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嘗試和探索最終體現在17之後出版的《國富論》中。他在書中寫道:“壹個人很難用壹生的努力贏得少數人的好感。在壹個文明社會裏，他總是需要贏得大多數人的合作和幫助。完全靠別人的好心是絕對不行的。如果他能激發別人的利己主義，使之對他有利，並告訴他們為他做壹件事是對他們有利的，那麽他達到目的就會容易得多。無論誰想和別人做生意，首先要做的就是暗示:請給我我想要的，同時，妳也能得到妳想要的。這句話就是交易的大致意思。我們每天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的利己計劃。"
史密斯的話至少包含三層意思。第壹，人類存在和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合作，合作的基礎是“自利”；第二，人類合作最基本、最常見的形式是“交易”；第三，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分工”。
先來看看“利己”。在斯密看來，人不喜歡自私，但沒有辦法不自私。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可能確實存在不自私的個體，但這樣的個體會早早被自然淘汰。這就是“適者生存”的結果。在這壹點上，張五常教授認為，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的自然選擇和自然淘汰來自於斯密。
從純邏輯的角度來看，人可能極端自私，但不可能極端利他。每個人都極度利己，這還是壹個可以想象的社會——雖然完全是掠奪性的，但和動物世界沒什麽區別。但是，壹個人人都極度利他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沒有人拒絕吃飯，卻必須讓別人吃飯；別人吃飽了，還是不肯吃。他們認為食物是對自然的掠奪...這樣的人無法生存，這樣的社會不可想象。
只有建立在“利己”基礎上的“利他”才是可持續的。
理解斯密的第二個關鍵詞是“交易”。作為壹個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國家，我們可能比任何人都清楚，“交易”這個詞壹旦被貼上邪惡的標簽，將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為什麽兩個看似普通的詞會有如此大的力量？道理不深，只是我們被各種亂象迷惑了，花了很多時間和彎路才明白。
所謂交易，就是我的東西換妳的東西。如果我手裏什麽都沒有，妳自然不會把妳的給我。那我該怎麽辦？唯壹的辦法就是我去工作，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創造妳需要的東西。推而廣之，任何人想要得到別人想要的，就必須創造別人需要的。這樣大家的積極性才會被調動起來，整個社會才會有活力。
理解斯密的第三個關鍵詞是“分工”。史密斯在參觀壹家鈕扣針工廠時發現生產壹枚鈕扣針需要18道工序。這個工廠有10個工人，分別承擔1-2道工序，每天生產48000個別針，平均每人4800個。如果讓工人獨立完成所有工序，沒有壹個人壹天能生產哪怕20件。
為什麽同樣數量的工人，在工作分解的情況下，卻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斯密總結道，“原因有三:第壹，工人的技能因為專業化而日益提高；第二，從壹個工作換到另壹個工作通常需要很多時間。有了分工，這種損失是可以避免的；第三，許多簡化和減少勞動的機械發明使壹個人能做許多人的工作。”
事實上，分工不僅存在於工廠，而且存在於社會的所有其他領域。正是通過專業化的勞動分工，社會才被分成有效的單元。這些高效的單元通過交易緊密聯系在壹起，從而創造出無盡的財富。
壹切思想都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分工帶來的產業變革讓斯密有機會從新的角度解釋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從而創立了經濟學這門獨立的學科。斯密奠定了分工的研究範式，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感嘆，“至今沒有證據表明(斯密的分工理論)在他的時代之後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
今天，我們認為斯密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創始人。有趣的是，當時的斯密對大規模商業，尤其是大商人階層印象不好。斯密把商人描述為貪婪小氣，賄賂政府，通過成為壟斷公司或政府的帝國商人來追求壟斷利潤。他的批評主要針對倫敦的商業集團，將他們比作古代帝國腐朽體系中的寄生蟲。
斯密還非常擔心商業社會中滋生的另壹種惡性腐敗現象，並認為這種現象更具規律性和危害性:隨著資本主義社會越來越專業化，商品和服務的整體產出越來越精密，參與這壹過程的人會變得越來越狹隘，只關註自己的利益，對自己的商店、辦公室或倉庫之外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他們用生意、盈利或虧損來衡量壹切，失去了宏觀看待事物的能力。
史密斯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對劣勢的體驗最深，他還舉了針扣廠員工的例子。他認為，這些員工被束縛在生產線上，沒有拓展知識、提升精神的空間，而商業社會本應提供免費的機會。斯密對流水線上工人的擔憂，類似於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後來所說的“異化”，但此時距離工業革命全面展開還有20多年。
歷史就是這麽有意思:作為道德哲學家的斯密，為了幫助道德哲學的建設落地，建立了新的解釋體系，卻意外地開創了壹個全新的經濟學領域。最早批判資本主義的斯密，現在被我們視為資本主義的鼻祖。不知道，史密斯在天堂看到自己的定位和解讀會是什麽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