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以來編輯出版事業的重大成就之壹，是出現了壹大批學有專長、精於編輯業務、成績卓著的編輯家、出版家，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在現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誌就是這樣壹位著名的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鐸，1916年出生於安徽績溪。1930年小學畢業後，因家境貧寒輟學，不久到上海亞東圖書館當練習生。由於他勤奮學習，博覽群書，學問日增，思想上也不斷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宣傳工作。1938年入延安陜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同年加入中國***產黨。1939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第二秘書處秘書，兼任軍政學院哲學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組長。1942年後曾任中***中央書記處圖書資料室副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翻譯處處長，《晉察冀日報》編委，1948年任中***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出版科科長、出版委員會委員，從此壹直在編輯出版崗位上工作。60多年來他對我國現代出版事業做出極大努力，有著重要的業績和貢獻，贏得很高的聲譽。
建國後，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處長，在胡愈之的領導下，曾積極參與創辦新中國第壹個大型文獻性刊物——《新華月報》，總攬編輯、出版業務全局，並負責編委會，奠定了該刊的編輯宗旨和編輯風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後，王子野任該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領導編輯職務，對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與大量理論翻譯讀物，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他對黨、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移，堅持做學問，追求真理。1975年，從文化部鹹寧“五七幹校”調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論組組長。1977年至1982年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在國家編輯事業領導崗位上，撥亂反正，落實出版政策，重視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質量，關心和提倡書籍裝幀藝術，並多次撰文評論，起過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後，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國家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壹屆副主席、第二屆副主席、第三屆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壹、二屆副會長，仍壹如既往，關心出版工作。他親自為《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壹書審同，並撰寫該書“緒論”部分；經常在中央級報刊上推薦好書、評論作品。他關心和支持編輯學、出版學的研究，為多咱編輯著述撰寫序文。他說：“社會上各種行業都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經濟有經濟學，教育有教育學，新聞有新聞學，書刊出版後也有專門的目錄學、版本學、圖書館學，惟獨出版工作本身缺少專門研究。是出版工作沒有東西可研究嗎？不是的。出版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聞早得多。要研究的東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為不被重視，所以才留下缺門。這空白總不能永遠留下去，出版學早晚總要在眾多的學科中占壹席應的位置。”（1982年《韜奮與出版》壹書序）王子野鼓勵編輯進行出版理論研究，曾主持全國出版研究年會和編輯出版理論優秀論文的評獎工作。還提倡編輯要讀書學習、博學多能，成為通才，並要繼承和發揚出版的優良傳統。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編輯部建議，約請壹些老編輯寫壹寫自己是怎樣做編輯工作的。之後該刊開辟“我怎樣做編輯工作”專欄，陸續發表了許多著名編輯所寫的具體經驗和切實體會，在編輯出版界起到了廣泛的有益作用。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王子野為出版對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後訪問日本、美國、意大利等國，跟這些國家的出版界人士廣泛接觸，宣傳了我國出版事業的成績，促進國際合作出版的開展。王子野是國內外公認的享有盛譽的出版家、編輯家。
壹
王子野的編輯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與發展分不開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止，他壹直是該社的主要領導，長期主持編輯工作，1960年起任社長兼總編輯。
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壹項重要的任務。建國初期，除出版《馬恩文選》外，還有馬列原著單行本，王子野重視序言的校訂工作，特別是列入“幹部必讀”的部分，經常親自跟譯者聯系（曹葆華等）。1954年中***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成立後，馬列原著的翻譯出版進入更有計劃、有系統的新階段。繼《斯大林全集》出版以後，《列寧全集》中文第壹版39卷的出版工作，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60年代，又開始了出版《列寧選集》的工作，王子野親自撰文在《人民日報》上介紹。
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著的翻譯出版工作，王子野有壹種真摯的感情和執著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王子野滿腔熱情地發言，希望譯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國自己的特點，要有自己寫的前方和註釋；對《全集》的裝幀設計要求成為善本書。這些真誠的意見，也是他壹貫的主張。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時多次講到普列漢諾夫翻譯馬恩著作時增加自己註釋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費爾巴哈論綱》時，就附了普列漢諾夫寫的註釋。在“文革”中陳伯達曾以此作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學的根據，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為編輯家的王子野，認真貫徹出版方針。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為了執行編輯出版分工原則，他堅決主張不出版專業分工以外的書籍，得到上級領導機關的支持。在編輯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視出版物的質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編輯業務，親自審稿，對各級編輯的審稿意見，總是寫上自己意見、看法，或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但很有說服力。有壹部關於辯證法的翻譯書稿，編輯的審稿意見很簡單，王子野看了書稿以後，寫道：“雖然妳們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遺留下的問題還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嚴重的）。我對妳們的校定者和審稿者也是有意見的。”接著指出該稿譯文上的不妥之處、譯者杜撰的名詞術語，以及誤譯的例子。然後又說：“希望妳們從這部稿子的校定、審讀的錯誤中得出必要的教訓，以改正今後的工作。我的意見如不對，也可批評。”（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往往有些譯稿原文比較粗疏，即使譯者是名家，王子野總是要編輯把審稿意見告訴譯者，讓譯者自己了解後進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不少從蘇聯翻譯的哲學、社會方面的小冊子。後來認識提高了，1954年9月間，王子野在壹本重印書上批語：“不要重印蘇聯壹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對於選題，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壹般書的選譯，必須十分慎重，可緩就緩，可不譯就不譯，這樣做，不會吃虧”（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對於國內壹些學者的著作稿，同樣認真審讀。壹部闡述新中國初期建設成就的書稿。王子野的審稿意見是：“這部稿子只是壹些數字的堆積，再插進壹些《***同綱領》的引文，使人無法讀下去。照此樣子不作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實血肉，每壹個問題都必須講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頭，才能讀下去。”另壹部學術著作的審稿意見，是這樣寫的：“對蘇聯學者的見解要認真加上壹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錄。但是參考書在文末須作交代。”（以上均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還經常提醒編輯部的同誌，編輯工作是壹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壹定要認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而他自己在編輯工作中的認真嚴肅、嚴格細致的工作態度與作風，也是直接影響到全社編輯的業務素質與工作作風的。王子野除了審稿，還要審讀、修改編輯撰寫的圖書“內容提要”文字，有時改動得幾乎是重新撰寫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後就建立總編輯在審讀、簽發書稿時，同時要審讀、簽發書稿的“內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還重視出版社的書刊資料工作，認為做好藏書資料工作，對培養出版社編輯人員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內部刊物《出版周報》，刊載上級有關編輯出版工作的指示、選登讀者對出版物的批評與建議，以及社內人員在編輯出版工作中失誤的檢查。諸如“新華時事叢刊”的編輯工作，書刊中重大的校對錯誤等，都刊出有關編輯、校對人員做出的檢查和認識。對於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培養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員大會上提出編輯出版工作中的“三風”、“壹嚴”問題。“三風”就是：勤儉樸素的作風、謙遜團結的作風、踏實細致的作風。“壹嚴”就是壹切從嚴，首先是政治上從嚴。從編輯出版到行政管理，每壹環節都要求嚴字當頭。選題組稿、審稿、加工要嚴，出版校對也要從嚴，行政管理制度的執行也要從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出版質量的不斷提高。
王子野還認為，提高書稿質量，首先必須領先著者、譯者、編輯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強編輯工作，在社內培養出更多的好編輯外，同時還應當推動著者、譯者和編者也積極改進自己應做的工作，雙方努力才能達到書稿質量的普遍提高。
講到出版社要團結壹大批認真著譯的作者，總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親自在編輯訪問作者的“訪問記錄”上寫意見、作提示，有時還在全社人員大會上表揚或批評，還提倡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到出版社做學術報告；他自己跟曹葆華、曹汀、朱光潛、呂振羽、季羨林、戈寶權等壹大批學者專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實，王子野對於社會上人才的重視與愛護，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時，將壹位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專家王蔭庭，請到出版社來讓他翻譯作品，發揮專長。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子野滿腔熱情、鼓勵安徽壹位美學家郭因出版學術著作。郭因的兩本專著《中國繪畫美學史稿》和《藝廊思絮》，分別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後記和向王子野的贈書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學者徐學林，研究徽學，學有專長，對安徽出版史情有獨鐘，寫出過大量的論文。王子野對他十分關心和鼓勵。我很了解王子野對於人才的愛護和對有價值書稿的重視，只是他不願意多說自己是怎樣做的。
圖書質量是由內容與形式兩部分構成的。王子野對於圖書的外觀形式——裝幀設計也是十重視的。無疑，這和他的哲學、美學素養，以及對藝術的愛好是分不開的。他在總編輯崗位上經常關心圖書的封面設計和裝幀形式，為封面設計出主意。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發展過程中，終結著王子野的心血和貢獻。1985年紀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時，王子野用秀麗的行書寫下這樣的題詞：“樂為他人作嫁衣。”這也是對他自己服務、獻身編輯出版工作的真實寫照。
二
早在建國前後，王子野有過做研究工作的想法。他曾經說到自己對哲學、美學的愛好，到北京以後，想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而不是編輯出版工作。不過，王子野又確實幹了壹輩子的編輯。王子野是編輯家，然而他又是學者和評論家，也是位勤奮的翻譯家。他對中外文學、哲學、歷史有很深的修養，對翻譯工作也很有造詣，。在延安時期就譯過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以及文藝理論方面的書籍，如《西洋哲學史簡編》、《歷史唯物論》、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論》、《鄧肯自傳——補篇》等。撰寫哲學、美學、文學評論、戲劇評論，以及雜文作品和讀書筆記，出版過多種著譯單行本。1984年三聯書店出版的《槐下居叢稿》就是他幾十年在編輯工作之余創作的結集。
1991年11月，首次胡適學術討論會在安徽績溪召開。王子野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作為胡適的同鄉和後輩，他作了題為《以辯證觀點研究胡適》的發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多方面開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對胡適的學術思想采取探討，也就是把以前倒汙水時倒掉的嬰兒撿回來。當然應當小心，在撿嬰兒的時候不要把汙水帶回來。……我以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雙百方針，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做到暢所欲言，心情舒暢。”這個發言受到與會同誌的好評。
作為學者，王子野博覽群書，勤於鉆研，他藏冊極富，坐擁書城。他是珍愛圖書的藏書家，又是廣泛涉獵的學問家。人們很驚奇地發現，王子野面對大量藏書，但又隨時能夠找出來使用。在王子野的讀書習慣中，對於外國文學的若幹名著往往喜歡對照外文原文進行閱讀。他懂得俄、英兩種文字，去世前幾年還在自學法文和日文。壹次我去看望他時，這位白發老人正面對著電視機認真地學外文。他對學問的執著追求，數十年如壹日，樂此不疲，老而彌堅。這也是編輯家壹種極其寶貴的品質，是使他集編輯家與學者、評論家於壹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後，人們經常能夠見到王子野的書法作品。從圖書刊名題字、題詞到條幅，生動的行草或古樸的篆隸，似乎突然出現了壹個書法家的王子野。其實王子野的書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過去忙於編輯業務和出版領導工作，無暇顧及。這幾年他有更多的時間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書則傾慕於右任體，而又著意融合諸家，化為己長。需要說明的是，王子野在書法上的成就，有著深厚藝術修養的基礎。他很喜愛中西繪畫，他的藏書有大量的中外畫冊，對作品有很高的鑒賞能力，曾經為畫家袁運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評論。他能刻竹、治印，這些藝術修養使他的書法別具神韻，我曾見到過他揮毫書寫碑記。
三
跟王子野***事合作過的，或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人們，都會壹致稱頌他寫得壹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暢曉達；同時也會覺得他講著帶有濃重鄉音的普通話，講話、做報告時往往缺少鼓動性和條理性。平時相處，容易見到他不茍言笑、嚴肅莊重的壹面，不易發覺他平易近人、風趣幽默的壹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時，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壹起排隊買飯，很愛聊天、說笑話。他稱贊壹個工友的工作有條理，說他有“大將風度”。壹次，北京東城智化寺舉辦個人采集的蝴蝶標本展覽，他見人就介紹。只要讀壹本好書，不住地向人推薦；如果是壹本不滿意的書，也要說出批評意見。跟他在壹起開會，晚上喝了點酒，就會閑聊，從學問到生活，無所不談。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極其認真、細致而又有條理。他日常伏案讀書、寫作的書桌，總是幹幹凈凈，書本和筆紙放得很有規律。書桌抽屜裏的東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凈幾，為他創造了文思如湧、學問日進的良好環境。
1993年春天，我去拜訪王子野同誌，正巧王子野同誌不在家，出來開門的是他的在初中學習的孫子小遙。在小遙居室的墻上，我見到王子野用工整楷書寫的幾句話：
多做好事，少說空話，
先做後講，做了不講；
別人的好事，壹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這是王子野贈給他後輩的座右銘。我覺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標準的表現。應該說，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銘。這種高尚的情操和職業道德，同樣需要在編輯出版界大大提倡和發揚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