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有壹句名言：“壹次不公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
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1878-1949）所著《法律智慧警句》（1963年版）第22章。第壹段話後標示的是拉德布魯赫發表該言論的時間。
法律職業的要求之壹是，必須每時每刻對該職業的高貴和深層的問題有所認識。（1947年）
對我們這些法律職業人而言，最難做到的事情是：既要對我們的賴以生存的職業有所信仰，而同時又在我們的深層本質中壹再地對此加以審問。（1929年）
嚴謹的法律職業人不僅喜歡嘲諷者，其在法典的頁邊畫上各式各樣的諷刺性問號和驚嘆號，而且喜歡詩人中的那些冥思苦想者，他們帶著人性的疑問去觸摸正義的基礎，如托爾斯泰、妥思托耶夫斯基，或者那些偉大的司法諷刺漫畫家，他們既是嘲諷者，又是冥思苦想者：如杜米埃(Daumier)。（1929年）
法律科學和法律價值的偉大懷疑者們：托爾斯泰、杜米埃、阿納托爾·法朗士，還有基爾希曼（Kirchmann)，對於那些正在成長的法律職業人來講都是自我省視之彌足珍貴的警示者。因為只有那些具有內疚之心的法律職業人，才能成為好的法律職業人。（1949年）
沒有任何壹個年輕的法律職業人避免得了其內心與其知識（科學）之間的沖突，他們中間有些人直接經歷過憎恨其職業的階段，這本不是什麽最壞的事情。（1929年）
法律職業人可能遭遇到這樣的事：他有壹天終於意識到，他以七種貧乏的基本色調而為世界奉獻出豐富的色彩變幻。（1929年）
可是，法律職業人在其學習期間，也許在其整個壹生都還不壹定知道：法不僅是生活之需，而且也是壹種精神；法律學術，不僅是壹門手藝，而且也是壹種陶冶價值；不能說這是對立的：嚴肅者，法術，輕快者，藝術；也有些法律學術，它們本身也是輕快的藝術，是法學經典作家的法律節日之書，人們學習這些書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陶冶身心和尋得樂趣。（1929年）
只有已受陶冶（訓練）的人才可能成為壹個真正有本領的法律職業人。（1929年）
重視法學方法中的邏輯原理（因素）就把那些偶入法律之門的法律職業人和天生的法律職業人區別開來了。（1904年）
法律職業人的工作是壹種理智的工作，是通過概念的條分縷析來調控混亂模糊的人際關系。（1919年）
有壹種戲謔語有點對的，說法律職業人無所不通，因為他實際上對任何意見爭論都想介入，甚至對那些其還很陌生的話題（即掌握意見爭論方式的辦事經驗）也願意參與討論。（1924年）
首先對法律職業人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在我們人類安身立命的這個星球之上，到底應由偶然性統制，還是應由理性統制。（1932年）
法律家階層必須感到自己是淩駕於壹切黨派之上的龐大的人權聯盟，必須具有壹致的憤怒感，去反對不管由誰或針對誰的任何違法；反對總想去違法的人，不是為了受害者，而是為了受害的法本身，而這正是法律家階層安身立命之所。（1919年）
只有天生要從事法官職業的人，才刻板地意識到：法官不是正義的奴仆，而是法的安定性的侍者。（1929年）
只有在法律***同體的確定成員不是以其特殊利益為根據，而是以法律秩序不基礎來實踐法律觀念時，壹個法律秩序才能夠生存。（1947年）
假如民族中根本就沒有壹個核心的力量聽候召用 ，他們熟悉法律並非為了擔負起法律責任：即假如沒有法律階層，任何法律秩序都不可能存在。（1947年）
法律家的職業是男人的職業，那些在成長過程中的青年人，對這種職業總是懷有隔膜和抵觸；他們愈想成為男子漢，對事業就愈少有很深沈而熱烈的熱愛；他們在年輕時期愈無病呻吟，則愈可能成為叛逆者。（1934）
我們可能會心平氣和地承認：婦女通常比男人更缺少冷靜的客觀性標準，而這種標準對法律的應用的確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也應斷然強調：婦女在更高程度上比男子擁有其他壹些特性，而這種特性對法律的應用並非完全是沒有益處的。（1922年）
自己內在的法律感要求為當憶局的法律命令而獻身；自己總是僅僅發問；到底什麽是合法的，而從不問：它是否也應當是公正的；在自己的職業中，很有可能去為不正義服務，即便並不是不可能 主動熱愛正義：這就是法律職業人的人任務和悲哀。（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