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事後的聰明？

所謂事後聰明偏見是指人們往往傾向於利用事件發生之後的結果去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及過程。“事後諸葛亮”就是指這壹現象。人們往往會忽視事後理解的天然優勢，而進壹步貶低事前決策的復雜性與難度。事後聰明偏見是普遍存在的，是人性的壹部分，這壹錯覺思維使人們傾向於高估自身的能力，而低估他人的能力。 巴菲特在投資中盡量避免犯這樣的錯誤，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對伯克夏·哈撒韋的投資(當年主要以紡織業為主)給了巴菲特非常大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他被迫將持續虧損的紡織業務關閉。這形成了巴菲特非常重要的投資準則，即投資於保持壹貫經營原則的公司，避開陷入困境的公司。不要高估自己，指望自己比該公司的經營者做得更好，能夠扭虧為盈。“我和查理還沒學會如何解決公司的難題，”巴菲特承認，“但是我們學會了如何避開難題，我們的成功在於我們集中力量於我們能跨越的壹尺柵欄上，而不是發現了跨越七尺柵欄的方法。” 常識的壹個問題在於，我們在知道事實之後才想起它的存在。事後聰明總比先見之明來得明顯容易。有實驗表明，當得知實驗結果時，人們便突然間覺得結果不是那麽令人驚訝，至少相對那些僅得知實驗程序或實驗預期結果的人們而言。壹旦新知識在手，我們那卓有成效的記憶系統便會自動更新過時的假定。 近半個世紀之前，社會心理學家對美國二戰士兵的研究發現： 1.受過良好教育的士兵比教育水平低的士兵在適應方面遇到了更多問題。（比起那些“社會”大學的畢業生，知識分子對戰鬥帶來的焦慮更不適應。） 2.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適應炎熱的南海島嶼氣候。（南方人更適應炎熱的氣候。） 3.白人士兵比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多年的壓迫會降低成就動機。） 4.南方的黑人士兵更喜歡來自南方的長官而非來自北方的。（因為南方長官更習慣與黑人打交道，也更有技巧。） 當讀到拉紮斯菲爾德的研究總結時，妳可能會產生同樣的體驗。但是拉紮斯菲爾德接著說：“這些陳述中的任何壹條恰恰與實際發現的相反。”事實上，書中還報告：教育水平較低的士兵適應性更差。南方人並不比北方人更喜歡熱帶氣候。黑人士兵更熱衷於晉升，等等。“如果我們壹開始就給出了真正的結論（正如施萊辛格所感覺到的那樣），讀者也許會給這些事實打上‘顯而易見’的印章。”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體驗那種事後聰明。須臾間，我們因突然洞察了使事物得以發生的種種力量而不覺得驚詫了。在大選或股市展蕩發生之後，大多數的評論員對此並不感到意外：“該是整頓市場的時候了。”在2003年對伊戰爭之後，戰爭的結果—對於聯軍來說，勝利來得輕而易舉，但對於文明和民主而言卻並非如此—看上去再明顯不過了。許多人認為，考慮到美國對伊拉克有著3300億美元對16億美元的優勢，任何人都會預料到這樣的結果，但是，美國部隊應該事先預見到需要保護巴格達的博物館、圖書館和學校，以免於掠奪者的掃蕩。就像丹麥哲學家、神學家索倫?6?1基爾愷戈爾所說的那樣：“生活是正著來活，卻是倒著去理解。” 如果這個“事後聰明式偏見”（ hindsight bias ）（也被稱為“我早就知道了”的現象）深入人心的話，妳可能就會感到自己早已知道的結果。的確，幾乎絕大多數心理學實驗所得出的可信結論看起來都有些像常識，當然，這都是在妳知道結果之後。 妳可以證明這種現象的存在。把壹群人分成兩組，將壹個心理學結論告知給其中壹組，而給另壹組與此截然相反的結論。 例如，告訴其中壹組：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不同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異性相吸”。 而另壹組則被告知：社會心理學家發現，無論是擇友還是墜入愛河，那些性格與我們相似的人對我們最有吸引力。古語說得好：“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先讓人們解釋這個結論，然後問他們是否對此感到驚異。無論他們被告知的是哪種結論，我們可以發現，他們得到的那個結論並沒有讓其感到驚訝。 事實上，幾乎任何結論都會因諺語格言的解釋而變成常識。假如社會心理學家報告分離加深愛意，甲便回答道：“妳就靠這個謀生?誰都知道‘小別勝新婚’。”若結果是分離會澆熄愛火，乙便回答道：“我外婆都可以告訴妳‘人走茶涼’。” 當卡爾?6?1泰根讓英國萊斯特大學學生來評價格言與其對立面時，他壹定樂了好壹陣子。當看到格言“恐懼比愛強大”時，大多數人認為此言不差，但對於其反面“愛比恐懼強大”，學生們也作出了同樣的評價。類似地，人們對真正的格言“墮落的人不能幫助另壹個墮落的人”給予很高的評價，而對其反面“墮落的人能夠幫助另壹個墮落的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我最欣賞的是這兩句得到普遍認同的：“智者造蔑言，愚者重復之。”（真正的格言）以及人為編造的語句“愚者造哉言，智者重復之。” 事後聰明偏見給許多心理系學生帶來了麻煩。有些時候，結果的確出人意料（例如，比起銀牌獲得者來說，奧運會銅牌獲得者對自己的成績更為滿意）。但更多的時候，妳在教科書上學到的實驗結論，它們看上去很容易，甚至顯而易見。而之後當妳進行多項選擇測驗時，面對多個看上去頗為可信的答案，任務難度會大大增加。備受打擊的學生不免抱怨：“真不知道是怎麽搞的，我還以為自己都明白了。” “我早就知道的事實”這壹現象不僅令社會科學的發現看起來與常識無二，它可能還會帶來致命的後果。它可能令我們妄自尊大，即高估了自己的智慧能力。不僅如此，由於結果看起來似乎具有預見性，所以我們更傾向於為那些事後看起來“顯而易見”的錯誤決策而責備決策者，卻並不因那些同樣“顯而易見”的正確決策去褒獎決策者。從911那天早晨開始回溯，指向災難的種種信號看起來似乎非常明顯。壹份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列出了這些被人忽視或被人誤解的線索。 CIA知道基地組織的爪牙已經潛人了境內。壹個FBI情報員給總部的壹份備忘錄是以這樣的警告開始的：“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本?6?1拉登可能會將學生送到美國參加民辦航空院校的聯合行動。”FBI忽視了這份準確的預警，也未能把它和其他壹些預見恐怖分子可能會使用飛機作為武器的報告聯系在壹起。“這些該死的笨蛋!”這看上去就是事後聰明偏見，“他們怎麽就沒把所有線索串聯起來?” 但就事後聰明看來十分清晰明了的事情而言，事前卻沒有那麽清晰可辨。情報機關充斥著大量的“噪音”—在點滴有用信息的周圍是堆積如山的無用信息。分析家們為此不得不就繼續調查什麽樣的問題做出抉擇。在911之前的六年中，FBI的反恐怖機構有68000件事情毫無頭緒。在事後聰明眼中，那些極少的有用信息現在看起來是如此明顯。 類似地，我們有時也會為自己所犯的“愚蠢錯誤”——沒能更好地與人相處，或是沒能更好地應對事情——而自責不已。當回頭看時，我們明白了應該如何行事。“我早就該想到期末的時候會有多忙，早就該開始寫論文了。”但有時候我們會對自己過分苛刻。我們忘記了事後看來顯而易見的事情在當時並非那麽明顯。 當內科醫生得知病人的癥狀與死因後（解剖得出的結論），有時會頗為疑惑：怎麽會做出如此不正確的診斷?其他那些只得知癥狀的內科醫生並沒有覺得錯誤的診斷如此明顯。（倘若迫使陪審團從先見而非後見的角度出發，他們給玩忽職守者評定過失時是否會有所遲疑?） 那麽，我們應該得出怎樣的結論：難道常識通常是錯誤的?有些時候的確如此。常識與行醫經驗讓醫生們相信，放血對醫治傷寒十分有效，直到19世紀中葉，有人不怕麻煩做了壹個實驗—把病人分成兩組，壹組放血，壹組僅僅臥床靜養，才證明兩者毫無關聯。 另外壹些時候，常識是正確的，或者說正反兩面都有道理：幸福是得知真相還是沈迷幻想?是與人***處還是離群索居?觀點之多如壹海之大，無論我們發現了什麽，總有人對此有所預見。（馬克?6?1吐溫曾開玩笑說，亞當是惟壹在口吐蓮花之後還能確信自己是“天下第壹人”的人。）但在眾多爭論中，哪壹個最符合現實呢? 問題是常識並非總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常識總在事後證明是正確的。這樣壹來，我們便免不了誤以為，我們現在知道的和過去知道的比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和過去已經做的要多。而這恰恰是我們需要科學的理由：幫助我們區分真實與幻影，區分真正的預測與簡單的事後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