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的陰影
種族歧視是美國人無法回避的歷史，或者說還沒有完全進入歷史。即使美國人有了第壹位黑人總統，也不代表美國已經根除了種族歧視。2009年獲得普利策歷史獎的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安妮特·戈登·裏德在《金融時報》的壹篇專欄文章中比較了兩個例子。今年早些時候，猶他州邦迪的白人農民抗議聯邦政府的違法行為，其中許多人都持有武器。聯邦官員與農民的對抗相當平靜，雙方沒有發生沖突。這件事被國際媒體形容為美談。但在弗格森，黑人男孩布朗的死亡引發了和平抗議，政府的回應是派出類似侵略軍的軍事化警察部隊，他們將武器對準手無寸鐵的平民。由此，安妮特·戈登·裏德得出結論，在今天的美國，“黑人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民”。
以弗格森鎮為例，三分之二的居民是黑人，但全鎮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聖路易斯市長和市議會的6名成員中，有5名是白人。《紐約時報》報道稱，目前，在美國黑人人口占多數的城鎮，權力結構由白人主導的現象非常普遍。
但弗格森事件畢竟是個例。雖然該事件暴露了美國社會人權的不足，但不能用它來否定美國在糾正制度和文化種族歧視方面取得的進步，更不能用它來否定言論、集會、抗議和示威自由等人權的整體保障。國際社會應該關註弗格森事件，不能只看美國人的笑話，而應該把它作為在人權問題上“低人壹等”的理由。而是要以此為鏡，為自己尋找。
事實上，美國媒體對弗格森事件的反思並不僅限於種族問題。最新壹期《時代》周刊發表的壹篇題為《即將到來的種族戰爭與種族無關》的文章認為，這壹事件讓所有人都大聲疾呼種族問題，卻讓美國人忽略了壹個更大的問題:當警察選擇反應過度的目標時，他們並不那麽關心膚色，而是更關心壹個比埃博拉病毒更令人痛苦的特征:貧窮。“貧窮是罪犯的代名詞”，階級矛盾很容易被掩蓋為種族歧視。
無論《時代周刊》這篇文章的結論是否正確，它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另壹個判斷弗格森事件的視角:在很多情況下，在很多地方，所謂的民族、種族、民族、宗教矛盾，歸根結底都是貧富差距導致的階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