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自成
十五? 精明——作為科學認識論原則的“精細格物以致知”
上文對曾國藩思想的講述，是以盡量忠實於曾國藩的原意為原則的。但在本節，我打算將曾國藩的“精明”稍加發揮。上文說過，曾國藩的“明強”之“明”分為高明和精明，高明出於天分，精明得於學問。精明既然得於學問，而根據中國傳統哲學，學問或“學問思辯行”的認識論基礎就是“格物致知”。因此，我認為用“精細格物以致知”去闡述並發揮“精明”是符合邏輯的。現繼續引用他對於精明的解說以為佐證：
“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壹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壹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壹物而臆設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誌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輕重長短，壹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請特別註意“同壹物而臆設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壹段話，這顯然在說格物的具體方法：光有臆設不行，不如反復權衡；光目測不行，不如使用工具進行測度。所以本文願意發揮說：精明者，精細地格物以致知，以達到“輕重長短，壹絲不差”之明也。如果王陽明懂得這樣的格物方法，那麽他格竹子就不應該壹無所獲。
由此可見，曾國藩所說的“精明”並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商人之精於算計，或軍事家之詭計奇謀，起碼不僅僅如此。曾國藩所說的精明，反倒要以“漸平”、“漸實”為目的。他還說“凡高明者欲降心抑誌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說明“高明”不能代替“精明”，高明者要轉變為精明者，尚且“頗不易易”。對此，曾國藩沒有進壹步解釋，我想可以舉明末理學家劉宗周的故事進行壹下說明。崇禎皇帝曾經詔劉宗周問救拔大廈將傾的明王朝的大計，劉宗周回答“修德而已”。這樣的回答高明則高明也，然崇禎皇帝沒有得到什麽，也奈何不得劉宗周，只是將他致仕歸養而已。然而終究未能挽救明王朝滅亡的命運，南明滅亡後，劉宗周因理想破滅而自殺。由此可見，到明末，無論中國道家的“道德”，還是儒家的“仁義”，都已經自居高明久矣，然到國家臨難，何曾有壹策以救國！對於這種情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顧炎武、王夫之、以及劉宗周的學生黃宗羲等，都進行過深刻的反思，並進而開展了修正傳統中國哲學的“實學”運動，這種“實學”並非就要拋棄“仁義”或“道德”，而要避免這些高大尚的理念止步於空疏的空中樓閣。
可見，曾國藩的“精明”說，是顧、王、黃所倡導的“實學”到清末所結出的碩果，而他是這樣論證“精明”的必要性的：
“自古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壹尺壹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鐘，壹銖壹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壹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為後世所譏，以為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理細事，若為大臣者，則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谷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為人臣之法也。凡成功立事，必以目所***見者為效。茍有車，必見其軾，茍有衣，必見其敝。茍為博物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抄撮累篋；茍為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啐盎，徒黨之盛慕。茍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茍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見者為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為高，則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以望空而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飏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墜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裏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乎！”
玩味這段話，發現其含義與作為儒家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相徑庭。對儒家傳統而言，“修身”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只要“修身”而成了聖人，那麽就自然實現了“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需要別的任何努力了。也許這不是儒家的“本意”，但那種空喊“仁義”而誤國的道學家確實太多了。而曾國藩雖在別處也講“慎獨”、“誠意”等儒家傳統修身功夫，但上述壹段話表明，他認為聖賢並非憑空修德所能成就，而是實幹出來的，文王、周公、陶侃等概莫能外。他尤其批評三國時的道學家何晏、鄧飏，高談老莊的“道德”，“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墜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裏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乎！”
因此，曾國藩事實上否定了儒家傳統的“修身萬能”的主張（盡管這也可能並非儒家的本意，而是俗儒的壹知半解），極力主張要“勤克小物”，也就是須勤勉的進行“格物致知”，從而做到“精明”。
而如果以“精細格物以致知”來闡釋曾國藩的“精明”，那麽曾國藩的“精明”說就上升為“科學哲學”了，因為當今所有科學所做的事情皆只是“精細格物以致知”而已。然而，我的這種發揮並非想要拔高曾國藩，前文的論述表明，他的“精明”確實包含了這裏所發揮的意思。而如果這種發揮成立，那麽曾國藩的“精明”論的意義就太重大了，因為這有助於彌合了傳統中國哲學與科學之間得鴻溝。而 這條鴻溝在而100多年後的北京大學教授梁漱溟開來還時如此巨大，以至他在壹系列專著中得出了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的結論。
對此，我願轉述壹下我在《接著馮友蘭和梁漱溟思考》和《格易論》兩篇文章中提出的壹些基本觀點作為說明。我在那裏曾試圖彌合中國傳統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鴻溝，提出中國傳統哲學的格物致知理論其實包含了通向科學的門徑，只是我們原來的理論沒有將“精確地格易”提高到認識論原則的高度，因而讓中國在科學之門前面徘徊了太久，失去了率先在中國建立現代科學的機會，也造成了中國近現代的落後挨打。在那兩篇文章裏，我還頗為自傲地宣稱，是我本人首次將“精確地格易”提升為認識論原則，認為這是我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最新更正和貢獻。在那裏，“精確地格易”或“精明”是補足中國傳統哲學短板的壹條認識論基本原則，中國傳統哲學早已有另壹條基本原則“簡易地述理”（即“大道至簡”），兩者***同成為中國認識論的兩個支柱，從而彌合了傳統中國哲學與科學之間得鴻溝。 而這條鴻溝是如此巨大，以至中國當代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梁漱溟教授在100多年後還認為現代科學步可能在中國產生。
然而，今天我願意對這壹點進行壹下更正。因為通過本文對曾國藩思想的總結，我發現曾國藩的“精明”說已經包括了“精細格物以致知”的意思，因而與我在那兩篇文章中提出的“精確地格易”完全壹致。這說明曾國藩早在 100多年前就窺測到了那座可以彌合中國傳統哲學與科學得橋梁了，這充分說明了曾國藩“精明”說的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