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50多歲了，地道的紹興人。雖然很早就出外打工，跑過遼寧、河北、湖北、福建等很多地方，但因為都是和紹興人在壹起生活幹活，所以普通話壹直沒啥進展，實在不行就說些紹興普通話出來。後來不漂了，穩定了，但因為在建築工地工作，接觸的又偏偏大多是外省的人。
壹天中午，公公接了個電話，對方來問啥時候匯款，公公便要求對方先把銀行賬號報過來。對方報完卡號後，說這銀行卡是他老婆的。公公就問：“那妳老婆叫什麽名字，怎麽寫？”……“傅，哪個傅？”“古？到底是傅還是古？”這樣反復了幾次，公公急了，嗓門提高了些。“又是古又是月，到底是啥，妳不是說姓傅嗎？”在壹旁的我說：“是不是古月胡？”公公聽我壹說，問道：“是不是胡？劉胡蘭的胡。”公公說的劉胡蘭是典型的紹興普通話。婆婆在壹旁偷笑，對我說：“妳看，他的‘彩色’普通話又出來了。”結果雙方自然還是沒法順利交流。我說：“是不是胡蘿蔔的胡？”公公重復我的話，問了對方，這下總算對了。可是當公公問第二個字怎麽寫的時候，又沒法交流了。“登？登高的登嗎？”……“那是哪個字？說普通話呀！”
汗顏，看著他們倆這樣辛苦，我真想拿過手機來接。最後，我跟公公提議，讓對方發短信過來吧，省得這樣直著脖子喊，其實完全跟聲音大小沒關系，只是雙方語言不通，對方是四川人，帶有濃重的口音，雖然公公壹再說：“請講普通話！”說實話，公公的普通話也不咋樣，那個‘彩色’普通話讓對方夠嗆。但是通常只要我們說壹遍普通話，他還是基本能依樣畫葫蘆的。 ■寒 露
“斑斑”與“掰掰”
2008年4月，經浙江省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測試，我的普通話水平被確認為二級乙等，應屬中等水平。可相比從小就講普通話的女兒，仍差壹大截。
我和女兒平時已習慣說普通話，但跟她交流時，難免被她數落和冷嘲熱諷。尤其是在給她聽寫詞語時，常常因為我報出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害她聽寫錯誤。記得在她中考前夕，聽寫作業特別頻繁，我出錯也是三天兩頭，不是讀錯字就是讀錯音。如：緘默的“緘”（jiān）第壹聲，我會讀成第四聲“jiàn”；余晷的“晷”（guǐ），讀成“jiù”；愜意的“愜”（qiè），讀成“xiè”……在女兒面前出錯越多，在其心中的威信便越來越低，我內心也就越發感到不安了。為重樹威信，此後，我常把字典相伴左右，壹遇狐疑之字，便查個水落石出。讀錯字的情況倒是少了許多。而因舌頭僵硬，讀不準音的情況還是時有發生。
前天我倆壹起看電視時講起電視劇《三國》，我讓她跟我壹起看（她還沒看過），還跟她說了劇中主要演員。她說電影《赤壁》中金城武飾演的諸葛亮肯定比陸毅演得好，我說：“未必，妳別媚外了。”我卻把“媚”（mèi）讀成了“mài”（音諧“麥”），她看我讀這詞繞嘴了半天也沒讀準確，自己忍不住用標準普通話脫口而出。我也只有自嘲壹番的份了。
我父親的普通話自然更不標準了，每次叫女兒名字“雲蕓”(yúnyún)，總是叫成“yǒngyǒng”（音諧“永永”），我女兒聽得直吐舌頭，還嚷嚷著：“難聽死了，我以後要改名！”
女兒至今未改名。而且，久而久之，也習慣了我們弊腳的普通話。我父親把女兒最近養的寵物狗“斑斑”（bānbān），總是叫成“bāibāi”（音諧“掰掰”），也不見她表情異樣。偶爾反倒會跟著我們講幾句不標準的嘉善話。只是，聽她講嘉善話，估計跟她聽我們講普通話的感覺是壹樣的——別扭！
■水中花
鬧笑話後學說普通話
我老家是武漢，在嘉興打工已有5年。剛出來打工時，我的武漢話常常讓同事們摸不著頭腦，並鬧過不少笑話。
壹次上班途中，老板要我去商場買點辦公用品。在商場，剛好碰上有壹個櫃臺在優惠推銷童鞋，便給孩子買了壹雙。辦完事回到辦公室，我隨手將鞋甩在桌子上，然後又出去開會。下午臨下班時，我才開完會回到辦公室，忽然發現桌上的鞋子不見了。我急得大聲喊起來：“誰看見我孩子的鞋（武漢話念hái）子啦？”“孩子的孩（鞋）子？那豈不是孫子嗎？”同事們大笑！我也窘得滿臉通紅，都是方言惹的禍喲！
從那次起，我下決心學說普通話。為了能準確發音，我還拜上小學的兒子為老師，教我漢語拼音。平時用手機發短信，我也選擇用“拼音輸入法”來代替“筆畫輸入法”，以提高自己的拼音水平。通過半年的學習，我的普通話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再也沒有鬧講方言的笑話了。 ■蘇應純
“麻花”雨
小時候說不準普通話的笑話有壹籮筐，現在回憶起來第壹次出洋相是在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那時候盡管縣裏的小學也教學生說普通話，但那都是在課堂上說的，而且也不太標準。回到家後說的生活用語全部是嘉善土話，記得有壹天我的姨父從北京來到嘉善，我媽買了些蝦、蟹等水產品招待客人，我是第壹次見到姨父就熱情地對姨父說：“姨父，您吃點‘彎專’！”“彎專？”姨父重復著這兩個字，壹臉茫然地看看桌上的菜，又看看我，不知道這是壹道什麽菜肴。媽媽笑著說：“‘彎專’是嘉善的土話，就是蝦，妳多吃點……”我的臉騰地壹下紅了起來。
第二次出洋相是在中學裏，那時我離開嘉善不久，普通話還說不太標準。有壹次上體育課，那次體育課的科目是在操場上練擲鐵餅，當全班同學排好隊剛要走出教室時，我突然看到外面在下小雨，就立刻舉起手說：“報告老師，外面在下‘麻花雨’”。只聽班級裏“轟”地壹聲傳出壹片笑聲，壹個男同學怪聲怪氣地說：“只聽見過下酸雨，沒聽見過下‘麻花雨’的，同學們，想吃‘麻花’的趕快往外沖……”我窘得滿臉通紅，真恨不得有個地洞鉆了進去。
第三次講錯話則是在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那天，我們開新同誌見面會，互相介紹姓名、籍貫，然後是總結。最後，我對著我的壹班人說：“我們班的小李來自東北，小蔣來自上海，小孫來自河南……我們班裏的人‘倒’處都有……”就這壹個“到”字念成了“倒”字，被我們班裏的人“奚落”了幾十年，每次聚會時總拿我說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因此給我敲響了警鐘，壹定要學好、說好普通話。
■範 平
開會通知
單位要進行人事改革，主任讓我電話通知各科室選出的職工代表到會議室開會。為了會場秩序，主任特別強調，不能打手機、不能亂討論。
我剛應聘單位秘書不久，對單位人員還不是很熟。好在有張單位職工聯絡表，我趕緊看著聯絡表逐個給職工代表打電話通知。害怕出錯，我還特別用了普通話。還算順利，全部通知到位。
會議按時舉行。當主任宣布開始對改革方案進行民主表決時，大夥忽然都掏出手機撥號，在電話裏大聲討論起來，壹時間會場亂糟糟的。主任氣急敗壞地大聲制止著，大夥莫名其妙。壹年長的代表站起來壹臉無辜地說：“不是電話裏通知我們邊打手機邊討論的嗎？我們正在用手機和班組同誌保持聯絡，進行緊急討論啊！”
主任鐵青著臉看我，我壹臉委屈地說：“我用普通話給他們都強調了，別打手機別討論……”不等我說完，主任就“撲哧”壹聲笑出聲來：“好妳個閆秘書，妳講的是哪國普通話，我聽起來也是邊打手機邊討論呦！”
■閆養民
被妻逼學普通話
妻出生在城市，從小就是壹口標準的普通話；我出生在農村，滿口方言。戀愛那會，妻特別愛聽我說家鄉話，她說我說家鄉話就像唱歌壹樣，十分有味道。
結婚頭幾年，妻的普通話和我的家鄉話在壹個屋檐下相安無事。可孩子壹出世，情況就發生了變化：妻單方面把普通話定為我們家的“官方語言”，強迫我學說普通話。懾於妻在家中的絕對權威，30歲的我開始學普通話。
說慣了家鄉話，舌頭像轉不過彎壹樣，學起普通話很別扭。妻給我制訂了嚴格的學習計劃：每天必看中央壹臺的《新聞聯播》，學習領悟播音員的發音；每天用普通話朗讀文章半小時。就這樣，經過壹年多的“魔鬼訓練”，我能說壹口不錯的普通話了。妻戲稱我們終於有了***同語言，未來的生活壹定會更和諧更美好！
雖然當初被妻逼學普通話，我有點不情願，但現在學會後我還是很感激她。因為在日常工作中，普通話給我帶來了太多的便利。特別是出差在外時，壹口流利的普通話讓我與五湖四海的客戶溝通更愉快更開心！
當然，每年春節回農村老家時，我還是說我的家鄉話。濃濃的鄉音鄉情在那個時刻總像故鄉的老酒，醇厚纏綿！ ■明偉方
普通話裏的鄉音
從出生到去省城上學之前，我壹直是踩著家鄉的泥土，說著土得掉渣的家鄉話長大的。語言簡單樸素得如家鄉的村莊田野壹樣簡單，雖不華麗，卻也有幾分韻味。
盡管我喜歡家鄉的語言，就如同喜歡我沒有矯飾的母親。但到省城報到時，我還是改變了自己的想法。主要原因有兩點，壹是在我的印象裏，城裏人都說普通話，如果保持鄉音，會有壹種無法融入城市的感覺。二是自己著實也想改變壹下自己，以壹種全新的面貌開始壹種新生活。
對我來說，改說普通話似乎沒有碰到太大的麻煩。但話裏的鄉音難改，音調不準是常有的事。最讓我頭痛的是“四”和“十”總是無法分開，鬧過不少笑話，又很難進行解釋。最後不得已，只好打起手語。“四”就伸四個手指頭配合，或者幹脆說兩個二，十也是如法炮制。無奈的是，因為舌頭硬，這兩個字到現在也說不準確。
平時與同事或家人說話，偶爾高興了，話裏不免攙雜了壹些家鄉的方言。於是人家便問了，妳說的那個詞是什麽意思，我只好無奈地解釋壹番。那次，老婆和兒子買回來幾份涼皮。兒子很納悶，為什麽同樣的分量，爸爸的顯多呢？我說，大概是“滂”了吧。兒子問，“滂”是什麽意思啊？我解釋說，就是漲的意思，兒子才恍然大悟。
每次家裏人到城裏來，或者自己回家，我都習慣說家鄉話，進入那種氛圍，家鄉話不需要進行特別轉換，就直接呼出來了，這也是壹種入鄉隨俗吧。而每次回來或家人走後，總會很難把家鄉話再變回來，於是兒子便瞪著眼說，老爸，妳說得真難聽啊！
我心裏明白，沒有在農村生活過的兒子怎麽能理解我對鄉音的感情呢？當初想學普通話，而現在，遠離家鄉的我又突然懷念鄉音了。
■孫建文
“誰知盤中餐，立立腳辛苦”
我學習普通話的“啟蒙老師”是我的母親。母親年輕的時候也算知識青年，但她剛讀完初中，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農村。插隊的時候，母親當過幾年小學教師，所以她對自己的普通話水平是很自信的。在我牙牙學語的時候，母親便積極踐行“說好普通話從娃娃抓起”的理念，用普通話教我叫“爸爸”、“媽媽”等。待我再長大些，她便開始教我讀唐詩、念兒歌。
壹天吃飯的時候，我因為心急著出去和小朋友玩，三口兩口就把飯扒完了。“媽媽，我吃好了，我出去玩了哦。”我放下碗筷就往外跑。“等下！回來！”母親把我叫住了。我乖乖地回到飯桌邊。“妳看看，碗裏還剩那麽多飯粒，多浪費啊！把飯粒吃幹凈再去玩。”“哦……”“媽媽前幾天教過妳壹首唐詩，怎麽說來著？”母親突然想到要用唐詩來教育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jiā（皆）辛苦。”我邊扒著飯粒邊跟著母親念：“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立立腳（嘉善話‘腳’發‘jiā’的音）辛苦。”心想著，這首詩寫得好啊，寫出了農民伯伯幹活的辛苦，腳站得久了當然辛苦啦。從此，我便記住了這首詩，每次母親讓我背詩，只有這首詩我能完整地背出來。後來，我上了小學，在書本上看到了這首詩，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不是“立立腳辛苦”，而是“粒粒皆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