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狀況
20世紀初，伴隨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壹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如吳福禎、陳家祥、鄒鐘琳等人，在進行現代蝗蟲的分類與分布、蝗蟲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觀察、飛蝗的預測及防治工作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到蝗史資料，以期對蝗災發生有個縱深的認識。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家祥《中國文獻中關於蝗災之記載》(寫成於1928年，1938年以英文發表、李鳳蓀《捕蝗古法》(《昆蟲與植病》1933年第1卷)、馬駿超《江蘇省清代旱蝗災關系之推論》(《昆蟲與植病》1936年第18期)。與此同時，壹些歷史學者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了蝗災的統計，如被視為中國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國救荒史》(鄧雲特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就對包括蝗災在內的我國歷代自然災害次數與頻率作了統計。陳高傭編寫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壹，1939年)，輯錄出257年次的蝗災記錄。其中鄧氏所統計的蝗災次數多為後人引用。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狀況
真正意義上的蝗史研究工作開始於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國大規模的藥劑防治蝗蟲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為了更全面弄清蝗災發生規律，當時不少學者對蝗史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曹驥《歷代有關蝗災記載之分析》(《中國農業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討論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災發生情況，及其與旱災、水災、溫度、天敵、人類防治等因素的消長關系；並運用數量統計、對比分析的方法，繪有多種關系曲線表。這是較早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統計古代災害的嘗試，也是後來研究者用得較多的方法。郭郛《中國古代的蝗蟲研究的成就》(《昆蟲學報》1955年第5卷第2期)，對我國古代的治蝗成就進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自然災害搜集組《安徽地區蝗災歷史記載初步整理》(《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第2期)壹文是對該館編制的“安徽省近千年來自然災害分區統計表”中關於蝗災記載的整理分析，得出該地蝗災的發生表現出連續性與廣泛性、蝗災與旱災的發生有壹定相關性等結論。此外還有欽白《歷代捕蝗記》(《安徽日報》1961年8月17日)，兆寅《陳振龍在農業上的又壹貢獻——〈治蝗傳習錄〉介紹》(《福建日報》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劉昌芝《徐光啟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生物學通報》1964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