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信曾受胯下之辱，卻最終幫助劉邦打下大漢江山；勾踐受盡吳王羞辱，但最終臥薪嘗膽報仇雪恨。
大多數富人都明白這樣壹個道理：欲成大事，失勢時應能等；得勢應能藏；受辱時應能“忍”，這樣方能成就壹番偉大的事業。
1958年，李嘉誠的長江工業公司在塑膠業異軍突起，取得令人矚目的業績。李嘉誠也由此獲得“塑膠花大王”的美稱。
許多人都認為他應該在這個行業壹心壹意闖下去，將這個美稱繼續發揚光大，爭做世界塑膠業的泰鬥。
李嘉誠卻不是這樣想的，他心中的藍圖，豈是塑膠花的能包容？生產塑膠花，只是他賺錢的手段，積累資金的手段。他的最終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價值，看看壹個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遠？
塑膠花的成功，滋長並堅定了他建立偉業的雄心。當然，他也不會草率拋棄塑膠業。在其後10余年間，他在塑膠領域繼續處於領先地位，為他開創新事業積累了數千萬元資金。
李嘉誠不是好高鶩遠之人，他總是腳踏實地，和既定的目標邁進。他亦不會魯莽行事，每壹個重大舉措，都要經過長時期的深思熟慮、周密調查——除非時機不等人的非常時期。
涉足地產，孕育心中有數月之久，塑膠花為他賺得平生第壹桶金，他才將構想付諸現實。
在今天，百億身家的超級巨富，90％是地產商或兼營地產的商人。可當時並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運、地產、貿易、零售、能源、工業等諸多行業，地產商在富豪家族中並不突出——這同時意味著，房地產不是人人看好的行業。
李嘉誠以獨到的慧眼，洞察到地產的巨大潛質和廣泛前景。
最明顯的現象，是人口的增多和經濟的發展。1951年，香港人口不過200萬，50年代末，將近300萬。人口增多，不僅是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經濟的持續發展，還急需大量的辦公寫字樓、商業鋪位、工業廠房。香港長期鬧房荒，房屋的增加總是跟不上需求量。
香港是彈丸之地，不僅狹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無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價政策，寸土寸金，房貴樓昂。
身為壹業之主，李嘉誠多次為廠房傷透腦筋。尋找交通便利、租金適宜的廠房有多難?數次擴大生產規模，都是在現有的廠房重新布局。車間裏，設備、人員、制品，擠得水泄不通。
香港工業化進程出人意料地急速發展，物業喜笑顏開，趁勢提租。許多物業商只肯簽短期租約，用戶續租時，業主又大幅加租。用戶苦不堪言，李嘉誠亦然。
李嘉誠曾多次構想：我要有自己的廠房該多好，就用不著受物業商任意擺布。他的構想，經過長時間醞釀，進壹步明朗：我為什麽不可做地產商?1958年，李嘉誠在繁盛的工業區——北角購地興建壹座12層的工業大廈。1960年，他又在新興工業區——港島東北角的柴灣興建工業大廈，兩座大廈的面積，***計12萬平方英尺。
李嘉誠雖吃準了房地產的樂觀前景，仍采取謹慎入市、穩健發展的方針，他沒有走捷徑——預售樓花，而是將之作為出租物業。
不可否認，賣樓花能加速樓宇銷售，加快資金回收，彌補地產商資金不足。賣樓花是霍英東於1954年首創。他壹反地產商整幢售房或據以出租的做法，在樓宇尚未興建之前，就將其分層分單位(單元)預售，得到預付款，即可動工興建。賣家用買家的錢建樓，地產商還可將地皮和未成的物業拿到銀行按揭(抵押貸款)，真可謂壹石二鳥。
繼霍英東後，許多地產商紛紛效仿，大售樓花。銀行的按揭制進壹步完善，蔚然成風。用戶只要付得起樓價的10％或20％的首期，就可把所買的樓宇向銀行按揭。銀行接受該樓宇作抵押，將樓價余下的未付部分付給地產商，然後，收取買樓宇者在未來若幹年內按月向該銀行付還貸款的本息。
李嘉誠認真研究了樓花和按揭。地產商的利益與銀行休戚相關，地產業的盛衰又直接波及銀行。唇亡齒寒，壹損俱損，過多地依賴銀行未必就是好事。
李嘉誠最欣賞香港最大的地產商——英資置地公司的保守做法，重點放在收租物業。置地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壹直雄踞中區“地王”寶座，擁有大量大廈物業。只要物業在，就是永久受益的聚寶盆。
資金再緊，李嘉誠寧可少建或不建，也不賣樓花加速建房進度。他盡量不向銀行抵押貸款，或會同銀行，向用戶提供按揭。
他興建收租物業，資金回籠緩慢。但他看好地價、樓價及租金飈升的總趨勢。收租物業，雖不可像發展物業(建樓賣樓)那樣牟取暴利，卻有穩定的租金收入，物業增值，時間愈往後移，愈能顯現出來。
李嘉誠預測無誤。據港府公布的統計數據，1959年港府拍賣市區土地平均價；工業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廈、寫字樓、娛樂場等非工業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這三類拍賣地價分別狂升為29549．03元、123379．06元、13728．30元。升幅分別為280．8倍、73．5倍、82．2倍。
地升樓貴，李嘉誠“坐享其利”。他擁有大批物業，儲備了大量土地，逐漸成為香港最大地主。
誠然，當時地產界的許多人士，認為李嘉誠的作風過於保守。
然而，事實證明了李嘉誠的英明決策。
1961年6月，潮籍銀行家廖寶珊的廖創業銀行發生擠提風潮。廖寶珊是“西環地產之王”，他在西環大量購買地盤興建樓宇，並在中環德埔道西興建廖創業銀行大廈。廖寶珊發展地產的資金，幾乎全部都是存戶存款，將其掏空殆盡，而引發存戶擠提。
這次擠提風潮，令廖寶珊腦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誠的尊敬。從廖寶珊身上，李嘉誠進壹步意識到地產與銀行業的風險。
廖創業銀行擠提事件，並未引起地產銀行界人士的足夠重視。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築條例並公布，1966年實施。地皮擁有者，為了避免新條例實施後吃虧，都趕在1966年之前建房。這般建房熱潮是在銀行的積極資助下掀起的，銀行不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資房地產。
炒風空前熾熱，職業炒家應運而生。他們看準地價樓價日漲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博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價樓價，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脫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樓(花)。大客大都是地產商，甚至還有銀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的黃牛黨。
在這股風起雲湧的炒風中，李嘉誠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買空賣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機地產猶如投機股市，“壹夜暴富”的後面，往往就是“壹朝破產”。
李嘉誠堅定地以長期投資者的面目出現在地產界，同時，他又是長期投資者中的保守派。他壹如既往地在港島新界的新老工業區，尋購地皮，營建廠房。他盡可能少依賴銀行貸款，有的工業大廈，完全是靠自籌自有的資金建造。公司下屬的塑膠部經營狀況良好，盈利可觀；地產部已由開初的純投資轉為投資效益期，隨著新廠的不斷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斷成幾何數字湧來。
1965年1月，本埠小銀行——明德銀號發生擠提宣告破產，究其原因，是“參與房地產投機，使其沒有流動資金，喪失償債能力”。明德銀號的破產，加劇了存戶的恐慌心理，擠提風潮由此爆發，迅速蔓延到壹系列銀行，廣東信托商業銀行轟然倒閉，連實力雄厚的恒生銀行也陷於危機之中，不得不出賣股權予匯豐銀行而免遭破產。
港府采取緊急措施，才遏制住擠提潮，但銀行危機卻持續了壹年有余，不少銀行雖未能倒閉，卻只能“茍延殘喘”。在銀行危機的劇烈振蕩下，興旺熾盛的房地產業壹落千丈，壹派肅殺。地價樓價暴跌，脫身遲緩的炒家，全部斷臂折翼，血本無歸。靠銀行輸血支撐的地產商、建築商紛紛破產。
在這次危機中，長江的損失微乎其微，更別提搖動根基了。
那些激進冒險的地產商，或“執笠”(破產)，或觀望。“保守”的李嘉誠卻仍在地產低潮中穩步拓展。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產開始出現壹線曙光，地價樓價開始回升。銀行經過壹年多“休養生息”，元氣漸漸恢復，有能力重新資助地產業，地產商躍躍欲試，準備大幹壹場。
就在此時，“五月風暴”暴發。
新落成的樓宇無人問津，整個房地產市場賣多買少，有價無市。地產、建築商們焦頭爛額，壹籌莫展。
擁有數個地盤、物業的李嘉誠憂心忡忡。他不時聽廣播，看報紙，密切關註事態發展。
經過深思熟慮的李嘉誠，毅然采取驚人之舉，人棄我取趁低吸納。
李嘉誠逆同業之行而行，把塑膠盈利和物業收入積攢了下來，通過各種途徑捕捉售房賣地信息。他將買下的舊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產低潮、建築費低廉的良機，地在盤上興建物業。
不少朋友，為李嘉誠的“冒險行動”捏壹把汗，同業的有些地產商，正等著看李嘉誠的笑話。
1970年，香港百業復興，地產市道轉旺。有人說李嘉誠是賭場豪客，孤註壹擲，僥幸取勝。只有李嘉誠自己清楚他的驚人之舉是否含有賭博成份。他是這場地產大災難中的大贏家，但絕非投機家。
70年代初，李嘉誠已擁有的收租物業，從最初的12萬平方英尺，發展到35萬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為390萬港元。
由李嘉誠的經歷我們不難看出富人們壹個明顯的個性魅力：有冒險精神，又有穩健作風和戰略眼光才能保持向上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