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襄陽壹直和河南南陽爭諸葛亮躬耕地，南陽重視文化歷史資源，偏向文獻史料、文學和文物證據的調查研究、搜集與整理；而襄陽偏向公關宣傳和造勢，利用廣告效應混淆“寓居隆中”就是“躬耕南陽”。
兩地在歷史上的爭奪在巧合中充滿了趣味。清道光年間，籍屬湖北的顧嘉蘅到南陽就任知府，其時，襄陽人和南陽人打官司爭搶諸葛亮，顧知府既不便得罪襄陽，又不願觸怒南陽，情急之下，寫了壹幅對聯：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此聯置放於武侯祠。但顧知府和稀泥並未消融紛爭，反而讓兩地更加理直氣壯地爭搶諸葛亮，且“對聯門”之後，兩地的芥蒂越來越深。
1990年，中國郵政發行了《三國演義》特種郵票第二組，其中的壹張“三顧茅廬”又觸動了南陽襄陽的舊怨。兩地都爭奪該組郵票的首發地，“郵票門”由此爆發。最後，只好讓兩地都舉辦了首發儀式。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語文教材重新收錄了《隆中對》，註稱：“隆中，山名，位於湖北襄陽。
《出師表》中對“南陽”壹詞註解為：“南陽，郡名，現在的湖北襄陽壹帶。”此註釋明顯違背了最基本的歷史事實，此舉激怒了南陽上下和國內文史界，“教材門”爆發，南陽市還舉行了萬人簽名的抗議活動。此事人教社已向南陽方面致謙。
2008年6月8日，中央電視臺某欄目插播了壹則湖北襄陽的城市廣告——“諸葛躬耕地，山水襄陽城”又激起了南陽人的抗議，為“廣告門”。此後不久，此廣告便停播。
2014年8月28日，《諸葛亮》郵票南陽首發，在“首發原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舉行，再次明確諸葛亮南陽躬耕地的歷史地位。南陽臥龍崗是諸葛亮的真正躬耕地，南陽諸葛草廬是三顧茅廬的真實發生地，南陽是諸葛亮文化的重要傳承地。發行《諸葛亮》郵票，並在南陽舉行首發活動，意義更加重大，也更加特別。不僅能夠進壹步弘揚和傳承諸葛亮文化，而且，更能夠進壹步提升南陽諸葛亮品牌的知名度，擴大南陽的影響力。
部分史料認同諸葛亮曾寓居襄陽隆中，如《資治通鑒》“初，瑯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史學家認為隆中在襄陽，和後來諸葛亮躬耕南陽沒有直接聯系。但襄陽為何強勢爭奪“諸葛亮躬耕地”，用意比較明顯，為發展襄陽旅遊業擴大影響，便於招商引資。而南陽方面則重視對文化歷史資源的保護，在南陽人意識裏，諸葛亮躬耕地在南陽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了，襄陽再爭也不能改寫歷史，所以顯得不夠積極。也許南陽的名人資源太多了，南陽人不屑於跟襄陽人爭論，畢竟大量的文史記載和文物都證明了諸葛亮的確躬耕於南陽。 河南學者石小生，《河南大辭典》常務執行主編，多年來傾心研究有關河南的歷史和民俗。他從2003年開始關註諸葛亮“躬耕於南陽”所蘊藏的隱秘。他認為，在爭議雙方都認可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這壹歷史事實的前提下，只有回歸到東漢至西晉時期“南陽”這壹歷史地理名詞的認知中，才能真正確定諸葛亮躬耕地。 本報記者“六問”石小生，擬揭開“南陽”壹詞的秘密。
弄清歷史就必須從“躬耕於南陽”切入
壹問：襄陽說的觀點是如何形成的？
石小生：《三國誌》問世後的百余年後，在東晉襄陽人習鑿齒的《漢晉春秋》中提出“亮家於南陽郡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裏，號曰隆中”之後，才以訛傳訛形成了襄陽說的主要觀點。這也是“襄陽”、“南陽”兩說紛爭的主要起因。
應當指出，“襄陽說”的另壹理由“歷代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地在襄陽隆中是壹致的”本身就不準確，《後漢書》、《三國誌》就從未有過諸葛亮躬耕襄陽、隆中的任何記載。
而《三國誌》只告訴了我們這麽壹句話“躬耕於南陽”，所以，我們今天去解讀諸葛亮的躬耕地時，也只能從這壹句話切入。
我們今天重辨這個問題時，應排除漢晉以後相關此事所有有爭議的觀點，讓歷史回歸到沒有爭議的漢晉正史《後漢書》、《三國誌》本身和此前的原始史料以及後世兩說均認可的史料中去，根據其行政區劃的沿革，確定南陽究系何處。
襄陽設郡升格與南陽郡對等24年後，諸葛亮始寫“躬耕於南陽”
二問：諸葛亮《出師表》時已設襄陽郡，今天的隆中與南陽是什麽關系？
石小生：由於朝代更換，行政區劃也經常變化，自古以來人們都有壹個習慣，即追述歷史時，除必要時引用古地名外，壹般均是用著書時的地名註明歷史事件的發生地，這壹點《三國誌》的作者也不例外。
建安十三年(203年)，曹操就設襄陽郡，管轄南郡的襄陽、中廬、邔縣、宜城、鄾縣、臨沮，又轄原南陽郡的山都和鄧縣，襄陽升格為與南陽郡平行的地位。20余年後，即三國蜀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寫《出師表》，有“躬耕於南陽”壹句。此句的“南陽”與襄陽應沒有任何瓜葛。就像今天的清豐、南樂縣人不再說自己是河北人，武安、臨漳人說自己是河南人壹樣(新中國成立前清豐、南樂等5縣屬河北省，武安、臨漳等5縣屬河南省)。
這種表述，在《三國誌》中表現得非常清楚：如《蜀書七·龐統傳》：“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蜀書九·馬良傳》：“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而同時的南陽人黃忠、文聘、韓暨則註明為：“字漢升，南陽人也。”“字仲業，南陽宛人也。”“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古人籍貫，向來以郡望為主，即郡在前，縣在後，郡治地也可以只稱郡。上述傳記表明，在這壹時期，襄陽和南陽是對等的，都是郡，同時，鄧縣此時屬襄陽郡，不論今隆中是否屬鄧縣，在此階段，在諸葛亮和陳壽的心目中，已升格為郡且管轄著隆中地區的襄陽絕對不可能和同為郡的南陽混為壹談。今隆中更不可能和南陽畫上等號。
陳壽認為“南陽”就是南陽，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沒必要再註釋
三問：陳壽著《三國誌》時用的地名，是何時的區劃？
石小生： 陳壽（233~297年）寫《三國誌》為泰始十年(274年)前後，距諸葛亮躬耕南陽(建安二年至十年，即公元197至207年)已近70年，如全用70年前年的區劃，必然會給當時的讀者帶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所以，通觀全誌，陳壽用的基本是西晉初年的區劃和地名。
在晉太康年間(280至289年)，三國歸晉後的晉武帝分南陽郡南部的今新野、鄧州市、唐河、桐柏及今湖北的棗陽、隨州等縣設立義陽郡，治所新野。又將建安十三年劃歸襄陽郡的古鄧縣分置鄧城縣，轄今樊城壹帶，歸襄陽郡。鄧縣則歸義陽郡。分南陽郡西南的今西峽、淅川及湖北的十堰、均縣、老河口壹帶設南鄉郡。
在東漢末屬南陽郡的新野，在標註人物籍貫時，陳壽從未用東漢三國時期的區劃標明為“南陽新野人”。而在《後漢書》中的新野人士均註明為“南陽新野人”，如鄧芝的先祖鄧禹為“南陽新野人”，凡襄陽人均註明“南郡襄陽人”，如《逸民列傳》中的龐公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龐德公乃龐統之叔。
試想，如果諸葛亮躬耕地果真在隆中，陳壽能對《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這樣與當時行政區劃明顯不符的錯誤記述視而不見嗎？對前史中因行政區劃變動而產生名稱、歸屬變化的地名進行必要的註釋，是史學家的基本常識。依陳壽這樣著名史學家的水準是不會犯這樣的遺漏的。事實可能只有壹個，就是陳壽認為“南陽”就是南陽，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以沒必要再註釋。
“南陽就是隆中”這樣離奇的結論，要麽是後人的移花接木，要麽是臆測，要麽就是偽證
四問：在東漢和三國時期，南陽是否指宛城?
石小生：在東漢三國時，南陽是壹個郡名，如《魏誌·袁術傳》：“南陽戶口數百萬”。所以，在《三國誌》裏，凡在南陽郡內發生的事件，具體地點多數標註的很清楚，如《魏書壹》：“二年春正月，公(曹操)到宛。”等等。這裏的宛，就是南陽郡治，即今天的南陽城區。
《後漢書·地理誌》載：“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有工官、鐵官。莽曰南陽。”王莽是第壹個把南陽這個名字冠於宛城頭上的。自此以後，南陽壹指南陽郡，也指宛城。
《後漢書·誌第十》：“後壹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印、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這裏使用的是南陽，同壹事件在同書光武帝紀、劉玄列傳中使用的都是宛城。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作為郡名的南陽、荊州、南郡等常與具體的屬地縣名如：葉、穰、舞陰、昆陽、襄陽、公安並列使用，所以，在史書中大量郡名的使用已不是泛指整個郡境，而是具體指郡治所在地。如前文中的“漢兵起南陽，至昆陽。”“從南陽還，道寢疾，至葉，崩。”這些記載，不用註釋，誰都知道是從郡治宛城到的昆陽和葉縣。如果依“襄陽說”，“南陽”就是指南陽郡全境，宛城才是今南陽市區，隋以後兩名才可以互替，那《後漢書》和《三國誌》就沒法看了，難道漢武帝“漢兵起南陽，至昆陽”還需要考證是從南陽郡何地發兵嗎？所以，“襄陽說”認為隋改宛縣為南陽縣是宛縣歷史上第壹次以“南陽”為名的觀點是不對的。
在上述兩部史書中，我們很難再找出壹個用“南陽”的地名稱呼宛城以外某地的事例。從這個角度來看，“南陽就是隆中”這樣的結論，要麽是後人的移花接木，要麽是臆測，要麽就是偽證。
諸葛亮《後出師表》中也提到了南陽，這個南陽是指宛城無疑
五問：《後出師表》有真偽之爭，能否影響它對“南陽”壹詞的界定？
石小生：沒有影響。
《後出師表》最早是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偽托說認為是諸葛喬（204~229年）寫存，諸葛恪（203~253年）鉤致。
《後出師表》中稱：“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於南陽……”這裏的南陽，是指曹操在宛城為張繡所敗，身中流矢之事。
諸葛喬和諸葛恪兩人是諸葛亮的侄子，均與諸葛亮同時在世，不論真偽，他們與諸葛亮在南陽地名的認知上也應該是壹致的。
因此，《前出師表》中的“躬耕於南陽”，與《後出師表》中的“困於南陽”壹樣，都指的是宛城。
如果按照“襄陽說”的觀點，《前出師表》的南陽是鄧縣之隆中，《後出師表》的南陽也應是鄧縣之隆中，豈不貽笑大方？
諸葛亮用“南陽”和“草廬”，而不用“襄陽”和“隆中”，不是對襄陽沒有感情，那裏畢竟是他生活過的地方，只是他躬耕之地確實不在那裏，而是在南陽
六問：諸葛亮出山之前的活動路線是什麽樣子？
石小生：隆中是諸葛亮在襄陽的家，是故宅，南陽臥龍崗是諸葛玄死後諸葛亮與其弟不願依附劉表重新尋找的躬耕之地。
關於這壹點，不能不提到後人習鑿齒。習鑿齒(？～383)，襄陽人。世代為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郁之後人。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逸人高士傳》、《習鑿齒集》等。
他在《漢晉春秋》中說：“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裏，號曰隆中。”另外，《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記載，他從滎陽太守任上回襄陽後，給桓溫弟秘信中說：“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遺事猶存，星列滿目。”正是這些記載，引發了“襄陽”、“南陽”兩說的爭端。後來，《水經註》、《三國演義》等根據他的記載，才逐步演變成“躬耕隆中”、“隆中對”等觀點來。
但我們如果仔細研究習鑿齒關於諸葛亮故居的記載，可以發現均沒有“草廬”、“三顧”這樣的關鍵字眼，他只是提到隆中是諸葛亮的故宅和居住地。
《三國演義》第三十六回講述“(徐)庶曰：玄卒，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嘗好《梁父吟》。所居之地有壹岡，名臥龍岡，因自號臥龍先生。……鳳雛乃襄陽龐統也。伏龍正是諸葛孔明。……玄德如夢初覺。引眾將（由樊城）回至新野，便具厚幣，同關張前去南陽請孔明。” 劇中說成襄陽，河南南陽要求劇組道歉
諸葛亮的《出師表》裏曾寫道：“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但關於諸葛亮躬耕地，湖北襄陽與河南南陽已經爭了上千年。而新《三國》又在這個問題上點了壹把火，因將躬耕地“搬”到了襄陽而引起南陽的強烈不滿。
新《三國》“偏向”襄陽
“新《三國》第32集裏的壹場戲，把躬耕於南陽的諸葛亮說成是居住襄陽隆中，把臥龍先生隱居的南陽臥龍崗也搬遷到了襄陽。”6日，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副會長張曉剛向記者述說了他的不解和憤怒，“簡直是胡編亂造，新《三國》咋能這樣不嚴肅呢？”
記者註意到，新《三國》第32集有壹場戲，徐庶向劉備舉薦諸葛亮時說：“襄陽城外三十裏，有壹片山野名叫隆中，住著壹位當代奇才……此人姓諸葛，字孔明，因為住於臥龍崗上，所以又號臥龍先生。”
張曉剛說，根據歷史記載，三國時，襄陽是壹個很小的縣，當時更沒有隆中這個地名。隆中當時叫“阿頭山”，新《三國》中徐庶說襄陽城外三十裏，有壹片山野名叫隆中，簡直成了壹句極其“穿幫”的笑話。張曉剛表示：“新《三國》依據的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既寫了諸葛亮曾經居住於襄陽，又寫了諸葛亮躬耕於南陽臥龍崗。”
南陽網友臥龍崗前砸電視
新《三國》將諸葛亮躬耕地搬到襄陽的劇情，引起了南陽人的強烈不滿。南陽網友在臥龍崗山門前“千古人龍”牌坊，拉起條幅。30名小學生齊聲誦讀前《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活動最後，幾個人擡出壹臺電視機，當場砸毀。
南陽要求新《三國》道歉
新《三國》何以如此？張曉剛分析認為，新《三國》播出時，襄樊在央視力推其早已錄制的宣傳片，再結合幾年前發生的襄樊人運作更改教科書事件推測，襄樊與新《三國》劇組幕後應該有著某種密切聯系。
張曉剛說，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將新《三國》的行為視為壹種掠奪，將諸葛亮、臥龍崗從南陽奪走，其實就是掠奪了南陽的文化資源和人文資源。新《三國》的導演、編劇應對此事做出回應，及時改正錯誤做法，向南陽及所有被誤導的觀眾致歉、謝罪。否則，南陽諸葛亮研究會將采取必要的手段，甚至訴諸法律來維護南陽歷史文化資源、人文資源的合法權益。 躬耕地和故居地著名作家、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周同賓說：躬耕地和故居地是兩個概念，只要是住過的地方，有房子的都可以稱為故居地。諸葛亮在山東，河南葉縣、唐河桐寨鋪，湖北襄陽等地都住過，因此，襄陽是諸葛亮故居地的說法是可行的，關於躬耕地，《出師表》就可以說明壹切了，“躬耕地”並不壹定是下田種莊稼，有可能是隱居的意思，但更主要是研討學問，關心天下形勢
南陽臥龍崗初建於魏晉，盛於唐宋。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躬耕隱居地，漢昭烈皇帝（劉備）三顧茅廬處，“三分天下”的策源地。也是諸葛亮“躬耕南陽”的故址和歷代祭祀諸葛亮的地方。劉禹錫有《陋室銘》曰：“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李白《南都行》：“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早在唐代時期南陽臥龍崗已成為著名的人文景觀，被後人譽為“天下第壹崗”。南陽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的十年躬耕地，是他成才的搖籃。現如今南陽臥龍崗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二級文物博物館，國家AAAA級旅遊風景區。南陽臥龍崗位於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陽市城西（南陽市臥龍區），是豫西南歷史名勝之首。因壹代名相諸葛亮躬耕隱居於此，每年前往南陽臥龍崗武侯祠參觀的國內外遊客絡繹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