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武漢12月2日電 （記者顧兆農）近日，國務院批復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為襄陽市。原襄樊市襄陽區更名為襄陽市襄州區。
襄陽，同許多歷史名城壹樣，早就載入史冊，深入人心。我從少年時代讀歷史和古典文學作品，就記住這個具有濃厚歷史文化色彩的地名。40多年前編報紙副刊時，有壹次接到壹位老詩人來稿，附信上說他“於×月××日夜入襄陽”，本是壹句極其普通的書信用語，但那個“入”字用在襄陽地名之前，便平添不少古意。仿佛見到熒熒燈火之中，壹位遠來的旅人提著簡單行李進入古城，徘徊舊街上尋找住處。這種具有風霜色彩的畫面，只能同襄陽、荊州和類似古城名稱聯系，若是換作“入廣州”、“入寧波”、“入石家莊”，便沒有那種韻味。從那時起，壹見到襄陽這地名，我便會想起詩人信上那三個字，到現在還記得，雖然我至今未曾去過襄陽———那個已被改為“襄樊”的城市。
中國許多以“州”、“城”、“陽”等字命名的城市，都經歷過久遠的滄桑歲月，也是悠久文化的見證。就說“陽”字吧，本來是依山築城、傍水而居之意，表明城市的誕生史。以“陽”為名的城市很多：遼寧的遼陽，河北的饒陽，山西的晉陽（太原），河南的安陽、淮陽、信陽，湖南的嶽陽、衡陽，福建的建陽，比比皆是，都同山和水有關。襄陽於東漢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建郡，再過七年便已擁有兩千年歷史。都是有根有底，隨意改動不得的。
但最需要商榷的，是安徽的徽州。徽州歷史悠久，遠在六、七千年前，即公元前51世紀，我國母系氏族社會的後期，人類就已經在這片美麗富饒的山區勞動生息了。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時期，這裏就居住著壹支叫山越的先民山越乃百越中的壹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裏先屬吳，吳亡屬越，越亡屬楚。秦始皇統壹六國之後，實行郡縣制，這裏為會稽郡屬地。南朝時開始設置新安郡，郡府搬遷又始終未離開新安江上遊，徽州古稱新安，其源蓋出於此。宋代徽宗宣和三年五月廿四日（公元1121年），歙州被詔改為徽州。關於徽州名稱的起源，壹說因其境內有徽嶺、徽水、大徽村等，州則因地得名；另壹說趙宋王朝是取“徽者、美善也”之意，炫耀他對這壹地區的失而復得。此二說並存了八百多年，州名亦被歷代沿用至今，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建省的時候，就是摘取安慶、徽州二府首字作為省名的。
徽派文化底蘊豐富，內涵深廣，是我國三大區域文化（藏學、敦煌學、徽學）之壹，涵蓋了哲、經、史、醫、科、藝諸多領域。黃山市位於皖浙贛三省結合部，群山環抱之中，古代徽州歷來有“山深不偏遠，地少士商多”之說。每當中原戰亂之秋，這裏就成了藏龍臥虎之地，它既是亂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才寶庫。古徽州文風昌盛，教育發達，“十家之村，不廢誦讀”，因此歷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燦若繁星。《辭海》的單列條目中，徽州名人有50多人，列全國各州府之首。據不完全統計，明清兩代中進士542人，舉人多達1513人，“連科三殿撰，十裏四翰林”、“父子宰相”、“四世壹品”者並不鮮見。明清時代徽商稱雄商界長達二、三百年，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賈而好儒，“官、賈、儒”三位壹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徽州文化，歷史上各種人才應運而生，學術研究異彩紛呈。例如，活字印刷術創始人畢升，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明清三朝元老、軍機大臣許國（歷仕明嘉靖、隆慶、萬歷）、曹振鏞（歷仕清乾隆、嘉慶、道光），富可敵國的大鹽商鮑漱芳，著名戲劇家汪道昆，醫學家汪機、汪昂，徽墨、歙硯高手李廷、李少微，新安畫派的創立者和近代著名代表漸江、黃賓虹，哲學家戴震，理財家王茂蔭（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壹中國人），珠算大師程大位，近代教育家、學者有陶行知、胡適，音樂家張曙，還有工程技術專家詹天佑、鄭復光，孫中山元帥府秘書長、近代法學家徐謙等，都是徽州人。同時，由徽商興盛而形成了新安理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徽派盆景、徽墨歙硯、徽派建築、徽雕、徽刻、徽劇、徽菜等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流派。現已發現地面文物4900多處，其中列入國家和省級重點保護的45處。直至今日，黃山大地上仍遍布古橋、古塔、古亭閣、古宗祠、古牌坊，猶如壹座天然的歷史大博物館。 徽州從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設州，由於處於水陸交通要地，商業繁榮，逐漸成為東南大郡，元代升為徽州路，明代改名徽州府。清代置行省，就是從安慶、徽州兩個大城市的名字各取壹字合稱安徽省。同樣情況，還有江寧（南京）、蘇州之於江蘇省，福州、建陽之於福建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之於甘肅省。然而，就這樣壹個具有千年歷史、名聞天下的古郡，突然間改名為黃山市。據說是為了“打黃山牌”。“黃山牌”當然是要打的，事關開發旅遊發展大計。但是打這張牌，就非要先將徽州或屯溪改名不可嗎？如果依此類推，“打西湖牌”或者“錢塘江牌”，就要先將杭州改名西湖市或錢塘江市，“打浦東牌”就要先將上海改名“浦東市”，豈非笑話奇談？
有兩位皖籍名家，都寫過文章表示了非議。壹位是安徽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原省顧問委員會常委歐遠方同誌，壹位是原江蘇作家協會主席艾煊同誌。他們雖然都不是徽州人，卻都時刻縈懷於那座歷史文化名城，對它悄然失去又都不能已於言。歐公曾著文《徽州何時失而復得？》（載1999年2月7日《新民晚報》），殷切呼喚“我們安徽失去徽州已十幾年了，何時能失而復得呢？”“復得”的倩影尚在虛無渺杳之中，歐公卻已帶著這個永遠的企盼遠行。艾煊兄感慨於徽州被輕易改名這種不尊重歷史文化的做法，我是親耳聽到的。他執著地堅持“不說白不說，白說也要說”的韌勁，可惜他也在幾個月前抱著遺憾而遠去。看來徽州“失而復得”只能留到夢裏了。與莎士比亞同時的湯顯祖，畢生神往於徽州風物，寫了傑作《玉茗堂四夢》之後，曾經悵然吟過兩句：“壹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他會料到400年以後，竟然會“夢中無處覓徽州”嗎？
提到徽州就到提到徽商，那是“無徽不成商”。前先日子在央視壹套熱播的《新安家族》描寫的就是徽州商人。人們對徽商的統稱為 “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新安家族》，劇中講述徽商中的代表汪、許、鮑三大家族為爭取民族自強而與外國列強資本展開殊死較量為主要線索，再現了上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經濟波瀾壯闊的風雲變幻，通過三代徽商的坎坷與輝煌的悲壯歷程，展示了中華民族古老徽州經商濟世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獨特魅力。
20世紀末的2000年12月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新聞和報紙摘要中摘播了當天《中國消費者報》關於“黃山市張冠李戴誤導遊客十三載”的報道。14天後，20日的《法制日報》又以《黃山市到底應該在哪裏》為題，壹針見血地指出：“鼎鼎徽州世上如今已無妳，赫赫黃山美名已被別人掛；來到‘黃山’不見黃山遊人怨，欲尋徽州難覓蹤影誰之過”。兩篇報道殊途同歸，再次提出了恢復徽州與黃山市就位的問題。
徽州文化，不僅對中華大地有深刻的影響，在國際上也大有名望。1998年在績溪就專門召開過“國際徽學研討會”。徽州經濟，過去也很發達，明清時期，徽商遍及華東各地，早就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州的林產品和茶葉是安徽省的經濟支柱產品，“祁紅”、“屯綠”是享譽國內外的名品。徽州不僅是富饒、美麗的地方，而且有大量精美絕倫的人文景觀，是人們向往流連的旅遊勝地。這壹切的壹切形成了徽州的輝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
然而，就是這樣壹個好端端的徽州，在1987年改制中，成立地級黃山市（俗稱大黃山市），將黃山山名取代了徽州地名，從此，徽州不復存在了。與此同時，撤銷了1983年在黃山腳下剛剛成立的新興旅遊城市省轄縣級黃山市（俗稱小黃山市），將徽州發祥地的績溪劃給了宣州管轄。不僅在中國地圖上硬是把壹座歷史名城給抹掉了，原徽州地區也被搞得殘缺不全。難怪高級記者李輝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驚呼“可惜從此無徽州！”
1987年將徽州易名為黃山市，徽州的歷史被人為地割斷了，並造成皖南處處皆黃山，地名嚴重混亂。屯溪市和原縣級黃山市本來是兩個好端端的市，現在都改為行政職能不倫不類的市轄區。徽州與黃山兩張牌本來可以同時打，互相補，齊發展，雙輝映，如今兩張牌簡化為壹張牌，顧此失彼，既丟掉了徽州，又顧不上黃山，使得徽州經濟多年得不到發展，黃山的旅遊事業也遠不如泰山、武夷山、張家界等地發展迅速。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人們在13年的實踐中應當清醒了。
經歷了千百年沿革的地名的改動，事關歷史、文化、地理、社會、民俗等等諸多因素，還是走群眾路線，多多傾聽各方專家和老百姓的意見，慎重施行為好，這總比憑少數人意旨匆忙決定更穩妥些。熱切希望：如同青州市、荊州市、襄陽市的名字恢復那樣，徽州市的名字也能恢復，還有其他……
馮驥才：地名的意義
壹些城市的歷史街區在“舊城改造”中被蕩滌壹平之後，留下的只有壹個地名。這地名有名無實，空泛無用，改掉便了。於是，許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從地圖上抹去。我們對自己的“革命”總是這樣幹凈徹底。
有名無實的地名這樣毫無意義嗎？
近日讀了李輝和袁鷹二位先生由於襄陽與徽州易名而發表的真知灼見，更引起對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決不僅僅是壹個稱呼，壹個特定地域的名稱。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義，也就是有著和生命壹樣豐富和深刻的含義。如果這地方有其獨有的歷史與命運，地名便是這歷史命運的容器，比如唐山與大地震的災難，平型關與平型關大捷，羅馬與羅馬史。如果此地有個性而非凡的文化，這地名便是對這文化的命名。比如揚州和揚州畫派，蘇州和蘇州園林，上海與海派文化，法蘭克福與法蘭克福學派，佛羅倫薩與整個文藝復興運動。城市成了壹種文化的屬性。如果這些城市隨隨便便換去了名字，妳說它失去的是什麽？
壹個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誕生。此前只是人的壹種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點。此後，這些城市發生了壹切壹切，包括它的成敗榮辱和曲折坎坷，全都無形地積澱在這看似只有幾個字的地名裏。這壹切壹切，還漸漸地在這地名裏形成它獨具的歷史文化。只要走出這地名壹步，就不再屬於這獨特的歷史文化了。如果說地名是壹個城市的文化代號，那麽這城市的生命密碼就在其中。
如果妳崇敬這地方的文化，這地名就是壹種尊稱；如果妳對這地方有情感，這地名就是壹種深摯的愛稱。比如故鄉的地名。
地名中又潛在壹種凝聚力，親和力，還有復雜的情感。
當然，歷史上地名的更換也是很多。但這些地名的改變，大多由於政治變遷，改朝換代。更改地名，總是為了表明“改天換地”，絕非從文化考慮。然而，正是出於這種無意中的慣性———這個非文化的傳統，使得我們對地名的文化價值與精神價值缺乏認識，以致出現袁鷹先生所指出的將徽州易名為黃山這樣令人遺憾的範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韻味幽雅的古城，壹改為黃山市，就像變作壹個新興的都市，文脈中斷，魅力不在，優勢全無。
地名是壹個地域文化的載體，壹種特定文化的象征，壹種牽動鄉土情懷的稱謂。故而改名易名當慎，切勿輕率待之。無論是城名，還是街名，特別是在當今“城改”狂潮中，歷史街區大片鏟去，地名便成了壹息尚存的歷史。倘再將地名刪去，歷史便會徹底蕩然壹空。我們早晚會感到這種文化的失落，我們已經感到這種失落和茫然了！
那麽，誰來守住這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文化？ (《人民日報》 2001年11月13日第十二版)
劉德鴻：也說襄樊與徽州
先後拜讀了李輝、袁鷹兩位先生的《襄樊何不稱襄陽》和《襄樊，徽州，還有其他》兩文後，佩服兩位先生心思的綿密，能於別人疏虞之處剖毫析芒。但對其中的壹些論點，我並不完全認同。
襄陽之所以改稱襄樊，是因為它與隔漢水相望的樊城兩鎮合並為壹個城市，襄陽只是這個新城市的壹部分，如果仍用襄陽舊名，則使樊城平白地被消泯了。要說襄陽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遠，樊城就不悠久、不深遠嗎？早在周代，分封仲山甫的樊國都城就建在此地。此地與襄陽連為壹體，唇齒相依，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包括歷代正史和《三國演義》在內的古代文獻和文化作品，凡是提到襄陽的，大多忘不了樊城，認為兩地休戚相關，總是連帶涉及或相提並論。
徽州改稱黃山市的情況與襄陽、樊城合並而稱襄樊不同，除袁鷹先生講的徽州文化底蘊深厚等理由外，我以為還有兩個問題。壹是徽州改稱黃山市前，已經有隸屬於徽州地區的黃山市（縣級），徽州地區改稱黃山市（地級）後，將原黃山市改為黃山區（仍為縣級），這樣就形成了黃山市下有黃山區，黃山區裏有黃山風景區的格局。打算到黃山風景區旅遊的人若問黃山在哪裏，答案是黃山在黃山市的黃山區，使人感到十分別扭。二是改為黃山市的徽州地區（駐屯溪）離風景秀麗的旅遊勝地黃山還有不短的距離，不明就裏者往往會產生諸多誤會，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例如不顧旅途勞頓，風塵仆仆地趕往黃山旅遊的人，登機乘車趕到黃山市，卻看不到黃山的奇松、怪石、雲海、溫泉，要看到這些景致，尚需打點行囊繼續奔波。諸如此類的尷尬，自然是將徽州改稱黃山市造成的。
我不贊同將徽州改稱黃山市，但並不主張壹概恢復舊名。近年來，有壹股盲目改名之風。壹方面是追逐新潮，將地區級的城市改名為“市”，同時又把縣政府所在地的“縣”也改為“市”，結果是大市下面有小市，市管轄市，張市長是李市長的下屬，不僅外地人弄不明白，就是當地人說起來也拗口，如說“張市長陪同李市長來本市視察”等等。另壹方面，又有復舊情結，有人認為只有恢復舊名才能招徠遊客，吸納海外投資，於是不顧已經時過境遷，將地名恢復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甚至遠古。星星還是那個星星，月亮還是那個月亮，靠更改地名來謀求發展，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
呂可吉：新聲老調又何妨
讀《人民日報》11月6日陳禮榮質疑《襄樊何不稱襄陽》的《何勞新聲唱老調》壹文，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陳文在邏輯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我不認為《襄樊何不稱襄陽》就壹定表示其主張“但凡老地名夠得上這個邊的（歷史悠久、名氣大、文化底蘊深）……都必須下功夫努力來‘挖掘歷史文化價值’。”誠然，如陳文所言“堪為鴻篇巨制的壹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關重鎮，不知凡幾，而其間因政令更叠致使地名變化者，更是比比皆是。”但這同樣不能證明襄樊改回襄陽這個例子就壹定是錯誤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我們在看待、評論某壹事物時，自然也應持壹種辯證的、發展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固然，在歷史上許多地名頻繁更叠，遷延至今無從稽考者，不計其數，如果都要按圖索驥，不可能，也沒必要。但是，在歷史的長河中，歷經歲月淘洗至今依然熠熠生輝的古都、名鎮、名城，確也不乏其例。洛陽、開封、鹹陽、荊州，當然也包括襄陽，等等，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嗎？不管是通過史書，還是通過古典文學作品，也不管在那之前它們曾經叫過什麽名字，這些歷史悠久、深具文化底蘊的古城名字，業已深入人心並為壹般人耳熟能詳，卻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我也看不出恢復這些古地名，挖掘其歷史文化價值，會為“黎庶人等”“添幾多繁勞”！名字都是現成的，不用費勁勞神地去查，改回去就是，何勞之有！
至於說到取兩地的頭壹字為壹地命名，陳文列舉了不少國內、國外的例子。對此，我只能說這依然是壹種以偏概全的偽因果推斷，想借此來證明將襄陽改稱襄樊的正確性，同樣也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