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來，在彩雲之南的昆明壹直流傳著這麽壹個故事。
那是清末的壹天，外面在下著綿綿細雨，紅頂商人王熾的同慶豐錢莊總號大店之內，人來人往，熙熙攘攘。此時壹個衣衫襤褸的花甲老者，攜著壹個六七歲的黑衣孩童走了進來，臉上都臟兮兮的。櫃前，許多小夥計正在那忙著算賬，見了他們，壹個衣著光鮮的小夥計頭都沒擡壹下，“存錢嗎。”老人枯樹皮似的雙手顫微微地捧上了壹枚油跡斑斑的銅錢，小夥計笑了：“要飯的吧。”老人說：“我活不了幾天了，膝下只有壹孫，想給他存點錢，等我壹死，好讓他還有幾天飯吃。”小夥計聲稱：“壹枚錢太少，存多了再來吧。”老人道：“錢莊為什麽不讓人存錢呢？妳們行行好，就當可憐我們吧！”他蒼白的須發抖動，面含悲色。然而不管老人怎樣低聲哀求，小夥計就是不答應。無奈，老人與孩子傷心流淚，望著大廳正中的“信義天下”的四個濃濃的墨字黯然離去。
第二天，不利於同慶豐的謠言開始多了起來，在當地引起巨大震撼，同慶豐的客戶們也恐慌不已，對錢莊產生了可怕的信任危機，於是紛紛湧到同慶豐提現銀存到別家錢莊。事情已極為緊迫，大東家王熾連夜召開會議商量對策，徹查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原因找到後，他痛心疾首：“人無信而不可以立呀。”最後，他毅然決定，開除那個觸犯錢莊約法的小夥計，扣發主管人員半年薪水，並讓下人全城搜尋行乞的爺孫兩人。王熾親自出馬，率領錢莊全體人員在大門前將老人孩子迎進店中，向他們誠懇道歉，把他們那壹文錢設立壹個特殊賬號，開出了票據，並給了高出別人十倍的利息，以示誠意。此後，人們對同慶豐的誤會才漸漸消散，對王熾的表現深為欽佩，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他信用有加，不愧為商壇巨擘。於是大量的銀子又源源不斷地流入了同慶豐錢庫。在那個沒有多少法治和金融體制保障的社會，王熾的這壹英明之舉挽救了他的商業帝國。多年之後，他也因其富被《時代周刊》列為19世紀末全球第四大富豪。其實，生活中誠信就是壹面鏡子，閃耀著人性的光輝，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人生積累壹份動人的信義儲蓄。因為誠信之力是不可忽視的，壹點點欺詐就足以毀掉壹切，乃至於我們的壹生。背信是禍，誠信是金。 王熾生於1836年，彌勒虹溪人（舊稱十八寨），由於家境貧寒，14歲時又遭喪父之痛，因而不得不輟學習商。王熾16歲時，母親變賣首飾得銀20兩，交於王熾。王熾用這筆錢從家鄉虹溪購土布挑至竹園、盤溪販賣，又將那裏的紅糖購回銷售。憑著天資聰穎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王熾不久便攢下了百多兩銀子。這筆銀子成了王熾擴大經營的資金，王熾由此開始組建自己的馬幫，在建水、瀘西、師宗、丘北壹帶往返販運土雜百貨。由於王熾膽大機敏，為人俠義，至他20歲余時已在滇南壹帶小有名氣，人稱“滇南王四”。
與壹般小商小販不同的是，王熾很快洞悉了時代的本質——官之所求，商無所退。若想發達，就必須尋求政治上的靠山。年紀尚輕的王熾開始積極尋求官場上的靠山，以期能探尋壹條官商結合的發跡之路。
就在這時，災難降臨了。清同治初，已小有名氣的王熾回鄉後，宿有積怨的表哥與他發生沖突。在壹場鬥毆中，表兄被殺，王熾匆忙出逃，幾經波折避禍於重慶。王熾見此地商業鼎盛，又居水陸交通要沖，便萌生了設莊做貿易的想法。他認為單純靠馬幫販貨賺取微薄利潤是在為別人做嫁衣，於是便租得臨街鋪面壹間，掛出“天順祥”的商號，販賣馬幫運來的貨物。由於當時王熾的銀資不過四五百兩，做小買賣沒有多大賺頭，做大買賣又感到資金不足，於是他四處尋找融資渠道，想法與當地頗有實力的旅渝滇商合作，由合夥人出資擴大經營，而王熾則組織馬幫在重慶購買煙鹽土雜販賣到雲南，又將雲南的皮毛藥材購運到重慶。這支三四十匹騾馬組成的馬幫，沿途打著“滇南王四”的旗號，亦購亦銷，邊販邊買，獲利頗豐。 據傳，壹次王熾的馬幫滿載川貨從昭通南行到凹裏時，遇到百余名劫匪，趕馬人嚇得四散逃命，但王熾卻鎮定自若，毫無懼色，指明要見匪首。匪首對王熾的勇敢機智大為贊賞，不但放走了王熾，還歸還了壹半貨物與全部馬幫。這件事傳開之後，“滇南王四”名氣更著，沿途各路山賊也對王熾馬幫禮讓三分，王熾的生意也更加興盛。王熾看準這個大好機會，壹方面借機樹立聲望，另壹方面抓緊時機在敘府增設分莊，與席茂之合夥在昆明設立“同慶豐”商號。
王熾富而不惰，以身作則，親自趕馬運貨到雲南，又由雲南辦貨至重慶，並在“天順祥”逐步設立了壹套已具民營企業特色的較科學的管理模式。在這種新的管理體制下，“天順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商鋪的發展使資金的周轉變成了壹個急需解決的問題，於是王熾又想到了自己開設錢莊，但開設錢莊不僅需要官府批文及大筆資金，而且還需要樹立人們對“天順祥”錢莊的信任。就在這時，機會出現了。
光緒初，在雲南做官多年的唐炯奉命督辦川鹽而被任命為鹽茶道員。當時，為改善川鹽生產，鹽茶道急需白銀萬兩，由於布政司無銀可撥，唐炯只得向商界籌借。然而，由於多數商賈認為發展鹽務並非三五年便可見效，因而不願擔此風險，無人願借銀給官府。王熾思量再三，認為此次籌銀壹方面可解鹽茶道之急，借此結交唐炯，找到官場上的靠山，另壹方面若“天順祥”在十天內湊足十萬兩白銀，則可向世人展示“天順祥”的實力，促使人們放心來“天順祥”存兌銀兩。
於是，王熾冒險應承十日之內湊足白銀十萬兩。不出十日，王熾湊足了銀兩，並特意安排挑夫百余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至官府送銀，壹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巨款壹事。 “天順祥”的壹炮打響使王熾身價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了唐炯作為政治靠山，並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跡之路。在唐炯的支持下，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生意做得得心應手。隨後，王熾與席茂之分夥獨自經營，在昆明創設自己的“同慶豐”商號，並改組“天順祥”，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 “同慶豐”以匯兌業務信用好而成為民間和官府承辦匯兌的首選。很快，錢莊以長江沿岸為線，在國內各大城市逐步增設分號，成都、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貴陽、廣州、承德、北京等地都有設置，鼎盛時期在香港、海防亦設有辦事機構。
除此之外，王熾在雲南省州縣較大的商品集散地亦設置“同慶豐”分號。自此，全國各商行或私人往來匯兌，均可在沿途錢莊憑票取款，“同慶豐”每年各省調劑雲南協調及省憲解繳朝廷款項，便達數百萬兩之巨。“同慶豐”還在四川代辦鹽運，在昆明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余石。
有人曾給“同慶豐”算過壹筆賬，說自光緒十三年至宣統三年***25年間，全號紅利即達389余萬兩，此數尚未包括號內遭受的重大折損，時人稱“同慶豐富過半個雲南”。王熾成為名震南北的“錢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的雲南金融業開山鼻祖。而“同慶豐”、“天順祥”則被譽為“南邦之雄”，有人認為王熾的錢莊足以與山西錢莊相抗衡。 王熾雖富甲全滇，但卻不是壹個惟利是圖的商人。他重德重義，以德經商，對“商道”有著獨到的領悟：“說我，羞我，辱我，罵我，毀我，欺我，騙我，害我，我將何以處之？容他，憑他，隨他，盡他，讓他，由他，任他，幫他，再過幾年看他……” 王熾在經營上不固步自封，善於借鑒世界先進經驗，為強國奮爭；在個人生活上，王熾富而不奢，始終保持勤儉家風。誠信與德行贏得了包括競爭對手在內的所有人的尊重，成為商界楷模。
不僅如此，王熾還仗興疏財，以財力急國家之急，以振興地方經濟為己任，發展地方實業，熱心公益事業。清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法國出兵犯境，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巨，壹時籌應不及的緊要時刻，達官貴人忙於避禍，惟利是圖的商人們都做了縮頭烏龜，獨有王熾毅然獨自借墊60萬兩巨款作餉銀，岑毓英為之賜額稱“急公好義”。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國人手裏買回了滇越鐵路的路權，使雲南路權不受法國人支配。為保護地方工業不被洋人染指，王熾冒險奪標，墊付數十萬兩白銀與官府壹同籌辦雲南銅、錫礦業。
晉、陜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見虹溪書院損壞，即捐資擴建；見地方無救荒之糧，便設義社以備振災；見學子失學，便建義塾以教；見士子鄉試無住宿，捐虹溪試館以供住宿；見有的舉子無錢進京趕考，就承攬了雲南全部舉子進京趕考的壹切開銷；見大渡河船渡常淹沒人馬，便捐巨金打造13根鐵索修橋，供行人過江；為培養人才、振興地方教育文化，王熾聯合當地富紳籌辦“興文當”（後更名為“興文銀行”），將之作為“基金庫”，以捐助當地教育事業發展，雲南經正書院，今雲南大學都曾得到資助。
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中狀元，王熾欣喜若狂，他拿出全部“興文當”公款，壹半獎給袁嘉谷這位雲南首名狀元，壹半在拓東路建起壹座巍峨的的狀元樓。
此外，王熾還開創昆明牛疫局，使不少嬰兒免受疾病之苦。清廷根據王熾的各種義舉，先後賜他四品道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鋯封“三代壹品”封典，允許在紫禁城騎馬，王熾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唯壹的壹品紅頂商人。明義重德的商人本來就不多，而商人冠戴壹品更是絕無僅有，王熾所受榮譽遠遠超過晚清時聲名顯赫的巨商胡雪巖。
1903年12月28日，王熾在他創立的昆明“同慶豐”商號內溘然與世長辭，走完了他人生的68個春秋。這位富商巨賈的靈柩在其家眷的護送下回到了故裏——彌勒虹溪，安葬於青山綠水的十八寨。時光流逝，他的生命早已化為塵土，然而，他的創業故事、營商謀略、浮沈軌跡、豪情義舉，卻壹直流傳於坊間，成為中國商業史上壹段最靈動的記錄，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