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對君與民之間的關系持什麽樣的觀點？

唐太宗李世民極為看重自己的歷史形象，渴望成為生前萬眾擁戴、身後萬世稱頌的英明君主，表現出歷代帝王中罕見的政治素養。這些因素使得貞觀之治，特別是李世民的君民之道，不斷給後人以有益的啟示。壹、居安思危以畏民李世民執政後，屢屢與房玄齡、魏征等大臣以史為鏡，探討興亡治亂之道。在他們的言談中，居安思危是個長久的話題。人們自然會問，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從何而來？直接原因是，剛剛發生在昨天的隋王朝“過山車”般的迅速興衰，像噩夢壹樣反復出現在李世民君臣的腦海裏。因此，他們沒有陶醉於執政的喜悅和眼前的成功，而是深深地憂慮著勝利背後隱藏著的巨大危險。魏征說得好：當年隋王朝統壹寰宇，強大無比，但隋煬帝“恃其富強，不思後慮”，致使“民不堪命，率土分崩”。所以魏征向李世民進諫道：“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為喜，唯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李世民完全持有同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居安思危也好，守成之難也罷，李世民君臣經常掛在嘴上，看似律己，實則畏民。對封建統治來說，最大的危險莫過於社會階級矛盾極度激化後，廣大農民揭竿而起。對這壹點的認識，李世民確有過人之處。他對帝王的“執政資格”，並不迷信君權神授、承天應命之類的鬼話，而是坦率地認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他從隋王朝的頃刻覆亡中，親眼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力，故其畏民觀油然而生。畏民，固然表明封建統治集團與人民群眾的根本對立。但從另壹方面看，卻又反映了封建統治集團中有識之士對人民群眾偉大力量的承認和服從，這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就具有相當的積極意義。對李世民君臣來說，居安思危的畏民觀正是他們采取壹系列進步措施，以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二、先存百姓以讓民平心而論，封建社會中能看出上述問題的不乏其人。李世民君臣更勝壹籌的地方在於，能夠審時度勢，較為自覺地采取輕徭薄賦的讓步政策，使人民休養生息。他們很同意孔子的話：“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並且有所發揮：“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把“先存百姓”當作“為君之道”，此話出自帝王之口，多少令人感到驚訝。當然，讓民休養生息並不是為民謀取利益，先存百姓也不過是為自己的長遠統治作出妥協而已。但他們的這些言行，比起其它封建統治集團確有高低文野之別，客觀上較為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使民眾有了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同時還給後人提供了壹個處於高位、可供衡量的歷史尺度。三、戒奢節欲以安民貞觀年間形成的儉約之風很值得後人感慨和深思。史載二十余年，“風俗儉樸，衣無錦繡，財帛富饒，無饑寒之弊”。這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同李世民君臣戒奢節欲的自我約束大有關系。李世民說過：“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縱逸”。他是這樣說的，大體也是這樣做的。有壹次，他打算新建壹所宮殿，“材木已具”。轉念想到秦始皇大興土木勞民傷財，由此種下禍根的教訓，感悟到“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遂下令停止。這多少體現了壹種從“上”做起的可貴精神吧。值得指出的是，李世民身邊的大臣在這方面也頗有感人的事跡。壹批身居高位的官員，生前恪盡職守，死後方知其“居宅弊陋”或“家貧無正寢”，乃至“祭享無所”，使李世民嗟嘆不已。尤其是魏征，除了自己極為節儉外，還在這個敏感問題上不時勸誡李世民。他在膾炙人口的《諫太宗十思疏》中，懇切希望李世民“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用今天的話來表示，就是要富有四海的帝王，帶頭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讓老百姓減輕負擔安居樂業。這在今天看來，也不失情懇詞切、意義深長吧。在任何時代，上行下效總是壹種普遍現象。李世民君臣能作出上述榜樣，其時民風簡樸而社會富庶便不足為奇。四、虛心求諫以知民由於“畏民”，所以李世民十分重視“知民”即了解民情民意。他比起從小生長於後宮、不知民間疾苦的後繼之君，原本就有政治上的優勢：“朕年十八，猶在民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即使這樣，他仍感到當皇帝後久居深宮的局限性：“不能盡見天下之事”，“每商量處置，或時有乖疏，得人諫諍，方始覺悟”。因此，他把虛心求諫、兼聽則明作為了解“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的重要途徑。李世民在晚年雖不比當初謙虛謹慎從善如流，但總體看來，仍不失虛心求諫在前，欣然納諫於後。作為雄姿英發、傲視天下的封建帝王，能抱有這種高度克制、嚴於責己的氣度，確實非常不易。魏征原是李世民政敵——其兄李建成的親信。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體現了不計前嫌求賢若渴的雅量，漸次將其提拔至宰相高位。而魏征報答知遇之恩的具體做法是“犯顏切諫”，直言無隱。貞觀十三年，魏征針對“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的危險信號，無所顧忌地上疏道，這是由於李世民十個方面的“漸不克終”所致。疏中言詞之激烈，今天讀來猶令人心驚。但李世民覽疏後，心悅誠服地對魏征說：“自得公疏，反復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為屏障，朝夕瞻仰”。他表示，“朕今聞過能改，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他令史官將魏征的上疏記錄存檔，以讓千百年後的人們亦能了解他們之間堪稱典範的“君臣之義”。可以說，李世民的開明與魏征的忠貞，以及他們因此而具備的“知民”程度，達到了封建社會所能允許的最高境界。他們由此贏得後人的稱道，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歷史上頭腦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對執政集團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無不給予高度重視。他們對此所形成的幾近格言的政治思想，是我國燦爛的古代文明的寶貴遺產。其中，李世民的君民之道更有不同凡響之處，貞觀之治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