其他課程，成績高居馬來亞榜首。若幹年後，他如願以償成了律師。很慶幸自己接受了英文教育，不僅能出國了解世界，而且能夠從宏觀視覺看待事物，對其他人與事多了壹份寬容理解。
在島國被日本人占領的時候，為了謀生，他學了日語。當1945年二戰結束的時候，他已經能夠充當日譯英的通譯員。戰爭結束後他在英國讀大學期間，常常參加當地的中國協會，因不懂華文，常受到冷落而吃虧，加之在做律師期間，他意識到語言和政治息息相關，產生了在律師生涯中打開壹扇通往政治生涯大門的念頭。1955年組織人民行動黨並參加精選，然而，因為不懂華文，沒法代表華族選民而接受對手的挑戰，這更促使他思考語言的使用價值並加激發了他學習華文的決心。後來的日子裏，他每天抽兩小時時間學習話語，包括發音、語調、俚語、成語、格言等，終於能夠在以後的大選中用話語發表即席演講了。即使做了總理之後，無論多忙，他仍舊保持著每天學習華文的習慣，堅持在家裏用華文和孩子們交流。
李先生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敏銳地發現語言對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的影響。早在1959年新加坡未獨立之前，他在代表各黨派九人委員會起草的報告書中，就提出了以英語為主導***同語言進行雙語教育的建議。1965年，新加坡被馬來西亞政府拋棄而被迫獨立。作為國父，李先生深知語言政策可以成為政治經濟成功的動力，單靠母語，無論是華語、馬來語或者但米爾語是沒有辦法謀生的。作為壹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只有學好英語，人民才會有好日子過。盡管英語是至關重要的經濟生存的工具，而母語在當時的功能主要是用來民族特性和傳統的價值觀。但是，在語言問題上他不得不謹小慎微，否則，所付出的政治代價是他所承擔不起的。當時有人極力主張將華文作為第壹語文。他卻清楚盡管新加坡80%以上的都是華人，但獨尊華文會給新加坡人帶來麻煩，作為總理，他不能任由任何語言，種族或宗教議題來主宰政治。衡量過後，他在當年10月份發表聲明說新加坡的四種語文(馬來文、華文、淡米爾文和英文)都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官方語言，並沒有立即推行將英文作為第壹語文、母語作為第二語文的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