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將從中禦
宋朝消極地接受唐末和五代軍事政變的教訓，著意提倡重文輕武，以文制武，對將帥的防範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趙宋家規，不敢委以全權，授以重兵，而是通過各種制度和辦法，削弱將帥的指揮權限，這當然也是宋朝積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時的通信條件，與前方遙隔千裏的皇帝和宰執大臣，要幹預將帥的軍事指揮，甚至指揮將帥作戰，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執大臣，卻往往違背古代的軍事常識，實行“將從中禦”(《長編》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壹的天才軍事家。他命將出師，只在臨行前作簡要的指示和告誡，故王禹僻稱他“所用之將專而不疑”(《長編》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實行將從中禦，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謀劃，錯誤地箝制和剝奪前方將帥的機動指揮，乃始於宋太宗。宋太宗自詡“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踣者甚眾”(《長編》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時代可能是個武藝精通的勇士，至於其用兵行師的才略，卻實在不高明。盡管對遼戰爭接二連三地失敗，宋太宗仍以軍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還大言不慚地說：“朕每出兵攻伐，意頗精密，將兵之人丁寧諭之，不聽者多至敗事。”壹批文臣立即奉承說：“陛下料敵制勝，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測度也。將帥倘能上遵成算，則何往而不克矣。”(《宋會要》兵14之13)然而諉過於將臣，終究不能證實皇帝的聖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測，因為在事實上，“將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敗事”。
宋太宗運籌於深宮之中，而致敗於千裏之外，即使在當時已非秘密，故甚至連壹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議。除張洎反對“將中從禦”外，田錫說：“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他建議讓將帥“因機設變，觀釁制宜”，即擁有機動的指揮權(《鹹平集》卷1《上太宗答詔論邊事》)。王禹僻也認為，“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是壹大失策(《歷代名臣奏議》卷322)。王安石與宋神宗討論前代用兵，說：“太宗為傅潛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將所在。詔付兩卷文字，雲兵數盡在其中，候賊如此即開某卷，如彼即開某卷。若禦將如此，即惟王超、傅潛乃肯為將。稍有材略，必不肯於此時為將，坐待敗衄也。”他對當時“上下極為滅裂”的狀況，深表感慨(《長編》卷248熙寧六年十壹月戊午)。
陣無非是軍隊的戰鬥隊列，作戰之時，當然需要根據敵情、地形等等實際情況布陣。故嶽飛對宗澤說：“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壹心。”(《宋史》卷365《嶽飛傳》)實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時，不顧實際情況，預先設計陣圖之風，卻盛極壹時。
宋太宗預授將帥的錦囊妙計，往往就是陣圖。“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武夷新集》卷10李繼隆墓誌銘)，不容有任何變通的余地。太平興國四年(979)的滿城之戰，宋太宗派壹批將領帶兵八萬，迎擊遼軍，預先“賜陣圖，分為八陣，俾以從事”(《宋史》卷271 《趙延進傳》)。
將領崔翰等依圖布陣，趙延進發現“我師星布，其勢懸絕”，主張改變陣形，“合而擊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詔旨”，後因趙延進，李繼隆等人表示願承擔罪責，才“分為二陣”，壹舉破敵(《長編》卷20十月庚午)。應當指出，趙延進是宋太宗的連襟，故他敢於獨當其責，而有恃無恐。由於預授陣圖有害而無利，文臣田錫提出異議，他對宋太宗說：“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略。”(《鹹平集》卷1《上太宗答詔論邊事》)朱臺符也對宋真宗說：“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致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以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長編》卷44鹹平二年閏三月庚寅)但是，軍事的失利，正確的反對意見，並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轍。宋太宗曾親自告誡傅潛說：“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長編》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敗之余，宋太宗還召見壹批將領，其中包括敗將潘美，“出禦制平戎萬全陣圖”，“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長編》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壹些庸將也歡迎皇帝預授策略和陣圖，正如王安石所說，如王超、傅潛之流，並不害怕“敗衄”，他們只求不承擔覆軍和喪師的罪責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進獻“二圖，其壹置資糧在軍中，布兵周防，賊無以鈔略，其壹遇賊即變而為方陣，陣形之外，分列遊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並力”(《長編》卷50鹹平四年閏十二月甲午)。宋真宗親征時，還“內出陣圖二，壹行壹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長編》卷58景德元年十壹月乙亥)。宋仁宗時對西夏作戰，仍以“內臣監兵”，“以陣圖授諸將”(《宋史》卷311《晏殊傳》)。王德用對皇帝說：“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宋史》卷278《王德用傳》)被宋仁宗所采納，賜陣圖的風氣才有所改變。
然而不賜陣圖，並不意味著將從中禦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後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長期優養深宮，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時常實行程度不同的“將從中禦”。宋神宗“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寢”，“手劄處畫，號令諸將，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裏外，上自節制”(《長編》卷353元豐八年三月戊戌)，結果卻招致靈州和永樂兩次大敗。宋哲宗時，呂陶說：“暴師千裏之外，而日有稟聽於朝廷，敵人在境，而壹兵不敢輒發，則乘機決勝，安所望乎?”(《歷代名臣奏議》卷 221)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時，朝廷不適當地幹預前方軍事的部分情況。當然也有委以全權的事例，如宋徽宗寵用宦官童貫，聽任他主持對西夏，對遼和對金的軍事，胡作非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過由宰執大臣草擬，自己親筆書寫的手詔，指揮前線軍事。如劉锜步兵在順昌府遭受兀術主力騎兵圍攻，處於若要棄城退遁，必被迫殲的險境，秦檜為宋高宗起草的禦劄，卻令他“擇利班師”(《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卯)。嶽飛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遞到的手詔，而被迫班師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輕率地下令西線的吳璘撤兵，“於是棄德順軍，倉卒引退，金乘其後，正兵三萬，得還者僅七千人，偏裨將佐所存無幾”，川陜的宋軍精銳主力遭受殲滅性的打擊，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錄》卷200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將從中禦，主要體現了皇權對將權的防範和筘制；而南宋大約有壹半時間是由秦檜、韓侂胄、史彌遠和賈似道四個權臣掌政，故又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相權對將權的貶抑和束縛。南末後期，賈似道忌恨勇將高達，他寧肯聽任襄陽和樊城的失陷，而不願派高達率兵救援。由於賈似道專斷軍國大計，加速了南宋的滅亡。
在中國封建時代，因宮廷和廟堂的錯誤決策，而招致軍事失敗的事例，自然不限於趙宋壹代；但趙宋在這方面又顯然達到了十分突出、十分嚴重的地步，成為宋朝積弱的壹個重要因素。特別是象宋太宗那樣，簡直把前方將帥變成了由他牽線的木偶，這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可能是絕無僅有的。
（二)消極防禦
宋朝還沒有戰略，戰術、積極防禦、消極防禦等等現代軍事辭匯，事實上也從未制訂過明確的壹貫的戰略方針。然而依據軍事史的史實，則宋朝的傳統戰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極防禦”四字加以概括。消極防禦也和將從中禦壹樣，事實上是對武夫疑忌和提防的產物，具體表現為習慣於分兵防守，不願集中兵力，特別是讓有才能的良將統壹指揮，主動殲擊敵軍。
消極防禦大體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時。因為宋太祖親自部署或指揮的重大戰役，都是進攻戰，而且除了親征北漢失敗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戰役，當時並不存在消極防禦的問題。自宋太宗親征幽州，高粱河之戰大敗後，面對遼軍的不斷進攻，消極防禦的戰略便逐漸形成了。宋廷不是設法如何集中軍力，聚殲進攻的遼軍，而只是開挖塘泊，興置稻田，以阻遏遼朝騎兵的奔沖，“不以城邑小大，鹹浚隍築壘，分師而守”。
待到遼騎“長驅深入，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使敵軍“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在不少戰役中，“常以壹邑之眾，當戎人壹國之師，既眾寡不作，亦敗亡相繼”。對於這種錯誤的軍事指揮，連壹些文臣也相繼提出批評，張洎說，“兵聚則功成，兵分則禍集”，“勝敗之道，其理昭然”(《長編》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勢患在不合”(《歷代名臣奏議》卷322)。可是無論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壹員大將獨掌重兵，而寧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遼，也兵分三路，並完全由身居開封的宋太宗決定三軍進止，結果自然大敗虧輸。
西夏國土小，人口少，財力不足，本來完全不足以與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說：“今陜西壹路，即戶口可敵壹夏國，以四夏國之眾，當壹夏國，又以天下財力助之，其勢欲掃除，亦宜甚易，然終不能使夏國畏服。”(《長編》卷232熙寧五年四月丙寅)這也是實行消極防禦的後果。宋仁宗時，“陜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本可與西夏壹決雌雄，可是宋廷卻分兵四路，分命四個文臣主持軍務，不相統壹。“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西夏方面卻是“忽爾點集，並攻壹路”，“動號十余萬人”。壹方面是集中的騎兵，另壹方面卻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戰壹，我常以壹戰十”。由於宋廷笨拙的軍事部署，使宋軍在戰略上的優勢，變成了在戰役上的劣勢。“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並力掩殺”，連戰而連負。 [關於宋夏戰爭中宋方的指揮缺點，可見《長編》卷132慶歷元年六月己亥，卷149慶歷四年五月壬戌朔，《歷代名臣奏議》卷324範仲淹奏，《範文正公奏議》卷下《奏陜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歐陽修壹針見血地指出：“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卷46《準詔言事上書》)
宋遼自澶淵之盟後，保持了壹百二十年休兵的狀態，而宋夏之間卻時戰時和，停停打打。對西夏的戰爭，宋仁宗時是屢戰屢敗，宋神宗時是敗多勝少，失敗的基本原因都在於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時，由於摸熟了西夏軍的脾性，在戰略和戰術上稍有改進，即使宋軍的素質並無什麽變化，也存在種種弱點，卻能居於勝勢，使西夏敗而求饒。
在南、北宋之交，金軍擊破腐敗的宋軍，勢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後來由於抗金將士的努力，宋軍軍士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並且超過金軍。如劉锜指揮的順昌之戰，嶽家軍進行的郾城和潁昌之戰，都能以少破眾，便是明證。但宋軍終於不能戰勝全軍，除了宋高宗和秦檜決意降金求和之外，宋軍不能集中兵力，統壹指揮，而各支宋軍又不能協同作戰，也是壹個重要的戰略弱點。宋高宗並非不懂“兵家之事，勢合則雄”的道理(《金佗粹編》卷1高宗禦劄)，他曾壹度心血來潮，破例地委任嶽飛節制除韓世忠和張俊以外的各軍。然而經張浚和秦檜勸說之後，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嶽飛兵多勢雄，立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而寧願兵分勢弱，犧牲軍事勝利。
從當時具體的戰役看，紹興六年(1136)春季韓世忠攻淮陽軍，秋季嶽飛突擊伊洛，都是孤軍獨進，而吳玠、張俊、劉光世等軍卻按兵不動。紹興十年 (1140)，嶽家軍孤軍深入，進逼開封外圍之時，張俊卻從毫州撤兵，劉锜也在順昌駐守不進。紹興十壹年(1141)，金軍主力突入淮西，宋廷臨時調動張俊、楊沂中、劉锜、韓世忠和嶽飛五支大軍應戰。忌功害能的張俊在柘臯戰勝後，急忙通報嶽飛，說金軍已退，前途乏糧，制止他進兵。不料金軍轉攻濠州，並在攻破州城後，以逸待勞，分別擊敗前來救援的張俊、韓世忠等軍，待到嶽飛率兵趕來，又退遁淮北。這些都是各軍互不協同，影響戰局的實例。相形之下，金軍能夠集中兵力，統壹指揮，這無疑是壹個戰略上的優勢。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結大軍北伐，卻分命李顯忠和邵宏淵兩將指揮。結果在兩將不和，戰事不利的情勢下，“大軍十三萬，壹夕奔潰”(《藏壹話腴》外編卷上)，使南宋喪失了繼續與金軍周旋的能力。這同樣也是指揮不統壹的惡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後分成包括三衙在內的十三支屯駐大兵，分屯長江沿岸和四川，守內虛外，也同樣體現了消極防禦的方針。
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也人體采取分兵守城的戰略。吳潛曾批評當時的防禦說，“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沿淮沿漢千裏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許國公奏議》卷1《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上官渙也說：“嘉定以來，州縣往往增築城壁，自謂備禦密於先朝，而不知備多力分，反貽後患。”(《鹹淳遺事》卷下)
由於傳統戰略的影響，再加上步兵為主的兵種構成，宋軍往往行動遲緩，戰法呆板，將領大多不善於組織大規模的進攻戰役，少有遠程奔襲，機動作戰，出奇制勝的戰例。分兵的結果，是處處被動挨打，卻仍不願集中兵力，統壹指揮。這也是自宋太宗以來“兵威不振”(《長編》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是流血的政治，這已是馬列主義的常識。壹個時代的政治和軍事總是互相發生影響的。宋朝政治對軍事的影響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紹軍中的各種積弊，很多即是腐敗政治的產物，而趙宋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也嚴重地損傷了軍事能力。
張方平說：“自古以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為利，征戍為害。”(《樂全集》卷20《請因郊裏肆赦招懷西賊劄子》)“和戎為利”，這反映了趙宋歷代多數統治者的主張。
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也不應當追溯到宋太祖時，大致上可說是萌生於宋太宗時，確立於宋真宗寸。宋太祖雖然花了很多心血，實行對內防範，但並不打算對遼議和茍安。宋太宗比較“外憂”和“內患”的輕重時，曾說：“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長編》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這種防內重於防外的方針，為趙宋以後的歷代皇帝所繼承。盡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戰敗中箭的大辱，但經歷幾番交鋒，已經倦於兵事，故不時提倡“清靜致治之道”，說什麽要“修德以懷遠”(《長編》卷34淳化四年十壹月甲寅朔)。當時未與遼達成和議，僅僅是因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與遼軍決戰的風險，才訂立澶淵之盟。在歷史上，不乏以和議爭取時間，重整軍備，以利再戰的事例；而宋朝統治者與此不同，其處理和戰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應戰，戰而後和，和而後安，根本沒有與強敵重新角逐的盤算。富弼說：“澶淵之盟未為失策，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議和之後，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揞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 (《歷代名臣奏議》卷327)這段評論活畫了澶淵之盟後以和為安，文恬武嬉的狀態。但是按照封建專制的慣例，他不能諉過於君父，而只好歸罪於臣子。不但對遼，後來宋朝處理對西夏和金的關系，也往往依照戰而後和，和而後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軍壹再追逐，倉惶奔命，流離顛沛，求和而不可得，因為當時金朝自認為可以吞滅南宋。待到金朝願意媾和，實因宋朝的軍力已增長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時南宋即使對金保持壹種不戰不和，武裝對峙的狀態，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於防內的需要，寧願接受極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議條款，向殺父之仇稱臣下跪，以求偏安東南。紹興和議後二十年間，在宋高宗、秦檜之流殺害和廢黜抗金將領，摧殘軍心士氣之余，也必然是“將帥養驕，軍士惰敝”(《會編》卷 228)。完顏亮侵宋戰爭的史實表明，盡管宋朝在戰前已有壹段時間被迫重整戰備，而宋軍素質仍比二十年前大為退化。淮南戰場的宋軍主力打得壹敗塗地，連眾望所歸，倚若長城的名將劉锜，也聲譽掃地。南末只是依仗長江天塹和水軍，才得以擋住完顏亮的兵鋒。甚至當金軍內訌，完顏亮被殺，整師北撤之際，宋軍都不敢稍作攔擊或尾襲。宋高宗在慶幸之余，又故態復萌，準備恢復和議，繼續茍安。
宋朝軍事史表明，在議和茍安的傳統國策指導和影響下，和議往往招致軍備廢弛，軍力減弱。當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興和議後，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軍經武，但因整個官僚軍事機構的腐化，成效並不顯著；而隨著宋光宗即位後的政治混亂，本來就不顯著的成效又很快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