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荊軻刺秦王的評價

對荊軻刺秦王的不同評價北宋蘇洵非議荊軻之行曰：“始速禍焉”。南宋鮑彪為《戰國策》作註說：“軻不足道也。”朱熹認為“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但肯定荊軻的人更多，第壹個是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結尾說：“其立意較然，不欺其誌，名垂後世，豈妄也哉。”左思的《詠荊軻》稱頌他“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陶潛說他“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近代龔自珍贊揚他“江湖俠骨”。評者大都認為，荊軻雖不懂得以壹人之力難以挽狂瀾於既倒的道理，也不懂得秦帝國的統壹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他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在國家多事之秋挺身而出、不避艱險的精神和氣概還是值得稱道的。劉伯承將軍挽葉挺詩“勒馬黃河悲壯士，揮戈易水哭將軍”，未嘗不含褒荊軻之意。當年唐雎當廷怒斥秦王時曾經說：“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戰國策·魏策》）荊軻是春秋戰國時代有名的四大刺客之壹，但專諸、聶政、要離的行刺純屬“士為知己者死”，而荊軻則基本上不是為壹己之私而是為“國家大事”。《荊軻刺秦王》簡說邱少華《荊軻刺秦王》這個歷史故事，出自《戰國策·燕策》。司馬遷作《史記》，把它收入《刺客列傳》，並別采異聞，對荊軻的身世經歷作了些補充，說他是衛國人，衛人謂之慶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還寫了他兩件小事，壹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又壹次“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兩次都是荊軻忍讓退避了。看來，這是壹個有頭腦、有見識、也很理智的人，並非意氣用事、壹味爭強好勝之徒。司馬遷的這些補充，雖稍嫌簡略，對我們了解荊軻其人，卻很有用處。在春秋戰國至秦漢之間，出了壹些很著名的刺客，都是不怕死、不要命的角色。我認為，不妨簡單地把他們分成兩種類型。其行刺的動機基本上出於單純的報恩思想（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的，算做壹類，如刺趙襄子的豫讓，刺韓傀（《史記》作“俠累”）的聶政。其行刺的動機基本上不是壹己之私，而是所謂“公義”（比如說國家之事）的，算做壹類，如曹沫劫齊桓公於盟壇之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刺客列傳》），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和他的力士以大鐵椎“狙擊秦始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史記·留侯世家》）無論事之成（曹沫）敗（張良），其精神或有可取之處。荊軻如何呢？我想可以歸入曹沫張良壹類。故事發生在公元前二二七年。這時候，秦國大軍大舉東進，所向披靡，山東六國風雨飄搖，朝不謀夕①。燕太子丹面對這個嚴重局勢，深感力絀計窮。軍事政治外交諸般手段大概都難救燃眉之急了，又不願意坐待滅亡（難道他應該坐待滅亡麽！）終於想到了行刺。他想得很天真：無論是生劫或刺死秦王，都可以使大局頓時改觀。其實，這只不過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存僥幸於萬壹罷了。荊軻說：“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除了壹般的謙讓和點出任務的艱巨性以外，把行刺看成“國之大事”這壹點最重要，它說清了荊軻對這個計劃的思想認識，強調了行為的根本目的和這個目的的正義性和嚴肅性。②為了取得秦王的信任，爭取壹個能夠接近秦王便於行刺的機會，荊軻做了細心的準備，壹是要了“督亢之地圖”，二是要了樊於期的首級（加上田光的自殺，尚未出發就賠進了兩條人命，代價是高昂的，古人的某些道德誌操觀念，對於我們是有些隔膜了，不必細論）為了行刺的成功，他還要等待壹個得力助手。可惜，急不可耐的太子丹催他上路，“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壹句話把荊軻激怒了。大凡這種人，最講究壹諾千金，把信用看得比性命還要緊，“豈無意哉”簡直等於說：您翻悔了麽？就荊軻來說，對人格尊嚴的侮辱，莫甚於此！又可惜，平素懂得隱忍、不爭意氣的荊軻，在這個節骨眼上竟不能自制，壹怒之下，帶著個不中用的秦武陽走了（後來秦武陽果然誤了事）。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品格的半點懷疑，壹時間忘了“國之大事”不能意氣用事的，是荊軻；明知道這麽走法是“往而不反”，卻斬釘截鐵地說“請辭決矣”的，也是荊軻。人的性情脾氣，就是這麽復雜。易水餞別，大約是秋天吧。“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白衣冠是喪服，它暗示著國破家亡的大難就在眼前，它暗示著荊軻的壹去難返，這情景是多麽淒楚！“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古人說，變徵為商，其音悲。沈痛悲涼的歌聲深深打動了送行的人們，“士皆垂淚涕泣”。他們早就把保存國家，保全自己的壹線希望系在荊軻的那把匕首上了。荊軻完全了解他們的心情，於是進而“為慷慨羽聲”，明確地表示了必死的決心：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壹去兮不復還！羽聲，其音怒。這激昂而憤怒的歌聲，在蕭瑟的秋風中回蕩，在嗚咽的秋水上回蕩，然後如壹腔熱血，灑向這白衣冠群中，使在場的人們由“垂淚涕泣”變得瞋目怒視，發上指冠。荊軻這個普通的血肉之軀的精神力量，竟能如此震撼人心。送行者和被送者的情緒，相互感染，如風水相激，很快推向高潮，“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多麽剛毅，多麽壯烈，即使千載之下的讀者，也會為之動容。在秦廷上，荊軻的表現既令人遺憾之至，又令人欽佩之至。荊軻的劍術和武藝實在太不高明了。在獻圖時，他和秦王的距離不過咫尺之間，真是說時遲，那時快，“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③壹個處心積慮，圖謀已久；壹個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然而，這壹刺竟不中，後來壹擲又“不中，中柱。”在群臣“盡失其度”、衛士不敢上殿的最初時刻，行刺者與被刺者處於壹比壹的局面，即使徒手相搏，也該是妳死我活不可開交，而荊軻竟不能得手。經過壹番追逐之後，眾寡殊勢，荊軻身被八創，腿被砍斷，秦王則毫末無損。我壹直懷疑荊軻不僅劍術不精，武藝不高，甚至連人們常說的“蠻力氣”也不大，要不，怎麽會輸得如此之慘？他臨死時辯解說：“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但是，看他壹開始的動作，左手把袖，右手進刀，分明是要壹刺置對方於死地，壹點兒也沒有“生劫之”的意思。荊軻不怕死，但怕別人笑話他無能。上邊的這番表白，就荊軻來說，是萬萬不可少的。在我們看來，就頗有些“欲蓋彌彰”的嫌疑了。話又說回來，荊軻畢竟不失英雄本色。秦王設九賓大禮以迎燕使者，儀仗如林、鐘鼓雷鳴的壯觀場面和森嚴氣象，連十二三歲時就殺人不眨眼的秦武陽也“色變振恐”、精神瓦解。這樣的描寫，與其說是要把秦武陽當作壹個銀樣蠟頭槍式的假好漢來譏諷，倒不如說是要借武陽的失常，來渲染秦廷上足以褫人心魄的赫赫威嚴，說明荊軻能夠旁若無人，談笑自如，需要超人的膽量。他壹個人，壹把匕首，攪得偌大的秦廷上下驚惶，亂成壹團。不可壹世的秦王驚恐得連身邊的佩劍也拔不出來了（當他終於成為勝利者，面對已死的刺客，還“目眩良久”呢！）群臣驚恐得盡失其度，莫知所措了，侍醫驚恐得連不能傷人的藥囊也當作武器扔出去了；在數十百人之中，不驚不恐不怕死的，唯荊軻壹人而已。行刺不成，死到臨頭，他“倚柱而笑”、“箕距以罵”的精神氣度，也決不是可以裝出來的。總之，荊軻履險不失態、臨難不變色的勇氣與豪氣，值得欽佩。作者用緊湊短促的語言節奏，描繪了壹個緊張驚險的場面，秦廷的威風震懾了秦武陽，荊軻的威風又震懾了秦廷；荊軻的動作帶動秦王、群臣、侍醫的壹連串動作，急促、曲折而連貫，有如機軸之驟轉，有如湍流的奔突，真是驚心動魄，使後人讀了，也難免有些目眩。這個故事的筆墨極為集中。寫太子丹，寫秦武陽，寫易水邊的白衣冠，寫朝廷上的秦君臣，都是在映襯對比中寫荊軻。在寫荊軻的言語行動的同時，又註意揭示他的內心世界。形象是有血有肉、豐滿感人的，在中國文學人物畫廊裏，占有很醒目的壹席地位。古往今來，從被稱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詠荊軻》），到近代著名女革命家、鑒湖女俠秋瑾（《寶刀歌》），吟詠荊軻的詩章累代不絕。大體說來，後人提及荊軻事，除了嘆其大功不成而外，更重要的是美其不畏強暴、不怕犧牲，在國家民族多事之秋，敢於挺身而出、勉力為之的精神和氣概。明末的少年抗清英雄夏完淳作《易水歌》，“白日蒼茫落易水，悲風動地蕭條起，荊卿入秦功不成，遺憾驪山暮煙紫。……嗚呼，荊卿磊落殊不倫。”顯然，荊軻磊落不倫的形象，給了夏完淳很大的激勵和鼓舞。毫無疑問，關於歷史的進程和規律，關於壹人之力難以挽狂瀾於既倒的道理，荊軻這樣的古人，懂得不如我們多。但是在世界並不太平的今天，壹旦國家有事，仍然需要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精神和氣概。這，也許就是荊軻故事給予我們的啟示吧。註 ① 公元前二三○年，秦滅韓；前二二八年，秦破趙，虜趙王遷；荊軻刺秦王的同年（前二二七年）秦軍已進逼易水，燕國已岌岌可危。註 ② 戰國七雄中的任何壹國，都可以理所當然地以統壹天下為己任，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反對他國的暴力兼並；就山東六國而言，反對素以“虎狼之國”著稱的秦國，更具有某種程度的正義性。限於篇幅，不詳論。註 ③ 《史記》司馬貞索隱：“揕，謂以劍刺其胸也。又（徐廣）雲，壹作抗。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如何認識評價荊軻其人？楊益民正確分析評價荊軻必須澄清以下幾個問題：　　壹、有人說，秦統壹天下既然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那麽荊軻刺秦王的行動實際上就起了阻礙歷史前進的作用，應如何認識這壹點？荊軻的行動能否看作是阻礙歷史發展的，應從歷史的角度作具體客觀的分析。戰國後期，深受戰亂之苦的人民迫切渴望統壹，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需要建立壹個統壹安定的國家。因而，秦統壹天下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而對統壹天下起著重要作用的秦始皇，我們也應充分肯定其歷史功績。但是，能否就此得出結論：在秦統壹六國的過程中，凡是曾進行過抵抗的國家和個人都應予以否定呢？當然不能。因為，秦國統治者畢竟是封建地主階級，他們統壹天下的主要形式是兼並戰爭，而這種戰爭充滿了掠奪性和破壞性，因而，給被兼並國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如著名的秦趙長平之戰中，秦將白起就坑殺趙國降卒四十萬人，而亡者大多是農民。在戰爭中，“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之為臣妾。”（《戰國策·秦策》）戰敗國則對戰勝國還要僥納貢賦，人民承擔著更重的負擔。因此，對於秦國的兼並，六國人民往往是涕泣相哀，戮力同憂，進行堅決的抵制。總之，歷史的進程是壹個極其復雜的現象，因而，我們肯定秦統壹六國的功績同時也高度評價屈屈原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當然也充分肯定荊軻反抗暴秦的正義行動，肯定他大義凜然的英武氣魄。也就是說，從歷史發展、從社會進步的角度看，應肯定秦的功績；而從對侵略者的反抗，代表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這個角度看，又應充分肯定荊軻的行動。二、有人說，荊軻刺秦王只是為了報答太子的知遇之恩。所以，荊軻這個人是不值得肯定的。這個看法是否正確也應作具體的分析。荊軻的甘願冒死入虎狼之強秦，刺殺秦王，其中報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無可否認的，直到臨死他還念念不忘：“必得約契以報太子。”然而，能否把荊軻刺秦王的行動的意義都局限於此呢？當然不能。太子丹初見荊軻時，是希望荊軻為挽救燕國之將亡，反抗暴秦之兼並而出力的。荊軻當時的回答是：“此國之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這說明荊軻主要是想報效燕國的。後來荊軻激勵樊於期自刎獻首時說，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也說明荊軻主要還是從國事來考慮的。因此，在荊軻刺秦王的行動中雖然有報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還是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國以至於六國的危亡。也可以這樣說，荊軻報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礎上的，或者說，報答太子是通過反抗暴秦，挽救燕國來實現的。而這樣的行動有其正義性，所以，荊軻這個人物，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感佩，所稱頌。因而，將荊軻報答太子的思想與反抗暴秦挽救燕國的願望割裂起來分析問題以至於否定荊軻其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不客觀的。三、有人認為：荊軻勸樊於期自殺過於殘忍。那麽是否如此呢？荊軻赴秦刺殺秦王就必須先接近秦王，因而，信物就成了關鍵。所以，激勵樊於期自殺獻首實屬為刺秦王之舉得以成功而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方案。而且，對於樊來說，燕國若亡，不但無法為“父母宗族”報仇，連自己也無處棲身了。因而，想茍且偷生已無出路，而獻出生命可就大義，很顯然，這對於樊將軍而言也並非絕對不良之計。再者，荊軻的行動並無絲毫自私的的成分——“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更何況他自己也將“提壹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因此，荊軻之舉無可厚非，而且，由此可看到荊軻的深謀遠慮，精明多智。總之，荊軻這壹人物不僅義薄雲天，視死如歸，而且能深謀遠慮，機智沈著，堪稱豪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