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他的珠峰行程歷時196天，飛行35000公裏，這可能是珠峰攀登史上用時最長的紀錄。
因為執念而出發，因為對家人的牽絆而用盡全力活著回來。最終，活著，但回來卻用了4個月。
生活啊，就是壹場永遠與不確定性並肩同行的旅途。
4月12日，蒲愛民從深圳出發，從重慶飛抵海拔1400米的尼泊爾加德滿都，再乘小飛機飛到2800米海拔的盧卡拉，沿著著名的徒步EBC線走了12天，到達海拔5500米的珠峰大本營。
這個過程中，蒲愛民幾乎沒有高反，感覺很輕松，“壹路玩下來的。”
而在這次珠峰行程之前，蒲愛民用了5年的時間去準備。包括跑步訓練2萬公裏，爬山訓練累計爬升60多萬米，相當於70個珠峰，體能訓練600多個小時，先後登頂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哈巴雪山，海拔6000多米的玉珠峰和海拔7500米的慕士塔格峰。
登頂珠峰，可以認為是對自我的挑戰、對自然的征服，可以有很多充滿逼格的定語來修飾這件事情。但對於登山者蒲愛民來說，在通往8848.86米海拔的路上，他曾經的那些光鮮亮麗的頭銜都不復存在，他更重要的準備，是準備自己回不來。
或者說，做回不來的準備，再去全力以赴讓自己回來。
4月初，北大匯豐商學院的同學們為蒲愛民踐行，席間打出標語：預祝蒲愛民攀登珠峰成功。觥籌交錯之間，蒲愛民臉上微笑著，但心中想得是：“這可能是我和同學們最後壹次聚會。”
而最終經歷了無數次想要放棄卻依然堅持到最後，蒲愛民覺得，這和他人生的三大夢想有關——上珠峰，讀北大，走世界。
後面兩個夢想已經完成，就讀於北大匯豐商學院，已經去過幾十個國家，而且，還曾經用跑步的方式，7天在地球7大洲跑完了7個馬拉松。
最難實現的夢想，蒲愛民把它放到最後。對於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他而言，這可能是他最後壹個執念。
蒲愛民找到了很多有過珠峰攀登經驗的前輩、隊友、領隊包括夏爾巴向導，向他們請教，了解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以及應對策略。這些人裏，包括王石、郁亮、曹峻，包括無腿登頂者夏伯渝。
“最終證明，他們的經驗對我成功登頂起了很大作用。”郁亮告訴他的是壹個字：熬。堅持就是熬，最後熬到覺得沒有任何希望的時候，就上去了。
在珠峰大本營等待登頂好天氣期間，登山者都要進行必須的訓練項目，攀冰和走梯。
梯子平鋪在地面上，沒有危險，輕輕松松就走過去了。壹些隊員走幾次之後就去休息，而蒲愛民堅持在梯子上來來回回走了3個小時。到後來，閉著眼睛都能完成。
平鋪在地面上的梯子走過去是沒有難度的，但這樣的梯子就架在出大本營之後的第壹道關卡——昆布冰川。高度近1000米，無法繞行，這裏有無數的冰裂縫，隨時都在變化形狀，每天都會發生冰崩，30%的遇難者葬身於此。
“我就要知道，怎樣降低通過昆布冰川時出事的概率。壹是快，二是晚上經過，三是掛繩子，壹路都有繩子保障安全。”但繩子也有繩子的問題，繩子幾十米壹節，每過壹個節點，都要把掛鉤取下來，再掛另壹節上去，這很麻煩，消耗力氣，有人就想為了省力氣就不掛了。“但我就是再麻煩也要掛，它可以降低出事故的概率。只要妳掛著繩子，就算妳踩空掉下去，繩子不斷，掛鉤不斷，還是能把妳救回來的。”
位於六七千海拔處的洛子壁，海拔高差1000米，行進路線向下看，視覺上是垂直的感覺，“向上向下都看不到頭。”蒲愛民大概走10秒休息30秒，氣都喘不上來，他比其他隊友更缺氧，“因為我馬拉松跑的比較快，需要的氧氣量更大。”
高海拔體能這件事，舉個例子。蒲愛民是個環保主義者，平時在深圳登山的時候都會隨時撿垃圾，在珠峰上，他保持了這個習慣。
他拍了壹張照片，照片上只有十幾片塑料包裝袋。只撿了這麽多，並不是因為珠峰上的垃圾少，而是隨著海拔升高，每次撿垃圾需要的壹蹲壹起這兩個動作，已經會極度消耗體能。
讓他還比較欣慰的是，從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撿起的十幾片包裝紙，都沒有中文，“我就想這都不是中國人扔的吧。”
在夢想與現實之間，最大的掣肘是家庭。
直到出發以前，蒲愛民都在權衡實現夢想和家庭責任二者之間的關系，“壹直在考慮，必須要考慮，這是無法回避的。”
蒲愛民在深圳創業20年，已有壹子壹女，他給家裏留了家書。說是家書，換個角度，其實和遺書性質差不多。
在家書裏，他交待了該交待的事。最主要是交待孩子，他寫下來壹些希望：希望他們茁壯成長，自強自立，永不放棄。
至少有好幾次，蒲愛民覺得自己有掛掉的可能，直到5月12號，在珠峰大本營準備的蒲愛民聽到了有兩位登山者在登頂過程中死亡的消息，他真切地覺得，死亡離自己已經如此之近。
死亡真正逼近蒲愛民的位置是在海拔6200米左右，在從C1到C2的路途中，雪崩向他飛奔而來，那壹刻，他能做的，只是趴在雪地上。
雪崩中死亡的人，大部分是因為被氣浪掀起來摔下去，趴著是唯壹的辦法。對於雪崩，無法預計，也無法做準備，純粹靠運氣。電影裏演的雪崩來了人就跑，“那是跑不掉的，妳怎麽能跑得過它呢，而且妳在高海拔上跑兩步就跑不動了，走都走不動，怎麽跑。”
最終，雪崩在距離蒲愛民100多米的地方停下來，他人生中第壹次有了只能聽天由命的挫敗感。
“怕與不怕，都不會減小出現危險的可能，我能去做的，就是盡可能周全準備，縮小這個概率。”蒲愛民覺得，這是他作為丈夫和父親必須的責任。
最終，也是腦海中不斷閃回的家人的畫面，讓他平安平安歸來。
登頂的最後壹道關卡是希拉裏臺階，以人類第壹位登頂珠峰的登山家名字命名，是只容壹人通行的狹窄山脊，兩邊都是懸崖。這裏位於8800海拔，珠峰之頂，已經觸手可及，但幾十米的高度，恰恰又是登珠峰死亡率最高的壹段路。
這最後的壹段，因為要依次通行，每年登珠峰的人都要在這裏排隊等候，往年最長有排隊4個小時的，也有人因為排隊時間太長堅持不住而登頂失敗。還有人因為等待體能耗盡，人就沒了。
今年因為疫情人少，蒲愛民在這裏只排隊半小時。
在向上的時候，蒲愛民突然發現前面有個人橫在路上，腿就伸在路中間。“是壹位已經去世很多年的登山前輩。”
蒲愛民說看到這壹幕時的心情，有敬仰也有恐懼，敬仰他把自己永遠留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恐懼的是，他再壹次想到自己，有沒有可能下不去了？
站在珠峰之巔、世界之巔，那壹刻，蒲愛民並沒有覺得自己幹了壹件挺牛逼的事兒。此前他取經的時候問過的所有人都說登頂了也不會覺得自己了不起，蒲愛民當時覺得他們的回答不太可信。
在這壹刻，蒲愛民首先是松了壹口氣，“終於熬到頭了。”
接著，讓夏爾巴向導為自己拍照片。
然後，他小心翼翼站在珠峰峰頂小小的平臺四下裏看了看，想著，“我已經到這兒了，要記住這裏的樣子。”同時，那個瞬間，他忽然有壹種“全世界都在我下面”的想法。
做完上面這件事，大概花了10分鐘，他就開始下撤。
“登頂了，我只完成了壹半工作。”全力以赴上去，而下撤，蒲愛民心裏只有壹個目標：活著！
“無論如何都要活著下去，這是我最真實的想法。”
下撤途中，也很兇險。在壹處懸崖冰壁，蒲愛民的冰爪突然被路繩纏住，剎那之間人反轉倒掛，繼而快速下墜，很快下降器鎖住了繩索，下墜停止了，但蒲愛民被倒掛著，等向導趕到才被救下。
有夏爾巴人運送壹位受傷者下山，八個人只能運送壹個人，而且不是背不是抗，受傷者在雪地上拖行。
這讓蒲愛民想到之前聽到的壹個笑話，說只要足夠有錢，可以請夏爾巴人擡上珠峰。“往下運，八對壹，都只能拖行，往上？多少錢都不可能。“
今年與蒲愛民同時攀登的，有壹個來自中東的王子，世界上最有錢國家之壹的王子，登珠峰還有十幾個保鏢跟著，夏爾巴人也請了幾十位，但登頂珠峰，仍然要靠他自己壹步壹步去完成。
登頂之後，蒲愛民5月28號下撤到加德滿都，壹邊休息調整壹邊等待早已預定的6月6日回國航班。幾天後，他收到航班取消的消息。從這時起，蒲愛民發現自己陷入了無窮盡的等待之中。
航班壹路改期，從6月底、7月、8月，再後來到10月，最後壹次改期，航班時間已經推到11月11號。歸期永遠遙不可及，他覺得，在加德滿都等待回國的航班，基本就沒戲了。
在尼泊爾，其他登山的隊伍裏有中國人飛到埃及，說是開羅有飛機回國。於是，8月24日，蒲愛民飛抵埃及。
但在埃及他也回不去，因為不給他綠碼。
此時，在他的信息渠道中，只剩下從美國回國這壹條路。壹個月後，蒲愛民從埃及飛到了美國西雅圖。
西雅圖仍然不給他綠碼，各地各時段的政策不盡相同，在這裏的要求是，不能是從第三國中轉回國。
按規定在美國待了足夠長的時間後，10月3日，蒲愛民從洛杉磯飛到廣州。
經過14+7天的隔離，10月24日，蒲愛民回到深圳家中。
此時，距離他4月12日離開深圳踏上珠峰行程，已經過去了196天。
這次回家，蒲愛民用了4個月，飛行3萬5千公裏。
剛下撤到加德滿都時，蒲愛民身體疲憊，但精神極度亢奮，畢竟是成功登頂並且安全下撤，很開心。同時，加德滿都又是個旅遊城市，等待回國的時間完全不寂寞。即便6月6日航班取消，他也沒覺得這事有多重要。
“以前說出國難，從沒想過回國會這麽難，從沒想過會滯留在國外回不來。”
在蒲愛民看來，國外疫情嚴重，國內為壹些重要活動取消航班很正常。而之後，八壹、十壹，航班壹路往後延期，他也還是充滿希望，“肯定能回國，飛機肯定會有的。”
延期到十壹之後，他覺得有點不對勁了，當地很多人在說，可能到年底之前都回不去。
懷揣看世界夢想的蒲愛民已經去過了幾十個國家，但在2020年初疫情開始之後，他沒有出國，“如果知道回國這麽難，我會考慮明年再去登珠峰的。”實際上，蒲愛民此時正在經歷的，是因疫情滯留海外無法回國的很多人的日常。
在尼泊爾和埃及滯留期間，蒲愛民壹直住在酒店，日開銷在3-5百元之間，自己經濟條件尚可，且可以線上辦公，蒲愛民還沒覺得有很大壓力，但在這期間，他真切地感受到很多普通打工者的艱難。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外時間更久，其中有些是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在國外，之後就壹直沒法回來。他們本身收入就不高，還有很多已經失業，經濟壓力相當大。
更尷尬的地方在於，尼泊爾的旅遊簽證最長150天，到期前必須離境，否則就屬於非法滯留。有壹部分中國人，要麽是過去旅遊，要麽是路過尼泊爾，壹直等到簽證到期都無法離開，形成了壹個兩頭不靠的局面。
這就要面對兩個結果，壹是驅逐出境，二是罰款。驅逐是沒地方可驅逐的，只能罰款，罰金是每天8美金。後來大使館出面做了溝通，罰金降到每天3美金，但長時間滯留下去，這仍是壹個不小的負擔。
對蒲愛民來說，讓他崩潰的地方在於等待好像永遠沒有盡頭。
“如果確定在哪個時間是壹定可以回國的，那都可以等，但這個情況是，不知道要熬到什麽時候。”
就像登珠峰，根據手表上的海拔變化，就知道離登頂還有多遠。但要是不知道珠峰的頂是8848米，那山究竟有多高，攀登何時才是終點？
因為各國對疫情的政策不壹樣，蒲愛民在埃及和美國都沒有被隔離。在美國，他特地去超市看有沒有紙巾，因為當時國內有自媒體說美國紙巾都被搶購壹空，但蒲愛民看到的情況是，當地超市壹切正常，他還專門拍了超市裏的視頻發給國內的朋友。包括戴口罩的事情他也留意了壹下，室外有人戴有人不戴，但進便利店這些地方，店員是拒絕不戴口罩顧客進入的。
壹邊是手機上的關於美國的信息，壹邊是身處美國超市裏看到的實際情況，這時候他覺得，信息的傳遞是有些偏差的。
在美國等待回國的時間，蒲愛民是有盼頭的，他知道待夠時間就可以走。這段時間他和隊友住在美國的家庭旅館裏，和美國房東住在壹起，有公***廚房，每天都去買菜做飯。
等待歸國的日子，也是熬，生活開銷加上機票，也是不小的支出。但蒲愛民仍然覺得幸福，畢竟不用再擔心自己回不來，和北大同學們的聚會可以繼續，孩子們的成長路上，不會缺少
他的陪伴。
珠峰的盡頭不是8848海拔，而是家。
登珠峰難，回家更難，但還是回來了。
這比什麽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