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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分析為什麽中國的大豆需要進口

首先要明確的是,大豆生產是占用相對較多土地和使用相對較少勞動力的農業生產,其單位面積產值較低。它的單位面積產值要遠低於高值農產品——諸如(我們稱之為)“新農業”的拱棚/溫室蔬菜、水果和肉魚養殖。與大豆生產不同,後者是“勞力和(非機械)資本(如肥料、優質種子、拱棚、薄膜等)雙密集”的農業,用地相對較少——其單位面積產值要遠高於大豆和糧食生產的“舊農業”。新農業是中國近三十年來的農業革命——農業總產值(不變價格)達到了之前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動力。由於這個農業革命並不廣為人知,我們稱之為“隱性的農業革命”:和歷史上的農業革命,特別是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不同,它不是體現於主要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的增加,而更多是體現於從低值農產品轉向越來越高比例的高值農產品。

顯然,這三十年來的農林牧漁“大農業”總產值提高的來源主要不在於種植業的畝產量(亦即傳統意義上的農業革命)增加,而在於農業結構的重組,主要是高值農產品在農業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尤其反映於牧業和漁業產值所代表的養殖業的大規模擴增。這期間,種植業的產值雖然增加了307%,但牧業則增加了943%,漁業更增加了1804%。種植業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農業的是拱棚和溫室蔬菜,在產值增加方面起到遠高於舊農業的谷物種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種植業中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種面積比例和產值比例。顯而易見,蔬菜產值(相對農林牧副漁總產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積的比例高出甚多,而大豆的產值則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積比例的約六分之壹。

我們如果能夠區分舊式的露地蔬菜種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溫室蔬菜(但目前的統計數據不允許這樣做),其間差別會更加懸殊(我們缺乏水果的精確數據)。相對高產值的蔬菜和相對低產值的谷物種植間有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設施農業”是基本和新型養殖業、漁業相似的,其按畝產值要數倍於谷物和大豆種植的舊農業。顯而易見,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面積所占比例基本穩定的同時,其所占產值比例日益收縮,從不止四分之壹收縮到不到六分之壹。同時,新農業——蔬菜、養殖、漁業——的產值則和農業總產值的快速增加同步擴增,所占總產值比例已經快速擴增到谷物的四倍。這個農業結構的轉變正是近三十年的“隱性農業革命”的核心。而在舊農業的谷物和大豆種植之中,大豆是單位面積產值最低的作物:其產值所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種面積的約六分之壹,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壹還要低壹半。

從土地使用(播種面積)角度來考慮,變化也非常顯著。牧業,包括小農場的種養結合,以及漁業所用魚塘的耕地面積,不好統計,但蔬菜和水果面積的變化則非常突出。蔬菜的播種面積從1980年的0.47億畝擴增到2010年的2.85億畝,達到之前的606%。同時期,水果的播種面積從0.27億畝劇增到1.73億畝,即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總播種面積的2.2%,水果占1.2%,菜果***占3.4%;2010年,蔬菜占到總播種面積的11.8%,水果占7.1%。兩者合並起來達到18.9%。這個變化非常顯著。顯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國,農業結構越來越多轉向高值農產品。這也是中國農業越來越依賴進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經濟原因,更是中國積極在巴西購買土地來生產大豆的基本經濟動因。純粹從經濟角度來考慮,用新農業替代舊農業,是劃得來的。將用地較少、產值較高的新農業產品(蔬菜、水果、肉魚)的出口與用地較多、產值較低的舊農業的進口來交換,也是劃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