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厲害呢?
◆掌管的基金1985年到2014年實現了從20億美金到238.95億美金的跨越,近11倍的增長,平均每年17%的年化增長。
◆向哈佛大學捐贈基金、麻省理工大學捐贈基金、普林斯頓大學捐贈基金、輸出領導力量。
◆甚至連赫赫有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希爾頓家族、卡耐基家族的首席投資官都是他親手栽培的。
神壹般的投資業績+向諸多大學捐贈基金以及世界顯赫家族輸送領導力量奠定了他機構投資教父的稱號。
他有壹位中國的得意門生:創立了高瓴資本的張磊。
張磊在國內也算小有名氣。
他曾經在2010年為母校耶魯大學捐贈888.8888萬美金,也曾因透露是彭於晏的LP(LP,LimitedPartner,有限合夥人也就是出資人,當時被圈外人誤以為是老婆)而鬧出過笑話。
厲害的是:
◆張磊創建的高瓴資本從2005年的2000萬美金實到現在的180億美金可謂爆炸式發展。
◆投資實現了每年40%的增長。
◆曾在劉強東需要7500萬美元投資的時候,大膽的投資了3億美金,助力京東構建物流體系,發展壯大。
而張磊只是我們今天介紹的主角的學生之壹。
張磊曾經翻譯了他老師的著作《機構投資的創新之路》。
這本書被全國的社保基金的理事長、亞投行的主席、財政部部長、國家外匯投資公司--中投公司(國家隊 匯金公司母公司)的負責人樓繼偉先生評價道:
“本書是我見到的闡述機構投資管理最好的著作,我要求每壹位高級管理團隊成員都要認真學習。”
那麽,這位厲害的投資人究竟是誰呢?
他就是大衛·斯文森(David F.Swensen),耶魯大學捐贈基金的管理人,他創造的“耶魯模式”是大學捐贈基金界和投資界津津樂道的案例。
早年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博士畢業之後在所羅門兄弟公司工作。
在1985年應托賓的邀請,掌管耶魯基金會。
那天正好是4月1號,西方的愚人節。
大衛·斯文森曾開玩笑的說:不知道他的加入,對於他和耶魯來說,算不算是個玩笑。
(對於大衛·斯文森而言:耶魯大學壹年的薪水不過是華爾街工作壹周的水品。而對於耶魯而言,大衛從未管理過基金,就好像聘請了壹個外行。)
壹、多元投資,大膽布局另類資產
在大衛·斯文森加入耶魯基金會之前,耶魯基金會表現平平,年化收益6%左右 。
投資方向也比較單壹: 60%投資於美股,40%投資於國債。
可以看出,大衛之前的基金管理人深受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影響,所以他選擇了“雪茄煙蒂式投資”這種保守、甚至可以說略微有些不思進取的投資方式,導致業績平平。
Tips
本傑明格雷厄姆:他是巴菲特的啟蒙老師,著有《聰明的投資者》。
“雪茄煙蒂式投資”是“價值投資之父”——本傑明·格雷厄姆的學術精華。(核心理念是“安全邊際”,也就是尋找低PE、PB的企業)。
這個方法固然安全,但是會錯過壹些雖然PE、PB高,但成長性也高的企業。
大家對這種投資思路挑不出什麽毛病,相對的,這種投資思路也註定不會十分出彩。
大衛·斯文森作為壹個堅持有創新精神的基金管理人。
他摒棄了追求規模、明哲保身理念,拒絕“寧願循規蹈矩地失敗,也不要勇於創新地成功”。
他和他的搭檔迪安·高橋研究發現低流動性的另類資產是個機會:因為存在著的定價偏差是基金增值的至關因素。
所以他們改變了投資方向:
1.投資範圍擴大化了,增加了PE、VC的布局,海外股票的布局。
2.降低高流動性的資產,用流動性換取收益。
那麽,通過不同相關性的,不同類別的資產配置,以及將低流動性的以私募股權為主的另類資產作為主要配置資產。這樣做就足夠了嗎?
這還遠遠不夠,舉壹個真實的例子。
在1929美股股災前,假設當時1美元的股票,在1932年可能會跌到10美分。資產縮水90%,足以摧殘大部分人的信心,當時5000萬人失業,數以千計的人跳樓自殺,8000多家銀行倒閉,上億美元的資產付之東流,從此之後生產停滯,百業雕零,進入了美國和世界金融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
這樣的歷史是慘痛的。要怎麽樣去規避這種風險呢?
答案是資產再平衡機制。
二、資產再平衡機制
想要在股市中立於不敗之地說來很簡單,只要做到低買高賣就夠了。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要做到卻很難。
因為人無法預知未來,無法預知在哪壹點會漲到最高點,哪壹刻會跌到最低點。大家都貪婪的希望自己成為那個幸運兒,最終卻會跌得很慘。
針對於這種追漲殺跌的心理,大衛斯文森設計了壹個非常重要的機制——資產再平衡機制。
什麽是資產再平衡機制?
我們假設投資ABCDE構建了壹個投資組合,假設A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為30%? B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0%,經過壹段時間之後A的表現非常搶眼,B的資產表現不盡如人意。所以A占整個總資產的比例提高到了50%,B占整個總資產的比例為10%。這個時候妳就需要資產再平衡,減少A,增加B是A與B的份額使比例重新回到30%和20%。
這看起來很簡單,卻很難做到。
因為要把漲勢正好的資產賣掉去補充沒有起色的資產是任何人都不願意做的。
舉個例子:15年4月時A股漲勢正好,而我卻撤出了A股,同時告誡我的學員,A股有風險,同我壹起布局到港股和美股,不夠50萬滬港通的可以布局港股基金。當時僅僅有少部分人聽從了我的建議,大部分人都舍不得退出。
之後的壹段時間,布局到港股和美股的我每日收益僅1%~3%,而呆在A股的人則每天漲停。甚至有學生開玩笑說:馬老師妳不行了。
然後到了6月份股災,呆在A股的人全部被套牢,資金大幅縮水,我則因為布局到港股美股避免了遭受重創,也因此那個時候我有足夠的資金抄底。
當時我為學生演示逢低買入,在3800的價格買入1/4,隨後在3500,3300,3000的價格逐漸買入,此時我的資金已經用完,但市場仿佛在跟我做對,繼續跌到了2800,仿佛在嘲笑我抄底早了。
我並沒有因此感到沮喪,我確信自己做的是正確的決定,人是無法準確預知市場什麽時候最高和最低的。
3個月後,大盤從2800漲到了3400,我賺了30%。
這個例子就證明了:
1、人之所以無法做到把漲勢很好的資產拿來填補沒有起色的資產是因為我們短期內無法看到好的結果,得不到鼓勵,許多時候,我們的堅持後看到的與預期相反,信心難免受到動搖。
2、堅持正確道路的過程有時候可能十分艱難,妳會面臨各種各樣的質疑和心理壓力,但是這都是短期的。有時候,短期看起來正確的事可能長期看來會是錯誤的,而短期看起來錯誤的事長期下來卻是對的。
人永遠不可能準確的預計到市場到什麽時候是制高點什麽時候跌到最低,我們只可能估計大概的趨勢,然後在對的時間去做對的事。
這也正是資產再平衡策略所做的事。
如果妳無法確保自己總是能夠在正確的時機做到正確的決定,那麽資產再平衡策略是最好的選擇。
資產再平衡機制的本質
資產再平衡本質屬於均值回歸,是金融學的重要理念。
但同時,也是壹個樸素的規律,簡單到讓人難以置信。
如果把均值回歸畫成壹幅圖,就是這樣。
萬事萬物都有盛極而衰也有否極泰來,無論是股票價格、房產價格等社會現象、還是自然現象(壹年四季、氣溫、降水),都呈現高於或低於價值中樞(或均值)都會以很高的概率向價值中樞回歸的趨勢。
老子曾說:“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
講的也是同樣的道理。
天道就像拉弓射箭,舉高了就放低壹些,舉低了就要擡高些,始終有所慣性,壹種上漲或者下跌的趨勢不管其延續的時間多長都不能永遠持續下去,最終均值回歸的規律壹定會出現。
而人道則相反,多的會更多,少的會更少,這是因為人們的心理作用、投機作用等使得本應回歸的趨勢有了慣性。
資本市場正是天道與人道的混合體。
所以市場走勢最終還是會如天道所講的那樣,但這過程中難免會受到人道的影響,使人們不相信天道。
總結
我們總結壹下,耶魯基金會的模式:進行多元投資,註意低相關系數,大膽布局低流動性的PE為主的另類投資,主張長期投資,以及堅持資產再平衡策略。
那麽,了解了這些足夠了嗎?
並不,妳還需要堅持。人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判斷。
堅持理性思考
壹家名叫Barron’s的雜誌,2008年11月就刊登了壹篇文章,題目叫做“崩潰過程”,稱我們正處在崩潰當中。
文章的主題是說:大學都在削減預算,並且不再聘用新的教授雇員。而這壹切都是因為“耶魯模式”,或者稱之為“斯文森的模式”出現了問題。
到了2009年6月份,Barron’s雜誌再次刊登了壹篇封面文章,說現在的情況變得更糟了,“斯文森模式”太過激進,另類資產投資太多,不夠分散化,流動性不夠。
最後結論說,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多投資於股票和債券。
Barron’s是壹份金融類周刊,很多個體投資者多少會參考壹二。
斯文森沒有理會這家雜誌,堅持自己的想法最終用成績進行了回擊。但那些因雜誌觀點而改變想法的人,他們因此受到的損失則無法彌補。
媒體不總是正確的。
因為媒體靠吸引眼球賺錢,什麽有點擊量就報道什麽。要傳播大眾能看懂的,而不是小眾精英認可的,如果直播是直播百家講壇而非美女露肉,還有那麽多人看嗎?
既然是迎合大眾,就要寫大眾認可的,因為資本市場永遠是少部分人賺錢,所以大眾認同的思想在投資領域必然是要被收割的。
國內有許多人迷信媒體訊息,覺得權威的壹定是對的。
但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迷信媒體,迷信權威會給我們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那麽,怎麽做才是正確的呢?
那就是堅持理性思考,用均值回歸的客觀規律去判斷它。如果敘述符合規律,那他就很有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不符,那麽再權威也不能相信。