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代表人物：老子、莊子。作品：《道德經》、《莊子》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作品：《韓非子》
名家,代表人物：鄧析、惠施、公孫龍和桓團。作品：《公孫龍子》
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
縱橫家,代表人物：蘇秦、張儀。主要言論傳於《戰國策》
雜家,代表人物：呂不韋
農家，
小說家，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壹，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壹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道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壹，又稱「道德家」。這壹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壹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老子以後，道家內部分化為不同派別，著名的有四大派：莊子學派、楊朱學派、宋尹學派和黃老學派。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壹，創始人為墨翟。
這壹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誌。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壹支註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壹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壹，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壹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壹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漢書·藝文誌》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名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壹，因從事論辯名（名稱、概念）實（事實、實在）為主要學術活動而被後人稱為名家。當時人則稱為「辯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為惠施和公孫龍。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壹，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壹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文歷數的統治階層，代表人物為戰國時齊人鄒衍。
陰陽學說認為陰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兩種對立和轉化的力量，可用以說明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五行學說認為萬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種原素組成，其間有相生和相勝(葜)兩大定律，可用以說明宇宙萬物的起源和變化。鄒衍綜合二者，根據五行相生相勝說，把五行的屬性釋為「五德」，創「五德終始說」，並以之作為歷代王朝興廢的規律，為新興的大壹統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論根據。
作者： 竹士 2006-7-20 20:02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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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諸子百家概況（非原創作品）
《漢書·藝文誌》著錄此派著作二十壹種，已全部散佚。成於戰國後期的《禮記·月令》，有人說是陰陽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屬陰陽家之作，《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齊俗訓》、《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保留壹些陰陽家的材料。
縱橫家是中國戰國時以縱橫捭闔之策遊說諸侯，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的謀士。列為諸子百家之壹。主要代表人物是蘇秦、張儀等。
戰國時南與北合為縱，西與東連為橫，蘇秦力主燕、趙、韓、魏、齊、楚合縱以拒秦，張儀則力破合縱，連橫六國分別事秦，縱橫家由此得名。他們的活動對於戰國時政治、軍事格局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
《戰國策》對其活動有大量記載。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縱橫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雜家是戰國末期的綜合學派。因「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漢書．藝文誌》及顏師古註)而得名。秦相呂不韋聚集門客編著的《呂氏春秋》，是壹部典型的雜家著作集。
農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壹。因註重農業生產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農業生產的官吏。他們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應放在壹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記有許行其人，「為神農之言」，提出賢者應「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表現了農家的社會政治理想。此派對農業生產技術和經驗也註意記錄和總結。《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農家的重要資料。
小說家，先秦九流十家之壹，乃采集民間傳說議論，借以考察民情風俗。《漢書·藝文誌》雲：「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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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子散文：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個學派闡述自己的學說的著作，是百家爭鳴的產物。其思想各據壹端，精彩紛呈。正因為它是隨著爭辯的風氣而發展起來，其基本趨向就是從簡約到繁復，從零散到嚴整。
2、先秦諸子散文發展的三個階段：
第壹階段 ： 《論語》：純語錄體散文。
《墨子》：語錄體中雜有質樸的議論文。
第二階段： 《孟子》：基本上是語錄體，但已有顯著 發展，形成對話式論辯文。 《莊子》：由對話體向論點集中的專題論文過渡。除少數幾篇外，幾乎完全突破 了語錄體的形式而發展為專題議論文。
第三階段： 《荀子》、《韓非子》 在先秦散文中發展到議論文的最高階段。
3 、各家所代表的思想學說 ：
（1）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我國古代有名的思想家、教育家。
代表論著：《論語》（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編定。）全書***二十篇。《論語》的思想學說有以下幾點：
①“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追求的最高理想。
②“學習”要做到“溫故而知新”要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③“交友”：“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④“修身”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
⑤“禮”：“克己復禮”。
⑥“為政”：“實行仁政”。
⑦“教育”：“因材施教”、“教學相長”。
《論語》在語言上的特點：含蓄雋永、簡潔生動。
孟子：先秦思想家、政治家、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
（課文中為《魚我所欲也》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兩篇）
主要論著：《孟子》全書***七章。中心思想是“仁義”
①主張治理國家要實行“仁政”。
②“民貴君輕”的思想。
③“反戰”思想。
④“社會分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⑤“性善說”。
孟子散文的特點：
①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於鼓動性；
②善設機巧，先縱後擒；
③善於用譬喻來陳說事理；
④語氣逼真。
（2）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莊子，後世並稱為“老莊”。主要思想：“無為而治”和“與道為壹”
（課文中老子的文章兩則，莊子的節選《秋水》的最後幾段）先秦道家思想評議：
作者： 竹士 2006-7-20 20:02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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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諸子百家概況（非原創作品）
①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順應自然到天人合壹；
②人性與道德的關系：從返樸歸真到回歸自然；
③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從清靜無為到齊壹超脫；
④人與生活本身的關系：從知足貴身到執道生法。
（3）先秦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墨家學派的創始人）
主張：兼愛、非攻、任賢、節用，反對奢侈，重視功利，否定命運。（課文中為《非攻》壹文）
墨子散文的特點：辟（譬喻）、侔（類比）、援（援例）、推（推論）。
（4）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子（集大成者）
代表論著：《韓非子》（***五十五篇）：主要談治國的法術，供君王采用。（課文中為《說難》壹文）
主要思想：任法術而尚功利，信賞必罰，排斥仁愛。
文化思想上：韓非鄙視壹切藝術、美感的東西。
文章特點：鋒芒銳利、議論透辟、推證事理、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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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子散文，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個學派闡述自己學說的著作，是百家爭鳴的產物。其思想各據壹端，精彩紛呈。正因為它是隨著爭辯的風氣而發展起來的，其基本趨向，就是從簡約到繁富，從零散到嚴整。愈是後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組織愈嚴密。
就本來的意義說，諸子散文是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論說文，不是文學作品。但同歷史散文壹樣，多少不等地包涵著文學因素，在文學史上具有壹定價值。再從更大的範圍，即文化史的意義來說，諸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響中國壹代又壹代的知識分子，這也是研究中國文學史所不可忽視的。
1、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世稱孔子，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孔丘在魯國做過官，又曾遊說四方，但總的來說，壹生是郁郁不遇的。其主要活動是聚眾講學，由此建立了中國古代第壹個私家學派——儒家。他還整理過許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孔丘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在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上是壹個極重要的人物。但後代奉為聖人、當作偶像崇拜的孔子，與歷史上的原貌，並不完全相符，這裏面既利用了孔子學說對統治秩序有利的內容，又有偶像制造者按照自己的需要灌註進去的東西。
孔丘在政治上屬於改良性的人物。他對春秋時代的社會動蕩深感不滿，希望借助周禮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統治制度，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時也反對殘暴的政治，強調“仁者愛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禮讓的態度調和社會矛盾。他是壹個講究實際的人。“子不語怪力亂神”，表現出對現實生活之外的冥冥之物不欲深究、冷漠淡然的態度。同樣，他對抽象的、純思辨的哲學問題也沒有興趣。“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中所討論的問題，大多數是關於現實生活和倫理道德範疇的。他教給學生的也都是些實用的知識。孔丘又是壹個性格頑強的人，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奔波壹生，好學不厭，誨人不倦。在後代知識分子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投下的影關於《論語》，《漢書·藝文誌》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既卒，門人相互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此書專門記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資料。它是用語錄體寫成的，全書比較散亂，沒有系統的組織，先後次第亦無嚴格準則。
《論語》是早期語錄體散文，語言基本上是口語，明白易懂。文字簡括，壹般只敘說自己的觀點，而不加以充分的論證。由於孔丘對現實人生和社會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認識，《論語》中頗多言簡意賅、富於哲理性和啟發性的語句。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雕也”（《子罕》），流傳後世，成為人們常用的成語、格言。
《論語》的記錄者，並沒有在文學上追求壹定效果的意識，但有時通過簡短的對話，顯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壹定的文學意義。如《述而》章：“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寫出孔丘安貧樂道的壹面，較有感情色彩。在孔門弟子中，子路的為人最為魯莽直率，常與孔丘發生沖突，這種對話，性格就更鮮明了。有壹次，子路問孔丘，如果衛君要他執政，他將先做些什麽。孔丘說：“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訓說：“野哉由也！君子於其不知，蓋闕如也。”而後說了壹通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還有壹次，孔丘去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興，孔丘只好發誓詛咒：“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寫出當時的語氣，顯得孔丘對這位學生有些無可奈何。《先進》章中，有較長的壹節，寫孔丘與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在壹起，令他們各言其誌，從比較、對照中顯出各人性格的不同。子路冒冒失失，搶先作答，說了壹通大話；冉有、公西華以謙虛的語言表述了自己的誌向；而後是曾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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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諸子百家概況（非原創作品）
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孟子》與《莊子》是文學性最強的。因為孟軻的為人，本不像孔子那樣深沈莊重，而是自傲自負，鋒芒畢露，好辯而且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反映在文章裏，就不僅僅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罵，絕不作吞吞吐吐之態；文字通俗流暢，無生硬語，又喜歡使用層層叠叠的排比句式，這樣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壹個顯著特點，即富有氣勢。如長河大浪，磅礴而來，咄咄逼人，橫行無阻。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誌，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弗為也；般樂飲酒，驅聘田獵，後車千乘，我得誌，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
《孟子》的文學性，還表現在它善於用形象幫助說理。有時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雞犬放（逃逸），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時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都成為後世常見的成語。
最精彩的是《離婁》中的壹段：
齊人有壹妻壹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人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壹則絕妙的諷刺故事。文字雖短，但寫得精煉，情節有變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結尾，人物內在品格的委瑣與外貌的莊嚴自足，形成強烈的反差，達到美學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銳的諷刺目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銳的性格。這種醜惡現象在社會中始終存在，因而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終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對後世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善於用文學手段達到實用目的，對於既主張以文載道，又重視文學的美感，喜歡在說理中包蘊個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為絕好的典範。試看韓愈的文章，雄肆而嚴整，喜用排比、博喻，與孟文關系最大。
孟軻關於個人修養以及如何理解古詩的壹些看法，對後代文學批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醜》）這裏“氣”指壹種光明正大的意氣情感。後世的文氣說（主要討論作家才性與文章風格的關系）即由此發展而來。他又說，讀古人之詩，要“知人論世”，要“以意逆誌”，都是很精辟的見解，為後世文學批評中重要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