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將從中禦
宋朝消極地接受唐末和五代軍事政變的教訓,著意提倡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對將帥的防範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趙宋家規,不敢委以全權,授以重兵,而是通過各種制度和辦法,削弱將帥的指揮權限,這當然也是宋朝積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時的通信條件,與前方遙隔千裏的皇帝和宰執大臣,要幹預將帥的軍事指揮,甚至指揮將帥作戰,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執大臣,卻往往違背古代的軍事常識,實行“將從中禦”(《長編》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壹的天才軍事家。他命將出師,只在臨行前作簡要的指示和告誡,故王禹僻稱他“所用之將專而不疑”(《長編》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實行將從中禦,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謀劃,錯誤地箝制和剝奪前方將帥的機動指揮,乃始於宋太宗。宋太宗自詡“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眾”(《長編》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時代可能是個武藝精通的勇士,至於其用兵行師的才略,卻實在不高明。盡管對遼戰爭接二連三地失敗,宋太宗仍以軍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還大言不慚地說:“朕每出兵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寧諭之,不聽者多至敗事。”壹批文臣立即奉承說:“陛下料敵制勝,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測度也。將帥倘能上遵成算,則何往而不克矣。”(《宋會要》兵14之13)然而諉過於將臣,終究不能證實皇帝的聖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測,因為在事實上,“將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敗事”。
宋太宗運籌於深宮之中,而致敗於千裏之外,即使在當時已非秘密,故甚至連壹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議。除張洎反對“將中從禦”外,田錫說:“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他建議讓將帥“因機設變,觀釁制宜”,即擁有機動的指揮權(《鹹平集》卷1《上太宗答詔論邊事》)。王禹僻也認為,“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是壹大失策(《歷代名臣奏議》卷322)。王安石與宋神宗討論前代用兵,說:“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禦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材略,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衄也。”他對當時“上下極為滅裂”的狀況,深表感慨(《長編》卷248熙寧六年十壹月戊午)。
陣無非是軍隊的戰鬥隊列,作戰之時,當然需要根據敵情、地形等等實際情況布陣。故嶽飛對宗澤說:“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壹心。”(《宋史》卷365《嶽飛傳》)實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時,不顧實際情況,預先設計陣圖之風,卻盛極壹時。
宋太宗預授將帥的錦囊妙計,往往就是陣圖。“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武夷新集》卷10李繼隆墓誌銘),不容有任何變通的余地。太平興國四年(979)的滿城之戰,宋太宗派壹批將領帶兵八萬,迎擊遼軍,預先“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宋史》卷271 《趙延進傳》)。
將領崔翰等依圖布陣,趙延進發現“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主張改變陣形,“合而擊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詔旨”,後因趙延進,李繼隆等人表示願承擔罪責,才“分為二陣”,壹舉破敵(《長編》卷20十月庚午)。應當指出,趙延進是宋太宗的連襟,故他敢於獨當其責,而有恃無恐。由於預授陣圖有害而無利,文臣田錫提出異議,他對宋太宗說:“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鹹平集》卷1《上太宗答詔論邊事》)朱臺符也對宋真宗說:“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長編》卷44鹹平二年閏三月庚寅)但是,軍事的失利,正確的反對意見,並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轍。宋太宗曾親自告誡傅潛說:“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長編》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敗之余,宋太宗還召見壹批將領,其中包括敗將潘美,“出禦制平戎萬全陣圖”,“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長編》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壹些庸將也歡迎皇帝預授策略和陣圖,正如王安石所說,如王超、傅潛之流,並不害怕“敗衄”,他們只求不承擔覆軍和喪師的罪責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進獻“二圖,其壹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鈔略,其壹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遊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並力”(《長編》卷50鹹平四年閏十二月甲午)。宋真宗親征時,還“內出陣圖二,壹行壹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壹月乙亥)。宋仁宗時對西夏作戰,仍以“內臣監兵”,“以陣圖授諸將”(《宋史》卷311《晏殊傳》)。王德用對皇帝說:“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宋史》卷278《王德用傳》)被宋仁宗所采納,賜陣圖的風氣才有所改變。
然而不賜陣圖,並不意味著將從中禦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後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長期優養深宮,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時常實行程度不同的“將從中禦”。宋神宗“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手劄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裏外,上自節制”(《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戊戌),結果卻招致靈州和永樂兩次大敗。宋哲宗時,呂陶說:“暴師千裏之外,而日有稟聽於朝廷,敵人在境,而壹兵不敢輒發,則乘機決勝,安所望乎?”(《歷代名臣奏議》卷 221)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時,朝廷不適當地幹預前方軍事的部分情況。當然也有委以全權的事例,如宋徽宗寵用宦官童貫,聽任他主持對西夏,對遼和對金的軍事,胡作非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過由宰執大臣草擬,自己親筆書寫的手詔,指揮前線軍事。如劉锜步兵在順昌府遭受兀術主力騎兵圍攻,處於若要棄城退遁,必被迫殲的險境,秦檜為宋高宗起草的禦劄,卻令他“擇利班師”(《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卯)。嶽飛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遞到的手詔,而被迫班師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輕率地下令西線的吳璘撤兵,“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川陜的宋軍精銳主力遭受殲滅性的打擊,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錄》卷200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將從中禦,主要體現了皇權對將權的防範和筘制;而南宋大約有壹半時間是由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和賈似道四個權臣掌政,故又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相權對將權的貶抑和束縛。南末後期,賈似道忌恨勇將高達,他寧肯聽任襄陽和樊城的失陷,而不願派高達率兵救援。由於賈似道專斷軍國大計,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在中國封建時代,因宮廷和廟堂的錯誤決策,而招致軍事失敗的事例,自然不限於趙宋壹代;但趙宋在這方面又顯然達到了十分突出、十分嚴重的地步,成為宋朝積弱的壹個重要因素。特別是象宋太宗那樣,簡直把前方將帥變成了由他牽線的木偶,這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二)消極防禦
宋朝還沒有戰略,戰術、積極防禦、消極防禦等等現代軍事辭匯,事實上也從未制訂過明確的壹貫的戰略方針。然而依據軍事史的史實,則宋朝的傳統戰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極防禦”四字加以概括。消極防禦也和將從中禦壹樣,事實上是對武夫疑忌和提防的產物,具體表現為習慣於分兵防守,不願集中兵力,特別是讓有才能的良將統壹指揮,主動殲擊敵軍。
消極防禦大體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時。因為宋太祖親自部署或指揮的重大戰役,都是進攻戰,而且除了親征北漢失敗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戰役,當時並不存在消極防禦的問題。自宋太宗親征幽州,高粱河之戰大敗後,面對遼軍的不斷進攻,消極防禦的戰略便逐漸形成了。宋廷不是設法如何集中軍力,聚殲進攻的遼軍,而只是開挖塘泊,興置稻田,以阻遏遼朝騎兵的奔沖,“不以城邑小大,鹹浚隍築壘,分師而守”。
待到遼騎“長驅深入,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使敵軍“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在不少戰役中,“常以壹邑之眾,當戎人壹國之師,既眾寡不作,亦敗亡相繼”。對於這種錯誤的軍事指揮,連壹些文臣也相繼提出批評,張洎說,“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勝敗之道,其理昭然”(《長編》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勢患在不合”(《歷代名臣奏議》卷322)。可是無論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壹員大將獨掌重兵,而寧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遼,也兵分三路,並完全由身居開封的宋太宗決定三軍進止,結果自然大敗虧輸。
西夏國土小,人口少,財力不足,本來完全不足以與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說:“今陜西壹路,即戶口可敵壹夏國,以四夏國之眾,當壹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亦宜甚易,然終不能使夏國畏服。”(《長編》卷232熙寧五年四月丙寅)這也是實行消極防禦的後果。宋仁宗時,“陜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本可與西夏壹決雌雄,可是宋廷卻分兵四路,分命四個文臣主持軍務,不相統壹。“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西夏方面卻是“忽爾點集,並攻壹路”,“動號十余萬人”。壹方面是集中的騎兵,另壹方面卻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戰壹,我常以壹戰十”。由於宋廷笨拙的軍事部署,使宋軍在戰略上的優勢,變成了在戰役上的劣勢。“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並力掩殺”,連戰而連負。 [關於宋夏戰爭中宋方的指揮缺點,可見《長編》卷132慶歷元年六月己亥,卷149慶歷四年五月壬戌朔,《歷代名臣奏議》卷324範仲淹奏,《範文正公奏議》卷下《奏陜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歐陽修壹針見血地指出:“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卷46《準詔言事上書》)
宋遼自澶淵之盟後,保持了壹百二十年休兵的狀態,而宋夏之間卻時戰時和,停停打打。對西夏的戰爭,宋仁宗時是屢戰屢敗,宋神宗時是敗多勝少,失敗的基本原因都在於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時,由於摸熟了西夏軍的脾性,在戰略和戰術上稍有改進,即使宋軍的素質並無什麽變化,也存在種種弱點,卻能居於勝勢,使西夏敗而求饒。
在南、北宋之交,金軍擊破腐敗的宋軍,勢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後來由於抗金將士的努力,宋軍軍士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並且超過金軍。如劉锜指揮的順昌之戰,嶽家軍進行的郾城和潁昌之戰,都能以少破眾,便是明證。但宋軍終於不能戰勝全軍,除了宋高宗和秦檜決意降金求和之外,宋軍不能集中兵力,統壹指揮,而各支宋軍又不能協同作戰,也是壹個重要的戰略弱點。宋高宗並非不懂“兵家之事,勢合則雄”的道理(《金佗粹編》卷1高宗禦劄),他曾壹度心血來潮,破例地委任嶽飛節制除韓世忠和張俊以外的各軍。然而經張浚和秦檜勸說之後,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嶽飛兵多勢雄,立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而寧願兵分勢弱,犧牲軍事勝利。
從當時具體的戰役看,紹興六年(1136)春季韓世忠攻淮陽軍,秋季嶽飛突擊伊洛,都是孤軍獨進,而吳玠、張俊、劉光世等軍卻按兵不動。紹興十年 (1140),嶽家軍孤軍深入,進逼開封外圍之時,張俊卻從毫州撤兵,劉锜也在順昌駐守不進。紹興十壹年(1141),金軍主力突入淮西,宋廷臨時調動張俊、楊沂中、劉锜、韓世忠和嶽飛五支大軍應戰。忌功害能的張俊在柘臯戰勝後,急忙通報嶽飛,說金軍已退,前途乏糧,制止他進兵。不料金軍轉攻濠州,並在攻破州城後,以逸待勞,分別擊敗前來救援的張俊、韓世忠等軍,待到嶽飛率兵趕來,又退遁淮北。這些都是各軍互不協同,影響戰局的實例。相形之下,金軍能夠集中兵力,統壹指揮,這無疑是壹個戰略上的優勢。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結大軍北伐,卻分命李顯忠和邵宏淵兩將指揮。結果在兩將不和,戰事不利的情勢下,“大軍十三萬,壹夕奔潰”(《藏壹話腴》外編卷上),使南宋喪失了繼續與金軍周旋的能力。這同樣也是指揮不統壹的惡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後分成包括三衙在內的十三支屯駐大兵,分屯長江沿岸和四川,守內虛外,也同樣體現了消極防禦的方針。
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也人體采取分兵守城的戰略。吳潛曾批評當時的防禦說,“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裏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許國公奏議》卷1《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上官渙也說:“嘉定以來,州縣往往增築城壁,自謂備禦密於先朝,而不知備多力分,反貽後患。”(《鹹淳遺事》卷下)
由於傳統戰略的影響,再加上步兵為主的兵種構成,宋軍往往行動遲緩,戰法呆板,將領大多不善於組織大規模的進攻戰役,少有遠程奔襲,機動作戰,出奇制勝的戰例。分兵的結果,是處處被動挨打,卻仍不願集中兵力,統壹指揮。這也是自宋太宗以來“兵威不振”(《長編》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這已是馬列主義的常識。壹個時代的政治和軍事總是互相發生影響的。宋朝政治對軍事的影響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紹軍中的各種積弊,很多即是腐敗政治的產物,而趙宋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也嚴重地損傷了軍事能力。
張方平說:“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戍為害。”(《樂全集》卷20《請因郊裏肆赦招懷西賊劄子》)“和戎為利”,這反映了趙宋歷代多數統治者的主張。
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也不應當追溯到宋太祖時,大致上可說是萌生於宋太宗時,確立於宋真宗寸。宋太祖雖然花了很多心血,實行對內防範,但並不打算對遼議和茍安。宋太宗比較“外憂”和“內患”的輕重時,曾說:“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長編》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這種防內重於防外的方針,為趙宋以後的歷代皇帝所繼承。盡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戰敗中箭的大辱,但經歷幾番交鋒,已經倦於兵事,故不時提倡“清靜致治之道”,說什麽要“修德以懷遠”(《長編》卷34淳化四年十壹月甲寅朔)。當時未與遼達成和議,僅僅是因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與遼軍決戰的風險,才訂立澶淵之盟。在歷史上,不乏以和議爭取時間,重整軍備,以利再戰的事例;而宋朝統治者與此不同,其處理和戰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應戰,戰而後和,和而後安,根本沒有與強敵重新角逐的盤算。富弼說:“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揞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歷代名臣奏議》卷327)這段評論活畫了澶淵之盟後以和為安,文恬武嬉的狀態。但是按照封建專制的慣例,他不能諉過於君父,而只好歸罪於臣子。不但對遼,後來宋朝處理對西夏和金的關系,也往往依照戰而後和,和而後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軍壹再追逐,倉惶奔命,流離顛沛,求和而不可得,因為當時金朝自認為可以吞滅南宋。待到金朝願意媾和,實因宋朝的軍力已增長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時南宋即使對金保持壹種不戰不和,武裝對峙的狀態,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於防內的需要,寧願接受極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議條款,向殺父之仇稱臣下跪,以求偏安東南。紹興和議後二十年間,在宋高宗、秦檜之流殺害和廢黜抗金將領,摧殘軍心士氣之余,也必然是“將帥養驕,軍士惰敝”(《會編》卷 228)。完顏亮侵宋戰爭的史實表明,盡管宋朝在戰前已有壹段時間被迫重整戰備,而宋軍素質仍比二十年前大為退化。淮南戰場的宋軍主力打得壹敗塗地,連眾望所歸,倚若長城的名將劉锜,也聲譽掃地。南末只是依仗長江天塹和水軍,才得以擋住完顏亮的兵鋒。甚至當金軍內訌,完顏亮被殺,整師北撤之際,宋軍都不敢稍作攔擊或尾襲。宋高宗在慶幸之余,又故態復萌,準備恢復和議,繼續茍安。
宋朝軍事史表明,在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指導和影響下,和議往往招致軍備廢弛,軍力減弱。當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興和議後,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軍經武,但因整個官僚軍事機構的腐化,成效並不顯著;而隨著宋光宗即位後的政治混亂,本來就不顯著的成效又很快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