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以及後代文人批評王安石性格執拗，也就是對待權力的執著，對待政務的獨斷，壹意孤行---實際上就是宋代文人集體性格的縮影，批評者如果說是批評的話，批評的是自己，是文官集團，而不能說是王安石---批評和反批評雙方都是同壹性格，比如蔡京和司馬光作為被批判者壹旦掌權，他們無壹例外都比當年王安石更“執拗”，以九牛不回的勇氣，橫掃秋風的膽魄將批評者全部擊落，清除出政界，將自己看不慣的改革再徹底改革過來！！
王安石在這樣的官場氛圍中帶著山野之氣壹路走近，這樣壹個有個性的文人首先面臨的是都有個性的文人集體。我們姑且從文風和政風看文人集體個性如何張揚，如何激蕩。
宋仁宗慶歷8年有壹封關於制科的詔書，也就是相當於今天關於高考的文件，皇帝以非常無奈的語氣，非常沈痛的心情，非常憂慮的思維在詔書中說：
“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二年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為工。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將來省試，其合格者能幾何人？”
這個意思非常簡單，壹般的讀書人都喜歡肯定古代，否定當代，帶著復古情調做文章。寫詩賦以浮想聯翩，脫離實際，不著邊際為高明；作策論以過激攻訐，胡說八道作為工整。認為這樣浮躁的文風會耽誤後學，培養不出合格人才。
仁宗的詔書作為國家最高層次的公文明白無誤的指明了文人的性格在文風中的反映，就是兩個毛病：壹、以汗漫無體為高；二、以激訐肆意為工。套用今天的組織工作用語就是缺乏組織觀念，沒有原則性，只有鬥爭性，可以胡亂攻擊，胡說八道。
可笑的是史書中還有壹段關於歐陽修當年當考官取士子的材料，調來壹閱：
“仁宗嘉佑二年癸未，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榜出，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或為祭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宋代發展到仁宗朝，天下文人寫文章都崇尚驚險駭人、古怪絕倫、稀奇罕見、苦澀難懂，並稱為太學體。歐陽修反對這種脫離實際的文風，所以沒有錄取有這愛好的士子，結果錄取榜出來，遭到大批囂張、淺薄文人的圍攻、漫罵，有的還寫祭文投送到歐陽修家，可見改革文風，改變文人，改造性格之難，之險。但是經過歐陽修這麽出格的壹鬧，天下文風逐漸改變，扭轉。
讀兩則材料，感覺相當有意思：
1、 王安石走上政壇並成為大宋官場主角之前，作為皇帝的宋仁宗就已經深刻感覺到文人集團文風的腐朽沒落，感覺到文人只關心自己的權力位子，不關懷天下蒼生，不關註經世致用的危險。從大宋國家機器重構的高度，強調要改變文風，改造文人，改革國家選拔制度，這就為王安石走上政壇並成為大宋官場主角鋪墊了非常有利的基石。王安石敏銳地反對是古非今，提倡厚今薄古，就牢牢掌握人主之意，深深感動人主之心---文人爭奪權力已經過度，要適當引導官場關註民生，關註發展，關註社稷，這當是王安石改革之發軔！在本質上是皇帝對官場的壹場宏觀調控，壹次嘗試性性格改動，王安石的投機起了壹拍即合的發酵作用---在這個問題上越執拗，越得罪文人集體，自己就越能迎合皇帝，迎頭爬上！
2、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以汗漫無體為高，以激訐肆意為工。作為文人集體中的頭腦清醒者，比如歐陽修就已經感覺到這在實質上是文人集團的集體內耗，是集體麻醉和慢性自殺，是國家有意的人才浪費和人才屠殺，選拔人才的過程就是人才垃圾化的過程。因此改變文人集體性格就是文人集團對皇權自衛的首選，但是這在體制的制約下，只能壹相情願，只會導致新壹輪文人集團的集體內耗，導致新壹輪人才垃圾化！這裏排除了壹個誤區：就是只有王安石才主張文人關註現實，關註發揮文人對國家發展的積極作用，關註文人集團自救，實際上在安石之前就已經開始探索；只是說安石的努力最終證明這種探索只能走進死胡同。拿險、怪、奇、澀之文觀察，文人形成險、怪、奇、澀的文風，實際上是宋代的官風，攬權之險、怪、奇、澀也。壹個人要改變整個官場，整個官風，那就是唐.吉可德式個人要跟風車決鬥的英雄了---對於官員而言，不是領導適應妳，而是妳適應領導；不是整個官場適應妳，而是妳適應整個官場。險：攬權心腸之狠，峻急；怪：攬權角度古怪，怪異；奇：攬權手法獨特，罕見，不按常例出牌，不可以平常忖度；澀：晦澀，攬權效果詭異，具備欺騙性，難以發現和有效防備。宋代國君推行愚文政策，玩以骨逗群犬的遊戲，因為文人關心帝王家當，必然動搖帝王統治，宋仁宗的對文人不關心實際的批判因此僅僅算心血來潮。最高層讓文人消磨在此起彼伏的派性鬥爭中是既定國策，是保證大宋江山無恙的萬年大計，宋仁宗的改弦異轍可以說是權宜之計：江山已經到了文人必須做點實事的時候了，不過做實事必須在保持此起彼伏的派性鬥爭中這個既定國策的前提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